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巴金《随想录》的特点

2023-01-26 12:04:48

摘要：新时期，巴金有三个字非常闪光——“说真话”，《随想录》是巴金新时期的代表作，堪称是一部讲真话的大书，被誉为“五四以来，继鲁迅的杂文之后，我国最伟大的现代散文，是我国现代散文史上出现的第二高峰”，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随想录》作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散文珍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 关键字：随想录；巴金；特点；散文 巴金的《随想录》是在用真实的话语来表达燃烧在他心灵的深情，“真”“情”“美”就是这部著作的特点。 真实是散文的生命，这是人尽皆知的，巴金的《随想录》自然也不例外。读过《随想录》就会明显感受到“真人真事，真情实感，真知灼见”乃此巨著的生命之所在。《随想录》正是巴金用全部的，真实的，坎坷的人生境遇来倾吐的作品。坚持用真实现身说法，充满真情的流露，奉行着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巴金的《随想录》之所以被推崇为“当代散文的巅峰”，就是因为他的每篇散文里，句句都是情感真挚的真心话。 《随想录》中提到的都是真人真事。巴金是从十年浩劫这场噩梦的折磨后重新站起来的老者，噩梦中充斥着谎话、空话、浮夸，没有个人真正的思想，也不许有个人真正的思想。所以从恶梦中惊醒后，这位老者认为自己应该义无反顾地“讲真话”。他在《随想录》中说，他在十年浩劫中承认过“_”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甚至在批斗会中也说过“打倒巴金”的话，也说过一些无辜者的坏话，因此他时常提到“欠债”“还债”等诸如此类的话，如今他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正是这位老者的心声。老舍的惨死，妻子的含冤离世；为保全自己把小狗包弟送上解剖桌等等事件的陈述是老人在无力地呐喊——““”博物馆是用多少受难者的血与泪建起来的”。[1]在《文学的作用》中，巴金说：“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这就提示我们要正确认识文学的作用——塑造灵魂，塑造的过程要讲究方法。一句“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就指出了创作需要深入生活寻求发现创作题材，这是一个合格作家创作优秀作品的前提。 《随想录》中有很醒目的三篇随想《小端端》《再说端端》《三说端端》。端端是巴金老人的外孙女，三篇文章从上小学的端端谈到上中学的端端，可见巴老对外孙女是多么疼爱。这三篇谈了一个核心的问题——教育。巴金认为外孙女学业负担重，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不可取，家长的启发辅导对孩子非常重要，而不是一味地批评责怪，学生应该在自己的大好时光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多玩玩，张扬个性，而不是一味地死读书。这种教育理念到今天也是很先进的。 以情感人是巴金《随想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对故友或亲人的怀念是《随想录》的一个重要主题，早已过古稀之年的巴金就自己的记忆所及，对师长、朋友和亲人进行追述或怀念，朴素平淡的字里行间流动的是真挚的感情，散文《怀念萧珊》当属最佳之作。刘锡庆曾经评论：“巴金的‘怀人’楚楚动人，特别是《怀念萧珊》，正气磅礴，情如泉涌，全然是用血和泪流成的‘圣文’。不仅祭奠了亡妻，同时也祭奠了所有在浩劫中殇逝的英魂。”巴金用渗着血和泪的文字深情哀悼含恨死去的妻子。萧珊的善良美丽和她在“”中遭受到的非人折磨，留给人们深长的思考。在《怀念老舍同志》《怀念鲁迅先生》等怀念性散文中，在《把心交给读者》《说真话》《愿化泥土》等议论性散文中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强烈的感情。张丽君有过这样的评论：“这些情，有的是怀念曾经与他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发妻的，有的是纪念文坛挚友和前辈的，而更多的是抒发了他对祖国和人民深沉的爱，对正义和真理的爱。这种爱正是强烈感情的源泉。”巴金说过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而这种发泄和倾吐的情与爱让读者常常感受到一种高尚人格力量的震撼。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中有“缀文者情动而辞发”之说，美国的苏珊?朗格也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巴金对真挚情感的追求与倾注恰好印证了这些观点。 巴金《随想录》强调了人的独立思考精神。在《随想录》中巴金意识到，在““””中自己是“奴在心者”的精神奴隶，认为这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最大悲痛。在《真话集?十年一梦》中引用林琴南翻译的《十字军英雄记》中的一句话“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后巴金认识到没有思想没有自我是多么可怕。如果他所说的“奴在心者”所危害的只是自己，还不至于真切而透彻的话，那么他对自己在““””对其他人所造成的伤害的自省与剖析则是他对自己毫无掩饰的解剖。 “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唯有包含了反思与责任意识，才能真正撞击读者的心灵，激起读者的共鸣。才能用文学之光照亮人类思想的前行之路，反思与责任也是未来作家们必须牢记的准则。”[2]三、美的洋溢《随想录》更是一部很美的散文集。美在清新、朴素、含蓄、抒情的文笔，美在个性张扬的思想与创作方式。读巴金的作品，如同在倾听作者说梦论事，娓娓道来，文词简洁，寓意丰富。《随想录》的语言无需华丽辞藻的铺排渲染，重在朴素的审美意识。普通的话语，平实地叙写，亲切流畅的韵味，于朴素中脱出优美，乃是更高境界。 一个“随”字，既是巴金平和近人的处世风格，亦是散文的特点的体现。从题材看，可谓信手拈来，150篇随想包含各种题材，针砭时弊、讴歌怀念……一个“随”字更是巴金情绪的透视表，那笑、那喜、那忧、那哭、那人、那事、那景……这些文字只是记录巴金随时随地的感想，是巴金个性的张扬，既无系统也不高明，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无技巧——艺术的最高境界。 此真、情、美乃巴金《随想录》的特点，巴金将这三位一体倾注于他的这部作品，成就了他在散文、在当代文学上的地位。 [1]巴金.随想录合订本新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415[2]张贤亮.2009年艺术人生栏目“影响中国”讲话.2009-9-30.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巴金是一位勇于讲真话、有良心的作家。他在晚年撰写的《随想录》是其创作生涯中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我收集的各个时期《随想录》版本中，尤为珍贵的是珍藏了整整40年的《随想录》第一集的“特别版本”。之所以说这本《随想录》“特别”， 是因为它不仅是《随想录》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种版本，而且是一本不公开发行的出版物，是由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以《文教资料简报》形式编印的，其封面如今看起来很是粗陋。那么我是如何得到这本《随想录》的呢？

