王弼与贵无论：魏晋玄学的璀璨明珠

在浩瀚的中国哲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其独特的思想风貌和深邃的哲学思考而著称。其中，王弼及其提出的“贵无论”无疑是这一时代最为耀眼的明珠之一。作为魏晋玄学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王弼以其卓越的才智和深邃的见解，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哲学遗产。

在公元3世纪的三国时期，一位名叫王弼的年轻哲学家悄然崛起，以其独特的哲学见解和卓越的学术成就震撼了整个时代。王弼（226年-249年），字辅嗣，山阳郡高平县人（今山东省微山县），出身于官僚世家，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和才华。他好老庄之学，通辩能言，未弱冠便已为当时的官员、文人所识，被誉为“窥探天机的少年宗师”。

王弼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早年便展现出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尤其是对《老子》和《周易》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对这两部经典著作的注解上，包括《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和《周易略例》等。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也为后世易学和道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仕途上，王弼曾任尚书郎等职，但其主要精力仍放在学术研究和哲学思考上。他与何晏、夏侯玄等玄学大家交往密切，共同倡导玄学清谈之风，对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正始十年（249年），年仅二十三岁的王弼因病去世，留下了一妻一女和无尽的遗憾。尽管生命短暂，但王弼的思想却如璀璨星辰般照亮了后世哲学的天空。

王弼最为人所称道的哲学贡献莫过于其提出的“贵无论”。这一思想不仅是对老子道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魏晋时期社会现实和思想状况的深刻反思。

王弼的“贵无论”首先体现在其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上。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无”，一切有形之物都是由“无”派生出来的。这种观点打破了汉代以来宇宙生成论的传统观念，为玄学提供了新的本体论基础。在王弼看来，“无”并非空无所有，而是一种超越具体事物的抽象存在，是万物生成和变化的根源和动力。他强调“万有群变以无为本”，认为一切现象和事物都是“无”的具体表现和作用。

王弼的“贵无论”并非简单地否定“有”的存在，而是强调“有”与“无”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有”与“无”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没有“无”就没有“有”，没有“有”也无法体现“无”。他通过注解《老子》中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等观点，阐发了“有”与“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转化过程。这种辩证观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内涵，也为后世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王弼的“贵无论”还体现在其对社会伦理规范的看法上。他认为社会伦理规范（名教）应顺应自然之道（无），而非人为强加于人的束缚。他强调“名教出于自然”，即社会伦理规范应源于人的自然本性和宇宙自然法则，而非外在的强制力量。这种观点不仅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三、贵无论的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

王弼的“贵无论”自提出以来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推动了魏晋玄学的发展和完善，也为后世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哲学上，“贵无论”开启了本体论和辩证法的新篇章；在文学上，“贵无论”促进了文学创作的自由与多元；在艺术上，“贵无论”则启发了艺术家们对自然之美的追求与表现。

同时，“贵无论”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今社会快速变迁、思想多元的背景下，“贵无论”提醒我们要尊重自然法则和人的本性需求，追求内在的真实与和谐。它鼓励我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思考力，不被外在的喧嚣和诱惑所迷惑。

王弼及其提出的“贵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思想的重要成果之一。它们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体系，也为后世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王弼以其卓越的才智和深邃的见解成为魏晋玄学的璀璨明珠，而“贵无论”则以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和深远的历史影响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继续学习和传承王弼及其“贵无论”的思想精华，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代宗师邱处机（一）：少年博学心向道

邱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栖霞市原滨都里村人。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农历正月十九日生，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农历七月九日羽化于北京长春宫之葆玄堂，终年80岁。

邱处机“最为名族，敏而强记，博学多才”（《金莲正宗记》卷四）。家财殷实，无衣食之虞，整日读书游玩。他于书无所不读，《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周易》、《诗经》、《周礼》、《春秋》、《尚书》及四书五经，都是他的必修课，《黄帝内经》等典籍也浏览不辍。

