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精神
9月18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宗教研究眼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楼宇烈先生作客北大光华EMBA通识课，为光华数百位EMBA学员带来了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学术盛宴。
传统文化近些年来屡受追捧，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国家领导人也对振兴传统文化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在短短的两个小时中，楼先生从中西比较、以古鉴今等角度，在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与继承发扬等方面，提出了独到而精辟的看法，使在场学员受益匪浅。
课程开始，楼先生便指出，不同于西方中世纪时基督宗教一统天下、排斥异端，中国文化最大特点便是包容与多元。其核心文化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由儒、释、道三家共同构成。长期以来，各种文化都能在中国社会发展、互补，相辅相成，形成独具魅力的“和”文化。
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楼先生认为每种文化有其精华，也必将有其糟粕。对待传统要学会“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在糟粕中总结教训。在此，楼教授指出，西周王朝正是通过反省夏、商两朝的兴亡得失，确立了“人本主义”这一中国文化的基础。
在课程的核心部分，楼教授对“人本主义”精神进行了详细解说。“人本主义就是重视人，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首先，中国文化否定神的权威，认为“天地自生”，而非神创，强调“天意即民意”。与西方宗教中尊崇神意不同，中国宗教崇拜“天地君亲师”，强调以人为中心。第二，中国的人本主义反对人被物欲役使，强调人的德行第一。“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人要做物的主人，不能做物的奴隶。
此外，中国的人本主义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很多心中，西方文化重视人，中华文化不重视人。其实人本主义是中国的土特产，西方的人本主义也是中国传过去的。”中国的人本主义传入西方后，西方哲人用它来反对中世纪神学，催生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二战后，其反对物欲的内涵又被西方推崇，衍生出了“新人本主义”。
接着，楼先生解释了“天人合一”这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天人合一，即是天人合德”。中国有着“以史为鉴，以天为则”的文化传统，强调尊重自然，向天地学习。“人类中心主义”、“科技主义”等“统治自然”的观点是人本主义在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下异化的结果，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则可以有效避免这些问题。
在课程的最后阶段，楼教授提出了复兴传统文化在受到热捧的情况下，依然面临的两大问题：第一是当代社会将“礼教”与“法治”对立起来，忽视了作为“自然法”、“习惯法”的礼教让人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内涵。第二便是现代社会“严重标准化的思维方式”，违背了传统文化顺其自然的精髓。楼教授表示，认识传统、恢复传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希望中国能够克服两大问题，实现中华优良传统的复兴。
在整个授课过程中，楼教授儒雅大气的大师风范、偏僻入里的讲解、浩瀚渊博的学识给在场学员带来了极大震撼。在北大光华EMBA通识课中，商界精英得以在与大师的对话中传承文化精神，在综合素养的提升中决胜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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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四川省情网
作者：张洪兴《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31日 11版）
说起人本主义，学者们往往以西方来立论。他们从古希腊哲学谈起，探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关联，重点阐释自启蒙运动以来如卢梭、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叔本华等学者的人本主义观点，仿佛人本主义是西方学人、西方文化的专属品。人本主义是西方哲学、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吗？在笔者看来，人本主义并非是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而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在此方面，陈鼓应、楼宇烈、牟钟鉴等先生已有论及，如陈鼓应先生在访谈中说到西方哲学时说“西方哲学侧重于神本，神是唯一的、唯我独尊的，是带有独断性的西方性的自我”，并立足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指出了中国人本主义的渊源：“西方文化的根底是神本思想，中国文化则从殷周祖先崇拜的信仰中渐渐走向人本主义，是对人群的关怀。先秦诸子的著述中，弥漫着浓郁的人文思想和情怀。”楼宇烈也在《人本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一文中告诫说：“我们一定要知道，人本主义不是从西方来的，是我们中国的土产，而且是这样一种原汁原味的土产。”
从历史上看，西周建立后，周公旦制礼作乐，确立了以“亲亲”“尊尊”为核心观念的宗法制社会；并且，周人认识到天命靡常，唯德是辅，故敬德明德，从殷商时期“帝”“上帝”的观念，转变为“天”“天命”的观念，实现了从“有命在天”向“以德配天”的转变，阻断了中国文化从自然宗教向一神教发展的路径，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倡导仁义礼智，道家鼓吹道德，墨家宣扬兼爱非攻，法家主张法术势，并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鹖冠子·博选》）的观念，在人世、人生、人性、人情等多个层面圆融互补，从而形成了儒、道、法相互支撑的中国古代人本主义架构。本文中所谓新人本主义，即是在传统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固本培元，融入现代质素，建构起符合时代特点的新人本主义体系（当代西方亦有所谓新人本主义，但已完全背离了西方古典人本主义，表现出非理性化、非理想化等特征）。我们这里只谈四个方面的问题。