还在孩提时，我就从长辈的口中知道了巴金这个名字。上小学后，我陆续开始阅读巴金的《家》《春》《秋》《寒夜》《憩园》等作品。虽然在阅读这些小说时，对作品的深刻主题并不是很理解。但是，小说中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却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1976年4月我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崇明农场，我冒着风险将已经被打为“毒草”的巴金作品悄悄放入行李中。在农场的日子里，巴金的小说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漫漫长夜。1977年5月25日，喜欢读报的我在连队的阅报栏读到巴金发表于《文汇报》的长达五千字的散文《一封信》，简直不敢相信，历经“文革”的磨难，巴金竟然还活着。这以后，巴金的文章及有关他的消息引起我的关注。1978年年底，得知已经74岁高龄的巴金用“讲真话”之笔开始创作“随想录”专栏文章，我产生了强烈的阅读欲望。可是这些专刊文章刊载于香港《大公报》，内地读者无法看到。1980年1月的一天，我偶然得知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在征得巴金同意后，以《文教资料简报》丛书之三的形式编印了《随想录》第一集内部发行，读者可以邮购。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立即花了0.35元工本费加上0.05元外埠邮寄费，邮购了这本《随想录》。

收到这一“特别版本”的《随想录》第一集，我如获至宝，一口气就读完了书中的30篇文章。那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的对人生的反思和自我忏悔的文字，至今依然激荡着我的心灵。

晚年的巴金长期患病住院，为了满足广大读者更深入地走近他们所热爱的巴金，从2003年开始，我和长期在巴金身边工作的上海市作家协会陆正伟先生紧密合作，在《东方剑》杂志开辟“世纪巴金”栏目，系统介绍了巴金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作为这一栏目的责任编辑，我在阅读和编发稿件的同时，自己的心灵不断得到升华。后来陆正伟先生在赠给我的徐开垒著《巴金传》的扉页上题写道：“我与刘翔对热爱的巴老情结所系，感谢刘翔为我在《东方剑》开辟‘世纪巴金’栏目所付出的辛劳。”

我对陆正伟先生说，其实我们真正应该感谢的是巴金先生，是他的文字滋润了我们的心田、唤起了我们的良知。现在想来，在当时的形势下，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为满足读者迫切想阅读巴金《随想录》的需求，做了一件大好事。虽然后来又购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套五集《随想录》单行本，以及《巴金随想录手稿本》等多种《随想录》版本，但这一“特别”的《随想录》第一集，无疑是我收藏的《随想录》诸多版本中最有价值的一种。

