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与绩溪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四川眉山人。苏辙于宋元丰二年（1079，已未41岁）八月，因苏轼“下乱御史台狱”而坐贬监筠州盐酒税，过了五年“坐看酒垆”、“窜逐深山无友朋，往还但有两三僧”的生活。元丰七年（1084，甲子46岁）九月，改任歙州绩溪令。八年（1085，乙丑47岁）初春到绩溪。三月戊戌，遇神宗崩，哲宗即位大赦天下而获转机。五月，在绩溪因“寒热攻骸骨”而“一病五十日”；病中，次子苏适来绩探视；八月“壬戌朔十六日”，苏辙遗苏适祭灵惠公汪王而有祭文存世；丁卯（二十一日）以辙为秘书省校书郎，“蒙恩召还”。九、十月间，苏辙“道歙溪过钱塘”，“十月初八游天竺”，留有《寄龙井辩才法师三绝并序》，注明了旅次与原由；《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十 道释》留有同日作的《与辩才大师书》可证。

苏辙自编的《栾城集》卷十三《初到绩溪，视事三日，出城南，谒二祠，游石照，偶成四小诗，呈诸同官》以下到卷十四的《神宗皇帝挽词三首》凡39首诗词，当写于绩溪任上，大多与绩溪的人、事、物、景有关。离筠州前，曾有《将移绩溪令》、《将之绩溪梦中赋泊舟野步》两首诗都与出任绩溪县令有关，合为41首（据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间缩印的明活字本《栾城集》）。苏辙在绩溪期间还写有《绩溪谒城隍文》、《谒孔子庙文》、《祭灵惠汪公文》、《代歙州贺登极表》四篇文章。

苏辙初到绩溪时，因游赏了“华阳十景”之一的石照，后又曾游览了豁然亭和翠眉亭。他所写的《豁然亭》中 “碧瓦千家新过雨，青松万壑正生烟”两句，作者生动地描绘出了县城粉墙黛瓦、雨后炊烟的气象，宛若桃源仙境。《翠眉亭》诗中，“斜拥千畦铺绿水，稍分八字放遥山”句形象地勾勒了眉山环拥碧水、八字成形的特色，可谓澄江如练，青山如画。“愁霏宿雨峰峦湿，笑卷晴云草木闲”，一开始作者正为夜雨侵湿山峦发愁之际，随后当看到草木在晴云下舞动便笑逐颜开，这一愁一喜的情感刻画无不浓缩着对眼前景色的深深爱恋。这处处皆入画，举目有丹青的绩溪景色无不令诗人心旷神怡，醉心其中，不怪乎诗人直说到“南看城市北看山，每到令人意豁然。”（《豁然亭》）、“来时稻叶针锋细，去日黄花黍粒粗”（《辞灵惠庙归过新兴院书其屋壁》），苏辙春天到达绩溪，秋季调任秘书省校书郎，当即将调任时，苏辙写下了《初闻得校书郎示同官三绝》表达了临行前的感受。其中一首说到“百家小邑万重山，惭愧斯民爱长官。粳稻如云梨枣熟，暂留聊复为加餐”。这里，诗人表达了百姓对他的信任爱戴而自己却长期抱病影响政事的愧疚心情。同时，这些平素的言语字句也深深地流露着诗人对绩溪的不舍依恋之情。

