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对于含混事物的迷恋，把我引向了短篇小说的写作

写作日久，有时不免会揣测，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人类展开了短篇小说的写作。就是说，我们究竟是被何种目标或对象所吸引，激发和维持了写作短篇小说的内部动力？

写《威克菲尔德》的那些日子，霍桑被什么所驱使？是什么召唤了塞林格，让他写出了《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

之所以不去以《红字》猜度霍桑，是因为相较于短篇小说的写作，写作长篇小说的动机似乎更容易被描述，它们宏阔庞然，有着清晰的身躯，并且，描述起来也容易满足人类追求“确凿”的本能，换一种说法，就是它们也许更容易被说明和更容易被理解。而短篇小说的写作动机天然地具有更大的偶然性与随机感，它们难以被捕捉，捉到了，也难以被轻易地表达。就好比，当我们力图去说明“灰色”时，总是会比力图说明“红黄蓝”时感到吃力和为难。

那么，为什么不以《九故事》来整体地想象塞林格呢？那是因为，当九个短篇被他集体命名后，“意图”扩张，于是“意义”彰显。而这构成“整体”的“九分之一”，显然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它独立成章的时候，必定没有那么地“理智”，那么地富有“规划性”。打个比方，一本小说集或许可以被称之为一栋完整的建筑，而其中的一个篇章，或许只是局部中的残垣断壁。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总是会对这些更加难以被抓在手心的问题所吸引？总是会对没有清晰答案的问题产生兴趣？同样，我自己也回答不了。硬要作答，也只能差强人意地将之推卸给“天性”。嗯，或许是，我的“天性”中有着迷恋含混事物的因子，我喜欢面对“没有答案”之时的无力感。这当然是局限。当强人们十拿九稳地将世界像是捏着一块生铁似地捏在手心时，世界于我的手感，更多的时候只能是犹如掬水捧沙，它只是片刻地把握，在体味把握的同时，那种势不可挡地流逝感也一并发生。

偶然性，随机感，灰色，无力，残垣断壁，掬水捧沙，势不可挡地流逝……这一切，或许亦可被视为我对短篇小说的认知？不不不，一定不是，若这件事情能如此简单地被定义了，它就已经是一块能够被手拿把抓的生铁。

霍桑和塞林格是问不着了，有机会的话，我也许可以问问孙甘露写作《信使之函》时的动机，问问格非写作《苏醒》时的动机。我想他们一定能够听得懂我是想问什么，也一定会明白我其实并不奢望得到什么确凿的答案，因为那既是为难前辈，也是折磨自己。我们或许仅仅是展开一个迷人的谜面。这个答案是无从公开的，说狠一些，公开了，就形同“泄密”。

可有时候我们又不能彻底沉溺于秘而不宣，不解释，不说明，或者解释不了，说不清楚，那样世界也只能是坍塌的。尽管在一个小说家心里，可能在坍塌与矗立之间，他们对世界的想象更倾向于前者，但谁都明白，说到底，世界是大家的，断非只是小说家的。小说家垄断不了对于世界的想象，一目了然，是世界容纳着小说家。这里面有律令，有规矩，生铁似的。

好吧，为了矗立的世界，我试着先问问自己——就拿《丁酉故事集》为例。

这本集子收入了我在丁酉年写下的五个短篇小说。我将尽量诚实地数算写作它们时的“动机”。然而，诚如这本集子后记里的那个对话所说：“写这批作品之前，我并没有这些笃定的前瞻，如今水落石出了，或者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它们是这个样子……”，这个事后的数算，也只能是后知后觉。

这五个短篇分别发表在《收获》《人民文学》《小说界》《作家》《作品》等文学刊物上。我在给《收获》微信公号写的创作谈中，信誓旦旦地说：“无从想象”的确在今天剥夺着小说这门艺术的虚构特权——所谓现实比虚构更加富有想象力。同时我得坦白，我希望在《收获》上发表一个短篇。这事关我私人的写作计划，我想要每一年都在这本心目中圣殿一般存在的刊物上留下一次痕迹。这没什么好避讳的，也并非那么难以启齿，我甚至想过，写《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的塞林格，也同样如此企图着《纽约客》。你看，实际上，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写作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的玄奥，它的动机有时紧紧缠绕着现实。

