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历史小故事要一些有典故的,不要太长,不要文言文的.

三国演义的历史小故事要一些有典故的,不要太长,不要文言文的._作业帮

要一些有典故的,不要太长,不要文言文的.

桃园三结义（刘备 关羽 张飞）怒鞭督邮（张飞 督邮）温酒斩华雄（关羽 华雄）三英战吕布（刘备 关羽 张飞 吕布）连环计（王允 貂蝉 董卓 吕布）三让徐州（陶谦 刘备）淯水之战（曹操 典韦 张绣 胡车儿 曹安民 曹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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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退想听三国轶事的学生，他带学生读史料还原“历史罗生门”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仇鹿鸣在课堂上 本文图片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

“曹操究竟是英雄还是奸雄？讲三国，好像难免讨论这个问题，”讲台之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仇鹿鸣说：“我想提醒大家，我们这堂课不做人物评价，而是要通过分析史料，理解曹操不同的形象从何而来”。

“我不太想做‘演讲式’的课堂。”课上，他既不讲故事，也不抖“包袱”，还会果断劝退期待在课上听到三国轶事的同学，因为三国的故事经过《三国演义》的演绎早已家喻户晓，但文学与史实迥然有别，所以这门课上要做的就是“真正进入文本、精读史料”。

对当代年轻人而言，阅读史书绝非轻松事。“教学的本质不是愉悦学生，让大家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一点压力和‘痛苦’，这也是我和脱口秀演员的根本区别。谈到现在网上流传很多二手、三手、甚至N手的快餐式阅读材料，仇鹿鸣有些哭笑不得，“类似《极简中国史》这类通俗读物，已经不太适合大学生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阅读，更何况时下‘几分钟读完一本书’帖子、分享、视频等。”

课程设计上，他以陈寿的《三国志》为基础，辅以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的注释，通过比较不同记载的源流与可信度，带领学生打开三国史的大门。课堂上他既对文言文本身进行解释与疏通，还会信手拈来各种史料例证，分析当时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听者一不留神就会错失不少“干货”。

比如讲到“吕伯奢之死”时，仇鹿鸣根据裴注引录王沈《魏书》《魏晋世语》和孙盛《杂记》中的不同记载，还原了一个“罗生门”式的故事，并介绍几种史料的作者及撰述立场。

“不同史书的编纂者是谁？他们各自有怎样的立场？为何对曹操有如此不同的刻画？”提问掷地有声，全场陷入沉思之时，他又悠悠开口，“我们要从不同层面分析史料的信度，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中，寻找接近历史真实道路……”或许这门课不够“有趣”，但无疑足够“专注”——专注的老师、专注的阅读、专注于文本。

仇鹿鸣把每堂课的教学内容都排得紧锣密鼓。多年来，他始终要求自己讲满整整十五周，周周为学生奉上一场学术盛宴。而每堂课毕，仿佛约定好一般，课堂总会响起真挚的掌声。

重视阅读是复旦文科教育的传统。“课堂之外，我们的学生们应该做什么？理科要做习题，工科要做实验，文科就要阅读。这是最最基础的一件事。”仇鹿鸣说。

2008年，仇鹿鸣毕业后留校任教，专注于中古史的研究，也是那时起，他在任重书院组织以原典为中心的阅读兴趣小组。阅读小组是纯自发的，同学们自愿参加，仇鹿鸣领着大家读书，“当时读的就是《三国志》”。这个小组，一开便是10年。

2017年，在学校通识教育中心的邀请和支持下，仇鹿鸣正式开设“《三国志》导读”课程。2021年，他将课程名调整为“《三国志》与三国史”，学分由2学分升至3学分，一来更为突出了史学特质，二来提高了对学生阅读原典的要求。

要求学生读原典，仇鹿鸣认为不能停留于一句简单而空泛的要求，而要通过各种方法带领学生学会“专业地阅读”，为此，他“把阅读的要求做细了”，分解到各个教学环节之中。

如此种种，都源于仇鹿鸣的教学理念——“不能让文科学习止步于课堂听讲，不能使讨论成为口才的评比和纯粹的表演，而要让讨论课成为阅读的延伸。”

在他看来，真正有意义的讨论课，就要展示大家“求知、笨拙甚至不甚理解的那种状态”。

实际上，面对每年七八十位史学基础参差不齐的学生，仇鹿鸣在这门通识核心课上所投入的精力，远超他为历史学系同学们开设的专业课。“通识课的本质还是专业课，不意味着降低要求，应该在大一大二的阶段就帮助学生建立起良好的学术习惯。”

他认为，恰恰面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这门课更能展现人文学科的价值，这无关理想主义、人生智慧之类的“大词”，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思维方式。

比如讲曹操的这堂课上，仇鹿鸣把课程的主题定为“曹操的三张面孔”。“之所以说‘三张面孔’，是因为现存史料里中的曹操，根据撰述者的不同背景，起码可以剥离出三个不同的曹操形象：吴国人写的《曹瞒传》、曹操的自述（《让县自明本志令》）、曹魏本国的国史王沈《魏书》。由于史源的不同，这些记载的可信度各有多少？”

分析史料、提出疑问、尝试批判——这是学生雷明昊印象较深的学习方法。“仇老师说，史学研究的起点是一件事情要至少要有两个分歧的记载，这样才能在质疑其中一种记载时有依据，否则只能停留在怀疑，无法进一步分析真伪。”