他尤喜黄老之学，对老子的《道德经》更是爱不释手，对其中的刚柔、强弱、上下、有无、升降、难易等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深谙其理。当时，他以诗咏记录下这种认识和感受：“祸福相生来，荣枯递献酬。不穷天外乐，那免世间忧”（《示众》）；“宽容无怨害，柔弱胜刚强。满口齿先落，终身舌未伤”（《示众》）；“自生还自灭，无浅亦无深。不悟身非我，难明物是心”（《修道》）；“有动缘无动，无为即有为。三光不照处，万象显明时”（《修道》）。

《南华经》、《冲虚经》、《通玄经》、《洞灵经》、《太平经》、《太平经圣君秘旨》、《抱朴子内篇》、《阴符经》、《常清静经》、《度人经》、《心印妙经》、《玉皇经》（以上著作加上《道德经》谓道教《十三经》），他皆学而时习之，逐渐了解明白了道教的一些知识。

道教教义主张中庸平和，除恶扬善，这正中邱处机的下怀。他十分欣赏“太极图案”，图上两鱼首尾相衔，天衣无逢，表现了道教极度的亲和无间精神。金元社会兵荒马乱，阶级压迫日益深重，人民群众生计艰难，穷苦百姓流离失所。对此，邱处机目不忍睹，每每愤愤不平。

吾之向道极心坚 佩服丹经自早年

作为一名一心向道的修真之士，邱处机非常渴望一个人人平等、个个行善、众人相安的社会。道教所指点的修道成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目标。于是他写下了《坚志》诗以明心志：“吾之向道极心坚，佩服丹经自早年。遁踪岩阿方十九，飘蓬地里越三千。无情不作乡中梦，有志须为物外仙。假使福轻魔障重，挨排功到必周全。”

从此，他开始了学道生涯。滨都里村北有座山叫公山，村西北有座山叫艾山。两山奇峰刺天，峰巅相连，松柏苍翠，草木葱郁，云雾缭绕。邱处机经常登山观景、舞剑、打坐，入关帝庙，坐白云宫，默念道经，默背“五戒”，抱元守一，脑无杂思，心不旁鹜。

为了磨炼意志，他将一枚铜钱从崖上丢到沟里，然后跑下沟去摸出来再跑到崖上，再从崖上丢到沟里，再摸，再丢，如此周而复始，历时不已。功到自然成，几乎到唯铜钱是视的地步，即使在黑夜里，自崖下丢进沟里，仍可轻易摸出而不费周折。其脚步所经之处，已成为深凹进去的道路，此崖便成为有名的“摸钱崖”。久而久之，邱处机对这两座山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面对风景如画的山景，满腹经伦的邱处机常常脱口而成诗词，写下了不少咏山诗篇，其诗句常道语连珠，寓意玄妙。如《公山春》：“闲遣青龙耨月华，同驱白虎种黄芽。黄芽欲发雷霆震，迸出青龙白虎牙”；《公山夏》：“阳光泼泼火云凝，海底蛟龙即上升。遍撮山头三伏暑，却教化作一团冰”；《公山秋》：“云兴霞烁映天衢，松密山高压地图。绝顶峥嵘人不到，昭昭独放月轮孤”；《公山冬》：“同云漠漠雪霏霏，凛冽寒风刮地威。吹起山中无限景，瑶花琼萼满天飞”。

《题艾山》则云：“一朵黑云寒，亭亭杳霭间。天垂沧海阔，地镇白云闲。五岳名虽隐，三神可攀。时观触石化，甘露沃尘环”；《秋日艾山》则云：“巨石危犹壮，寒松志更坚。岩花香馥馥，涧草绿绵绵。循迹潜行道，虑心不坐禅……放笔红尘外，驰名紫府边。犹惭金母诀，敢道玉皇宣。住世过三乐，安时迈七贤。韬光终反朴，应物且随缘。蝶梦惊千古，神游待百年。人人还得遇，口口自相传”。字里行间，充满对家乡山河的赞美，也散发着他“顶戴松花吃松子，松溪和月饮松风”的道家清静的仙气。

公山、艾山阳坡阴背上，花木丛丛，人们说，或许有灵芝仙草。每到春暖花开，他就登山到山坡万花丛中，不管是单叶的、双叶的，不管是多年生的、一年生的，也不管是草本的、木本的，凡是发芽开花的，他都要摘取叶或花，尝一尝，品一品，希冀那一棵是灵芝仙草。