坚定文化自信。晚清以降，志士仁人为救国图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掀起了狂飙式的改革。在文化领域，由于受到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思想家、欧美来华传教士乃至于日本学者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也从根本上批判、否定中国文化，形成了文化批判的潮流。从客观上看，文化批判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思潮极大地助长了某些国人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简直一无是处。其实，一个民族的文化既不能“移植”，也不能凭空臆造出来，只有继承传统才能有所创新。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自有其历史的合法性与存在的合理性，自有其伟大辉煌的一面，可以说，中国历史文化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当下，我们应坚持文化自信，一方面从正面弘扬传统文化，相信中国文化能够解决中国人自身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坚持文化批判的底线思维，在对文化中落后的、愚昧的内容进行批判时，不能“一棒子”打死，从整体上彻底否定。
涵养家国情怀。从西周开始，宗法制社会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孟子·离娄上》中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即是中国人所谓“天下国家”之内涵。在此观念影响下，中国人重家国情怀，这与张扬个性、重个体精神的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需要指出的是，百余年来，在西风东渐影响下，某些国人受西方文化影响，历史虚无主义流行，家国情怀淡漠，甚至成为“香蕉人”。另外，我们还要警惕“己本”主义。根据牟钟鉴先生的说法，“当代西方人本主义以无神论激烈反对宗教神学，但它崇拜最高唯一真理上帝的思维方式没有变，只是在把‘神本’变成‘人本’的同时，又把‘人本’变成‘己本’，自我成了新的‘上帝’”（《中华文化是人本主义，西方文化是神本主义》），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以小团体、小宗派利益为中心，进行抗争与斗争，往往撕裂社会、异化人心。家国情怀需要长时间潜移默化的涵养，这是中国人本主义文化的优势，需要发扬而广大之。
建设道德生态。一个人由于出身背景、天赋秉性、教育程度、宗教观念、经济状况乃至于社会地位的不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种类繁多、姿态各异的道德观念。这就如同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一样，也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道德生态系统。中国古代道德生态以儒、道、法（法家侧重于实践层面，兹不论）为根基，三足鼎立。儒家之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从正面响应人性中的正能量；而道家则从无、静、虚三个方面消解人性中的负能量，儒道互补，体现了不同层面的生命追求。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一直把“和而不同”作为最高原则，儒家、道家思想虽相互攻讦，但实际上处于一种互补的、动态的平衡状态，从而培养了中国人的艺术情怀与生命情结，从整体上形成了较为良性的道德生态系统。但是，百余年来，中国传统道德生态系统受到了侵蚀与破坏，亟须修复，以期重新焕发生机。一方面，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加强道德的养护与培育；另一方面，当下的道德生态也需要融入新的“血液”，诸如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核心价值观念，也需要不断强化并得到切实有效地施行，不断完善道德生态系统。
关注精神世界。人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就意味着，人有物理空间、物质空间以安放身体，有精神空间、心灵空间以安顿灵魂——形成人的心灵栖息地。而二者之间是一个矛盾体，既可以共生共荣，相辅相成，也可以彼此疏离，互相伤害。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以儒家、道家为支点，儒家做人生的“加法”，道家做人生的“减法”，共同作用于人性与人心。尤其是孟子和庄子，受战国时代风云激荡，前者倡导浩然之气，后者鼓吹齐物逍遥（适性逍遥），极大地张扬了中国人的心灵境界。而百余年来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对西方文化的“拿来”，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人的心灵栖息地。显而易见，当下人们正欣欣然享受着物质文明的成果，发达的通信、便利的交通、吸人眼球的娱乐、令人透爽的消费、一日千里的科技进步，人们的生活笼罩着耀眼的光环。但在发达的物质文明背后，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诚信缺失、精神颓废等，正困扰、侵蚀着人们的心灵，有些人甚至成了“空心人”。人的心灵空间、精神世界是需要支点的，精神也需要“温养”，一个民族的文化亦然，而此方面很难或者说无法短时间建构起来，只能且必须向文化血脉中寻求帮助，而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累积”足以支撑起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总之，中国自西周以来奠定的人本主义传统，是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而当下正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紧要关口，新人本主义的建构或许是实现文化自信、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推手。中国这大半年来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和歼灭战，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人本主义的特征，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观念的融入，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新人本主义的基本内涵。
（作者：张洪兴，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