“平时我读史书时，更多是按刻板印象读故事。”学生王学臻之前以为袁绍是因眼光短浅才不采纳谋士“挟天子”的建议，但课上仇老师引《三国志》裴注中《献帝春秋》等史料，指出袁绍其实另有所图，欲另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这给了他很大启发。

在资讯爆炸的当下，面对纷繁复杂甚至相互抵牾的信息，到底如何辨别判断？这考验着每一个个体。仇鹿鸣希望这种分析材料的能力，不仅局限于课堂，也能延伸到同学们的日常生活中去。

正如他去年结课时为同学们的赠言：史学研究本身不提供“正确”的答案，但追求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相对“准确”的历史事实，这种运用理性的自觉与辨析材料的方法，或许是修读一门史学通识核心课程对非史学专业同学的价值所在。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最近，中华书局邀请《三国人物风云录》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杰在伯鸿书店及直播间进行了分享。

作为军事地理专家，宋杰曾撰写了《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和《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这两部有关三国的著作，皆论述地理和战略问题。

最新出版的《三国人物风云录》是一本漫谈性质的通俗读物，分为“曹魏雄风”“魏晋风云”“蜀汉英烈”“东吴豪俊”“用兵之道”“外交谍影”“乱世庸才”和“巾帼贤淑”八个专题，收录文章101篇，体例上属于历史札记，每一篇文章篇幅较短，风格浅近，更适合对三国历史有大概了解的读者。

这本书中，宋杰记录和点评了汉末三国不大为人知晓的珍闻轶事，与《三国演义》传统叙事有所不同的真实史迹，并揭示了曹操、曹丕、司马懿父子、刘备、诸葛亮、孙权等诸多人物的性格特点、生平经历，以及当时战争、文化、制度的某些重要面向。

在分享中，宋杰介绍，三国故事家喻户晓，但在写作中，他特意选取了《三国演义》或《三国志》中较少提及的内容或者与历史并不吻合的部分，以“单刀会”一篇为例，宋杰分析了其在地点、参与人物等方面与历史的出入，并通过《刀剑录》等其他史料，探寻了关羽、孙权、诸葛亮等人佩带的腰刀的来历和下落。这些来源多样的真实史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传统叙事。

在叙事视角上，如“曹操掌控的政治婚姻”一篇，就是从通婚和结亲的角度，探析三国军阀集团之间通过结亲建立联络的政治手段。三国中广为人知的政治婚姻是“孙刘联姻”，但同样重要的“孙曹结亲”却鲜有记载，宋杰在这本书里就详细梳理了这些大众焦点之外的政治婚姻，并提出曹操是联姻战略最成功的操控者，将此策略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三国中的精锐部队”一篇，宋杰详细列举了三国都有哪些善战的部队；“三国用兵与术士占卜”一篇，作者研究了如何利用干支和算数推演来预测战争胜负。此外，“三国的刺客”、“三国名人的须髯”等篇目，也从巧妙新颖的角度切入三国叙述。

宋杰也将书中的内容分为四类，并分别进行概括介绍。

第一类是有趣和感人的小故事，所占篇幅很多。比如擅长模仿别人笔迹的钟会利用这门绝技骗得宝剑，但最终遭到报应的故事，令人会心一笑；又如“梁鹄偷师学艺”、“华歆不弃同路人”等故事，都非常引人入胜。其次是对三国历史上存有的疑问和争议所进行的考辨和分析。比如按《三国志》的记载，诸葛亮出山是因为刘备三顾茅庐，但在另一本史书《魏略》中，则是诸葛亮向刘备毛遂自荐，以如何扩充兵源的建议引起刘备的重视。后者观点往往不被主流承认。另外，关于曹操为什么不杀刘备，张合是不是在木门道丧命，孙权为什么让一介书生领兵打仗等问题，书中都给出了兼顾理据与趣味的答案。

宋杰也对三国众位名人的性格特点的揭露和分析。比如作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喜欢“越级”处理本该由下属负责的琐事，宋杰以具体的事例为支撑，详细展开细节，并试图探讨其习惯产生的原因；另外，书中也有许多对三国某些制度和典故的考察。比如司马懿战前谋算的决胜性意义、根据古代军法该如何责罚马谡、军中“一长制”的重要性以及凌云台这处地理坐标对三国历史发展的影响等。

谈到创作初衷，作为一位军事地理专家，宋杰谈道，出版一本面向大众的书来介绍三国历史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所以他在研读三国相关书籍和史料时，便有意地记下了其中有趣的部分，本书就由此而来。论及三国的意识形态斗争时，宋杰认为其意识形态的区别并不明显，只是刘备更注重以仁义赢得人心，而孙、曹更加唯利是图。

有读者问及蜀汉的灭亡是否与刘备政权打压本土势力与蜀中氏族有关，宋杰教授对此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并补充论述了另一重要原因，即蜀吴两国的政治阴暗与人才匮乏。而对于诸葛亮部署的出兵作战路线，宋杰认为是根据军队实力和作战情况来决定的。在蜀国没有力量与曹魏决战的时候，诸葛亮选择出兵陇西，占据有利地形，把握更大。街亭一战失败之后，诸葛亮在军队改进和军事训练上作出了很大努力。直到第五次北伐，他在岐山与司马懿决战胜利之后，才决定出兵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