发表在《小说界》上的《缓刑》是一篇“命题作文”，它满足了我对于写作短篇小说“游戏性”的那种认知——大家集体参与，在一个既定的规则之下，各显其能。这里面显然有“竞技”的成分，似乎格外能够兑现我对这门艺术“技术性”的强调。但这个“游戏”一点也不随意，这个“竞技”一点也不机械，它们只是作为一个前提，强制性地成为一次写作的动机，然后——小说本身开始了。

接下来轮到发表在《作品》上的《势不可挡》。首先，驱动着我的是“势不可挡”这个词。因为那段时间，谈论AI技术，谈论人工智能，本身就有一股势不可挡的架势，朋友们见面时要说，乃至文学活动的主题都要围绕着此类话题展开。“未来已来”，这个形势突然变得空前盛大，那种极具强迫性的力量既令人兴奋，又令人厌倦。那么好吧，写作的动机于是产生了，回应一下，以小说家的方式，回应一下吧！

《会游泳的溺水者》发表在《作家》。这是一份我怀有特殊情感的刊物，如果你知道了迄今我所有的“小长篇”都是刊登在这本号称“中国《纽约客》”的刊物上，你就能够理解我的心情。我得给她写小说。她当然不缺小说，但是我得给她写。如此，我们大约又能总结出一个作家写作时的“动机”——兑现情谊。同样，这也没什么可指责的。可指责的也许只是无情无义或者假以情谊粗制滥造。小说写就，无论水准如何，我可以认真地说出，写作之时，我是忠实于自己的能力的——甚至，我调动了自己曾经作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经验。

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如在水底，如在空中》的写作动机也许最富“文学性”。那段时间我去了甘肃的武威，在街上，一座筑成钱币模样的雕塑吸引了我。它叫“凉造新泉”，这也是这枚当地出土的古币的名字。是这个名字的音韵在一瞬间打动了我，加之武威街头薄凉的春风，昏黄的夕阳，当这一切集体作用在一个小说家的身心之时，那个写作的“动机”得以形成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于是，如你所见，在这个短篇里，也有一枚“凉造新泉”。

你看，数算下来，短篇小说的写作动机似乎也并非完全无从循迹与描述。而数算一番，带来的启迪则是：当我们去描述，我们就能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从而在描述里，发现那不可描述之事原来都能从现实之中找到确据。那无外乎就是荣誉感，情谊心，游戏精神，势不可挡的形势与一座横在眼前的雕塑——所谓现实比虚构更加富有想象力。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觉得写短篇小说要有短篇小说的精神。这种精神我认为一是对纯粹文学艺术的不懈追求；二是和文学商品化的顽强对抗。

经常接触一些文学刊物的编辑，他们说现在好的短篇特别少，要发稿了，总是找不到够水平的精彩作品。短篇小说是一种更接近诗性和神性的文体，它藏不得拙，遮不住丑，掺不了假，考验的是作家的真功夫。特别是目前在小说批量生产的情况下，短篇小说显得更加珍贵。短篇小说的存在，证明着小说文学性的存在。莫言也说过，现在应该是短篇小说的时代。可现在写短篇小说的却越来越少，写长篇大套的却很多，用他们的话叫“扬长避短”。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太合适，容易造成误会。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长篇和短篇各有千秋，谁都代替不了谁，好比瀑布代替不了大海，大海也代替不了瀑布。

短篇小说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它的极端虚构性。主要写的是尚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故事

短篇小说是一种独特的文体，有着独特的选材取向、独特的肌理和结构方法。长篇小说那么一大块东西，我们从上面取下一块，当成短篇小说用行不行呢？我的看法是不行，性质不同，狼皮是贴不到羊身上的。短篇小说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它的虚构性，极端虚构性。它是在现实故事结束的地方开始小说意义上的故事，是在看似无文处作文。它主要写的不是已经发生的故事，而是尚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故事，是创造的一个新世界。汪曾祺评价林斤澜的短篇小说，说“无话则长，有话则短”，就是这个意思。短篇小说在现实生活中，只取那么一点点东西，这一点点东西，我称之为光点，或短篇小说的种子。以光点照亮现实，用种子生发小说。种子是世间万物生生不息、传宗接代的东西，有了种子的传递，世界才延续下去。我喜欢种子这个词，它就给人以饱满、圆润、美好的感觉。