元丰八年（1085）秋，其兄苏轼（字东坡）自南海归，由江西湖口前往金陵拜访王安石，顺道来绩溪探望胞弟苏辙。到绩溪后，苏轼听说翚岭之北有座庐山寺，那里林谷幽深，岩崖廻秀，便同苏辙一起前往游览。在返回的途中，到西园（今华阳镇高迁村）拜访了隐士汪覃，苏轼自叹宦途坎坷，对汪覃的归隐而不仕，产生羡慕之情，挥笔写下了《赠汪覃》这首七律。苏辙在绩溪任职时间虽然不长，但任上时，为政清廉，生活简朴，知民心，顺民意，兴修水利，修筑堤坝，为民排忧解难，惠泽甚广，深得民众敬重，评曰：“此公宰县，邑人之幸也”。遂将刘家门前的一段原由苏辙督建的堤坝改称“苏公堤”。在绩溪城西1公里处，土名叫潭石头的徽溪河东岸，古代曾为渡口，苏辙率领士大夫到渡口迎接其兄苏轼，民间为了纪念苏轼来绩，将渡口改称为 “来苏渡”。宋代市民葛彦敬造石桥纪念苏辙宰绩，苏轼来绩，命名为“来苏桥”。后人在桥东立去思亭。明代桥圮，知县郁兰命邑人葛岩等募建，又圮。清乾隆间众姓募建，葛应浩助资铺桥面，5孔，长40米，面宽4米，高4米。建国初炸鱼，损1孔，架木通行。1969年水毁桥东2孔，亭亦塌。1972年政府拨款重修，钢筋混凝土结构，西3孔仍旧。今旧桥的中拱北侧所嵌“来苏桥”楷体石刻仍存，并在桥东建“去思亭”（已圯）。来苏桥这个翚岭驿道的历史名人足迹点已成了绩溪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西门岭外，岭上到岭下原是一段长长的坡路，居高望远，岭前山丘起伏，田畔地埂纵横交错，田园庄稼层层叠叠，河塘碧波荡漾，一条卵石和石板铺就的翚岭古驿道蜿蜒于山凹田园地头，向偏北翚岭方向延伸。在岭下约一华里的古道西侧，有两麻较长的丘岭山坡，呈八字形，一座东高西低，另一座西高东低，远眺两山之隙——观及远山，岭坡视如人的双眉。相传苏辙政务之暇，游廨后山坡观双岭，弯如眉势，而生怀乡之情，命名 “翠眉”，并筑亭对之，以寄故乡峨眉之思，触景而生怀乡之情，作诗《翠眉亭》“……忽忆故乡银色界，举头千里见苍颜。”后当地官员、文人墨客随之效应推崇，将二山冠以名山，并在南山墩建亭筑路，在山麓建祠筑庙，一举成为绩溪华阳十景之“翠眉春色”景观而盛名古城内外。

苏辙去世四十多年后，绩溪人民依然怀念他，在进贤桥头，太子庙的北边建了一座规模较大的“颖滨祠”（苏辙号称颖滨老人）、苏公亭，其中有水池和桥亭建筑，明代又办“颖滨书院”（在今绩溪县医院门诊部范围内）。南宋绍兴年间，绩溪人仍念念不忘这位贤明的县令，为了纪念他，特将县治（署）中心建筑中的“秋风堂”改称为“景苏堂”，同时将苏辙留绩的诗篇，由范成大手书刻碑于堂内。可见苏辙县令在绩溪人民心中的地位。

位于杭州西湖的苏堤，南起南屏山麓，北至栖霞岭下，全长三公里，是苏轼任杭州知府时，疏浚西湖，利用挖出的葑泥构筑而成。后人为了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将之命名为“苏堤”，形成了“苏堤春晓”的景致。苏堤与绩溪的苏公堤、来苏桥尽管两地的景致不同，又相隔200余公里，但二者却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这种渊源除了来苏桥所在的翚（徽）溪河水（流入扬之河，经新安江、钱塘江到杭州）是西湖源头之一的缘故外，更重要的是，苏堤与来苏桥都记载着苏氏两兄弟深厚情谊，滔滔不绝的徽溪水融入西湖，终日与苏堤相拥，书写着兄弟情缘的千古绝唱。如今，绩溪徽溪河两岸的来苏北路、来苏南路和与来苏桥毗邻的来苏社区更是体现了绩溪人民对苏氏兄弟的深情厚谊。

宋嘉泰年间（1201-1204），苏辙四世孙苏琳又任绩溪县令。

苏轼与苏辙，两兄弟，心相知，一生相伴~

苏轼与苏辙既为兄弟，亦是知己，两人一生相伴、诗文酬唱、患难与共。

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出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比苏轼小三岁。苏轼苏辙兄弟相知相勉的一生，堪称中国文化史的传世佳话。

在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史上，虽有不少富有才华的兄弟或者父子，如“三张”，即西晋诗人张载、张协、张亢兄弟，再如“二陆”，即西晋陆机、陆云兄弟，再如“三曹”，即魏晋建安时期著名诗人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等。

但如苏轼兄弟一般，一同为当世的大文学家，一同在政坛上大放光彩，一同经历宦海沉浮，彼此志趣相投，又都视对方为知己的兄弟，实是绝无仅有。这种可贵而难得的手足之情，为苏轼兄弟的人生增添了无限的精彩。

苏轼苏辙之间的深情厚谊，是在从小一起读书、一同成长的过程中培养而来的。苏辙在《祭亡兄端明文》中写道：“手足之爱，平生一人。幼而无师，受业先君。兄敏我愚，赖以有闻。寒暑相从，逮壮而分。”他们俩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日日在一起刻苦攻读；学成之后又跟随父亲出川，一起考进士、应制举，双双得中同榜进士、同榜制举，一直到入仕之后才不得不分开，开始了聚少离多的生活。