胡景敏：《随想录》的经典化

《随想录》第1集于1979年12月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结集出版，在海外产生热烈反响，伴随内地报刊的不断转载和单行本的刊行，巴金随想在内地的影响也逐渐辐射开来。1986年8月，《随想录》五卷终稿，各种版本的《随想录》大量发行，其影响范围更趋扩大，受到读书界普遍关注。自此，《随想录》走上了一个文学文本的经典化之路。

《随想录》的经典化叙述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巴金的自我叙述；二是公众的期待性叙述；三是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叙述。所谓自我叙述既存在于《随想录》文本之中也见于后来作者的追忆文字，并非指巴金要把《随想录》自我经典化，而是指他为后来的经典化提供了一个作者视角一个其他叙述的基础。公众的期待性叙述属于通俗话语层面，这一层面以公众话题的形式出现，表现出一般读者希望由《随想录》代言心声的心理期待。第三层次则属于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在评论和文学史著述中对文本做学理提升，其关注点在文本所展示的知识分子精神史及其意义和文本的审美特征，该层次叙述由于时潮所关现出日益细密的迹象。

1986年12月，巴金在致潘季坰信中说：“《随想录》突然受人注意，这倒出乎我的意外。本来我估计，过五六年它才有可能走运，没有料到这样快就开始发生作用。”《随想录》并非如作者所言是“突然受人注意”，其实，早在《随想录》第1集出版不久，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拜访巴金时说：“您的《随想录》在香港出版以后，海外读者反响热烈极了。”聂华苓此言或许有礼貌的成分，但不可能是无根之谈。1980年初开始，《开卷》《八方文艺丛刊》《明报》《三联通讯》《百姓》《广角镜》等香港报刊对《随想录》第1集的出版给予了热情关注，组织“专号”、访谈，并展开了对巴金随想的讨论。

《随想录》在内地真正进入普通读者层是在五卷完成之后，单行本、合订本及选本的大量刊行使之广为人知，而单篇作品进入各种散文选本也在扩大其影响。2006年12月9日在杭州召开“巴金先生精神遗产探讨暨《随想录》出版二十周年座谈会”，李存光说：“《随想录》版本之多，印数之大，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绝无仅有。”“它创造了当代文学出版史上的奇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潘凯雄介绍，该社出版的《随想录》单行本最初十年间(1986－1996)平均印数超过13万册，最高的《真话集》累计印数达到15.3万册；其后出版的各种合订本共发行2.3万册；2006年5月推出的配图版单行本仅半年就发行了1.5万册。据作家出版社编辑应红介绍，该社2005年10月出版的《随想录》(五卷合订)在两个月内销售10万册，目前已达13万册。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尚不包括三联书店在香港和内地印行的单行本、合订本和《讲真话的书》几次增补再版的印数。因此，要想准确统计《随想录》的印数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对于单行本、合订本的情况，我们或许可以有一个粗略的估计，但是，对于《随想录》中的篇章借各种选本流传的情况，也就是到底有哪些随想被收入哪些选本的情况，却连一个粗略的估计也难获得。确实，《随想录》“创造了当代文学出版史上的奇迹”，其文本凭借不可确数的出版物得以流传，其思想通过阅读得以广播于无数读者中间，影响之广、之大同样至于难以估量的程度，为其他文本所难以企及。

对《随想录》的评介、研究始于第1集问世的1980年。1986年，《随想录》最终按作者计划完稿，《文艺报》《文学报》《文汇报》等媒体都给予了报道，甚至《人民日报》也摘要刊载了《文艺报》《巴金〈随想录〉五卷全部完稿》的消息，各类报刊发表大量评介、随感类文章。此外，《文艺报》《文汇报》《文汇月刊》还专门组织作家、学者座谈或笔谈《随想录》。李存光总结这一阶段研究时说：“这期间发表的各类介绍和评述文章，虽鲜有深入的研究，但……亦提出了不少深刻而有胆识的见解。”此后，“对《随想录》的评论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陆续出现了一些颇具深度的论文。”如果把1986年作为深入研究《随想录》的起点，那么，到现在已整整25年了。此外，《随想录》和其中的部分文本进入文学史论述，并由此走向文学课堂，有时又被作为学校、社会等各种考试的命题内容，这些都使《随想录》的影响向纵深扩展。

《随想录》虽然在出版、发行、评介的综合推动下最大限度地走近了读者，但其实际上被有效阅读的程度仍不能估计过高。有效阅读意味着在阅读之后能够对文本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情感或理智的认知，从而使文本的意义得到释放。对任何文本而言，意义的全部释放都是不现实的，《随想录》已经足够幸运。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文艺报》2011年11月16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