有可能生长成一篇短篇小说的根本性因素，这是我给种子下的定义。种子有了，小说就有了出发点和落脚点。短篇小说生长于心，用心灵的土壤培育过，心灵的雨露滋润过，心灵的阳光照耀过，才有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生长成一篇美好的小说。种子饱满，情绪就饱满。我自己对这样写出来的小说也挺喜欢，一看就想看完。我的小说不是发表了就完了，我还会看，常常看得自己眼湿。

有人说短篇小说是生命之缘，可遇而不可求。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求，只有求，不断地求，才有可能遇到它。否则就有可能失去相遇的机会。以前我在报社工作，经常去矿上走，有的朋友知道我业余时间写小说，主动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我不拒绝朋友的好意，但事情再稀奇，再古怪，里面如果没有短篇小说的种子，一切都是瞎搭。再说了，小说写的是日常烟火，家常冷暖，越是离奇的东西越构不成小说。

短篇小说的种子可能是一个细节，一种思想；也可能是一句话，一种氛围。有一段生活，曾打动过我们，让我们难以忘怀，隐隐觉得里面有短篇小说的因素，却迟迟不能动手写。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没有找到种子所在。等到有一天，我们发现了种子在哪里，会感觉豁然开朗，好了，小说可以动笔了。

没有思想参与的感情是肤浅的感情，只有思想之美和情感之美相融合，感情才是厚重的、有质量的感情

我认为小说的主要功能不是讲道理的，是讲故事的，是表达情感的，是审美的。但小说又是理性的果实，需要思想的引导和思想的提升。没有思想参与的感情是肤浅的感情，只有思想之美和情感之美相融合，感情才是厚重的、有质量的感情。

我们写小说的过程，就是处理和现实关系的过程。不管我们和现实的关系如何，我们的写作仍离不开现实生活。如同人的梦离不开人的生命，树的影子离不开站立的树木，我们的想象也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基础。现实是作家的根本处境，也是作家不可摆脱的命运。然而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也有着相当强的诱惑力和纠缠力，它们仿佛一再拦在我们面前，说写我吧，写我吧，我是很时髦的，很刺激的，很有卖点的，写了我，保你不会吃亏。如果我们稍不清醒，就有可能被缠上，掉进它们为我们设下的陷阱。

有人说，现实生活太丰富了，太精彩了，作家用不着虚构和想象，直接把现实生活拿过来就成小说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我们的创作和现实的关系是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纠缠和反纠缠、摆脱和反摆脱的关系，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我们对现实照搬不行，追赶不行，紧逼也不行。不管现实生活怎么样，照搬过来都不符合小说艺术上的要求。我们要把生活经过消化，沉淀，变成一种回忆状态，以便用心灵化、诗意化、哲理化的眼光对现实生活进行观照，使其上升到美学的层面。

方法再多也要从生活中、记忆中取得种子，然后全力加以培养，使之生长壮大起来

我们听到多种关于短篇小说的写法，有建筑法、控制法、平衡法、编织法等，比较多的一种说法是说短篇小说要用减法来写。这种说法有针对性，有一定道理。把好多情节、人物、细节等，往短篇小说的口袋里装，撑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空间，于是产生了减法说。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觉得这是一种机械的、生硬的、武断的说法，起码不是那么准确。我认为短篇小说应该用生长法来写。生长法是道法自然，也是投入自己的生命，从生活中、记忆中只取一点点种子，然后全力加以培养，使之生长壮大起来。或者说一开始只是一个细胞，在生长的过程中，细胞不断裂变，不断增多，不断组合，最后就生成了新的生命。

我比较笨，写短篇小说下的多是笨功夫。比如一篇小说写到要紧处，觉得有一个好细节才撑得起来。我甚至用字数来筹划，此处要写够一千字，或两千字，小说才会饱满，充分，然而有时遇到了困难，写不动了。这怎么办？这时我决不偷懒，决不绕着走，而是咬着牙奋力想象。想象力是我们创作的主要生产力，任何作品的创作都离不开想象力的发挥。而人的想象力通常不是一种显力，是一种潜力，需要我们像在矿井下打巷道一样奋力开拓，想象的潜力才能挖掘出来。我写短篇小说《鞋》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我坐在桌前，坚持着，劳动着，想象着，灵感突然爆发，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细节。这样坚持的效果给人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回忆起来，我的不少小说的神来之笔都是来自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摘自2017.8.30《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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