他们不仅是兄弟，也是同窗知己，在同一个文化层次上成长。在苏辙眼中，苏轼的身份是兄长更兼师长，“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对兄长的依恋信任之情溢于言表。苏轼也把懂事持重的弟弟当作挚友看待：“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更是贤友生。”(《初别子由》)

苏轼兄弟在文坛上享有崇高的地位，黄庭坚对他们有“二苏上连璧，三孔立分鼎”的赞誉。苏轼的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词之豪放一派。而苏辙沉稳执着，老成持重，文章虽“雄杰之气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淡泊，道逸疏宕”(茅坤《苏文定公文钞引》)，亦是自成一家。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秋，苏氏兄弟服完母丧，由苏洵带领从四川移居京城。一路上山川之秀、人文之美令父子三人“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苏轼《南行集前叙》)，作诗百余篇，后结为《南行集》。其中，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有大量的同题诗作，显露出二人杰出的诗歌才华，也显示出兄弟二人的不同才性。例如，经过岷江边的村落“牛口”时，苏轼兄弟二人都以《夜泊牛口》为题作诗。苏轼诗云：

黄昏时分，夕阳西下，长江岸边有座小小的牛口村，村民们三三两两地靠在柳树旁。樵夫在笑嘻嘻地向客人们兜售着柴禾。这里的村民虽然无酒无肉，破壁败屋，却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天伦之乐。

在苏轼的笔下，乡村虽然潦倒贫穷，却呈现出陶渊明诗中特有的清贫恬静的田园生活氛围。在诗歌的结尾，苏轼表达出留恋乡野生活的愿望。苏辙的则是：

同样的村落，同样的人物，在苏辙笔下却显得萧瑟荒凉、穷愁凄苦。与苏轼的诗相比较，苏辙的诗更注重细节的写实，更具有一种质朴厚重的生活气息。它没有苏轼诗歌那种安贫乐道的氛围，却充满了对民生疾苦的关爱与悲悯。

苏洵曾撰写的《名二子说》就从取名的角度，比较了苏轼苏辙二人在性格上的差异。他指出，苏轼的缺点是“不外饰”，这样的性格必然使他一生遭遇波折磨难；而苏辙则“善处乎祸福之间”，这样的性格常能让他免于灾祸。父亲的评价恰是苏轼兄弟一生命运的准确注脚。苏轼和苏辙兄弟俩都非常欣赏对方的才华，他们互相的评价往往最为中肯。

苏辙非常敬重自己这位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哥哥。苏辙在为兄长所作的墓志铭中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在祭祀嫂夫人的文章中也说：“辙幼学于兄，师友实兼。志气虽同，以不逮惭。”(《祭亡嫂王氏文》)他认为苏轼不仅是自己的兄长，更是自己的老师，自己的诗文成绩不如兄长。

苏轼则认为兄弟二人各有所长，弟弟苏辙也有胜出自己的地方。在给朋友的信中，苏轼写道：“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苏轼认为苏辙的文章胜过自己，但世人并不了解这一点，这是因为苏辙为人低调，所以他的文章风格也很低调。其实他的文章一唱三叹，汪洋淡白，很有秀杰之气。事实也的确如此，苏辙擅长各种文体，尤以策论最为出色，其文纵横捭阖，雄辩宏博，说理透辟，感染力极强。苏辙的记游之文清新明快，刻画入微，也有很高的成就。

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虽然彼此欣赏，但从不互相吹捧，反而常给对方提意见。苏辙屡屡指出兄长口无遮拦，容易招致祸患。对苏辙的缺点，苏轼也会毫不客气地指出，他认为苏辙为人处世的大节毫无问题，但有时候不大注意细节，而这往往却会坏了大事。要注重小节，避免影响大局，这恐怕是苏轼遭逢文字之祸后忧惧心理的反映，是他从自身经历得来的经验教训，以此来劝戒弟弟，自然是十分恳切的。

唐宋八大家都有哪几位诗人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散文八大家，是唐朝韩愈、柳宗元和北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洵、苏辙、曾巩八位著名散文家的合称。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唐宋八大家都有哪几位诗人，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1、韩愈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

2、柳宗元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祖籍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

3、苏轼，号“东坡居士”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四川眉山人，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词人、诗人，豪放派代表人物。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4、苏洵，四川眉山人。年五十八岁。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乃悉焚所写文章，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祐间，与二子轼、辙同至京师。

5、苏辙，嘉祐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

6、欧阳修，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六一即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醉翁一人)，吉州永丰人，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

7、王安石，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8、曾巩，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汉族，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

曾致尧之孙，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进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