但尝过的众多苦、甜、涩味花草中，竟没有一颗是仙草，好在无毒，于身无害。累了，他就舒心地躺在绿茸茸的厚草地上，头枕双臂，鼻闻千草万花的清香，觉得自己溶于天地大自然里，睁眼仰望变化万千的青天白云，引起好多莫名其妙的遐想：天是什么？天有多高？蓝天的最高处什么样？神仙是住蓝天深处还是住名岳仙山？虽然没有找到答案，但他的这段富有浪漫色彩的少年生活，使他对家乡的山水终生不忘。（编辑：怀霜）

》整理发布，选自文登市政协编的《中国道教名山昆嵛山》。）

王弼与贵无论：魏晋玄学的璀璨明珠

在浩瀚的中国哲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其独特的思想风貌和深邃的哲学思考而著称。其中，王弼及其提出的“贵无论”无疑是这一时代最为耀眼的明珠之一。作为魏晋玄学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王弼以其卓越的才智和深邃的见解，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哲学遗产。

在公元3世纪的三国时期，一位名叫王弼的年轻哲学家悄然崛起，以其独特的哲学见解和卓越的学术成就震撼了整个时代。王弼（226年-249年），字辅嗣，山阳郡高平县人（今山东省微山县），出身于官僚世家，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和才华。他好老庄之学，通辩能言，未弱冠便已为当时的官员、文人所识，被誉为“窥探天机的少年宗师”。

王弼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早年便展现出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尤其是对《老子》和《周易》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对这两部经典著作的注解上，包括《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和《周易略例》等。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也为后世易学和道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仕途上，王弼曾任尚书郎等职，但其主要精力仍放在学术研究和哲学思考上。他与何晏、夏侯玄等玄学大家交往密切，共同倡导玄学清谈之风，对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正始十年（249年），年仅二十三岁的王弼因病去世，留下了一妻一女和无尽的遗憾。尽管生命短暂，但王弼的思想却如璀璨星辰般照亮了后世哲学的天空。

王弼最为人所称道的哲学贡献莫过于其提出的“贵无论”。这一思想不仅是对老子道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魏晋时期社会现实和思想状况的深刻反思。

王弼的“贵无论”首先体现在其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上。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无”，一切有形之物都是由“无”派生出来的。这种观点打破了汉代以来宇宙生成论的传统观念，为玄学提供了新的本体论基础。在王弼看来，“无”并非空无所有，而是一种超越具体事物的抽象存在，是万物生成和变化的根源和动力。他强调“万有群变以无为本”，认为一切现象和事物都是“无”的具体表现和作用。

王弼的“贵无论”并非简单地否定“有”的存在，而是强调“有”与“无”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有”与“无”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没有“无”就没有“有”，没有“有”也无法体现“无”。他通过注解《老子》中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等观点，阐发了“有”与“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转化过程。这种辩证观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内涵，也为后世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王弼的“贵无论”还体现在其对社会伦理规范的看法上。他认为社会伦理规范（名教）应顺应自然之道（无），而非人为强加于人的束缚。他强调“名教出于自然”，即社会伦理规范应源于人的自然本性和宇宙自然法则，而非外在的强制力量。这种观点不仅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三、贵无论的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

王弼的“贵无论”自提出以来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推动了魏晋玄学的发展和完善，也为后世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哲学上，“贵无论”开启了本体论和辩证法的新篇章；在文学上，“贵无论”促进了文学创作的自由与多元；在艺术上，“贵无论”则启发了艺术家们对自然之美的追求与表现。

同时，“贵无论”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今社会快速变迁、思想多元的背景下，“贵无论”提醒我们要尊重自然法则和人的本性需求，追求内在的真实与和谐。它鼓励我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思考力，不被外在的喧嚣和诱惑所迷惑。

王弼及其提出的“贵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思想的重要成果之一。它们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体系，也为后世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王弼以其卓越的才智和深邃的见解成为魏晋玄学的璀璨明珠，而“贵无论”则以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和深远的历史影响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继续学习和传承王弼及其“贵无论”的思想精华，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