那么，这八位政治家的官职如何，谁的官职最大呢?下面就来说说这个话题。(以下按出生年龄排序)

一、首先是韩愈，他的辈分最大，同时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但是，他的官职不是八大家中最高的。韩愈官至礼部侍郎，死后被追赠礼部尚书，并从祀孔庙。翻译过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前官至外交部副部长加教育部副部长，死后追赠部长职位。

二、然后是柳宗元，他官至礼部员外郎，经过一系列革新失败，最终被贬至柳州刺史。翻译过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外交部教育部副司长，政治派系斗争失败后，被贬到地方当地级市的市长。

三、接着是欧阳修，他是唐宋八大家中，宋朝辈分最大的。他为官四十多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退休时得到太子少师(东宫三孤，荣誉头衔第三等)的头衔，死后追赠太尉、太师头衔(三公，荣誉头衔第一等第一位)、楚国公，总之就是，欧阳修是很大的干部。翻译过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欧阳修最终官至军委副主席，退休后官至极品。

四、第四个是苏洵，他是苏轼、苏辙的父亲，但是他的官职较小，仅任秘书省校书郎，但其时论文章朝野皆拜读。翻译过来，就是苏洵靠写针砭时弊的论文，最终当上了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一职。

五、第五个是曾巩，他的名气相对来说最小，曾经担任过太平州司法参军，后外放越州通判，再后来以史学才能被委任史官修撰。翻译过来说就是，曾巩担任过地级市检察长，后被贬为副市长，最后因史学才能被皇帝委任为负责掌修国史，掌修实录、记载皇帝言行的秘书官。

六、第六个是王安石，他是最厉害的一位。王安石官拜宰相，封荆国公，深得宋神宗的器重，是实实在在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的大干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务院总理，国家改革办主任。另外还有一点，王安石死后，被宋徽宗追封为舒王，这是唐宋八大家中绝无仅有的一例。

第七个是苏轼，他的名气最大，但是一生仕途坎坷，辗转各地任知州，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正二品)，知礼部贡举。翻译过来就是苏轼早年受排挤，辗转各地级市任市长，派系斗争胜利后，任主席的私人秘书，中央办公厅主任。

第八个是苏辙，他是苏轼的弟弟，苏洵的小儿子。他官至尚书右丞，相当于现在的代理国务院副总理。

由此可知，生前担任官职、官品、爵位最高的都是王安石(宰相、从一品、公爵)，死后被赠官爵最高的也是他(一字王)，但他的王爵很快被剥夺(宋钦宗取消)。因此若是以盖棺论定的时头衔，最高的并不是王安石(公爵加太傅)，而是欧阳修(公爵加太师)。但是论实权大小，王安石排第一。毕竟他改革的那几年，除了宋神宗，就属他说话最有分量。

生前担任官职最低的是苏洵，先后担任过的几个实际职位都不高，都是从九品，也即宋代前中期九品十八级官品中最低的一品，再低就流外了。并且他能列入唐宋八大家，有一点沾儿子苏轼光的嫌疑。明朝将他和苏洵列入八大家之列，主要还是为了抬高苏轼一门的地位。

说到这里额外插几句。宋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的科举考试中，有三位唐宋八大家都是在这一年金榜题名，踏上仕途。上榜的三人分别是：苏轼、苏辙兄弟和曾巩。并且同为八大家的欧阳修是主考，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洵也跟过去凑了热闹。也就是说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宋朝人，除了王安石外，其余五个都直接或间接的参加了这一年的科举考试。

不过，苏轼、苏辙、曾巩三位大文豪的名次都不理想。那一年的三甲是：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其中状元章衡的名气最大，榜眼窦卞一般般，探花罗恺几乎是默默无闻。跟二苏一曾完全没法比。

此外，曾巩的弟弟曾布与哥哥曾巩同年高中进士，成为当年继苏氏兄弟后，第二对儿上榜的兄弟;理学大家程颐和程颢兄弟也是这一年上榜。如果加上张载、王韶、章惇、郑雍、梁焘等人。这一年的科举，可谓是星光灿烂，仅宰辅一级就出了九位。其中，章淳在科举之后就显示出了他脾气很大的性格特点。那一年科举，章淳因为科举名次不如其族侄章衡(状元)，耻于在章衡之下，便拒不受敕，扔掉敕诰回了老家。

备注：张载的名气不大，但是他有句人生格言名气非常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章淳则是以改革派身份和反对宋徽宗继位而闻名。章淳曾经评价宋徽宗“端王轻佻，不可以君临天下”。也是个巨牛，很有傲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