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创新实践读好“三本书”的“三全四化”质量管理模式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创新实践读好“三本书”的“三全四化”质量管理模式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与时俱进调整文化服务供给和输出内容、方式，培育“为读者找好书、为好书找读者”质量文化，坚持“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理念，倡导人们“爱读书”、服务人们“读好书”、引导人们“善读书”，结合自身产业特点及优势，形成读好“三本书”（传统书、社会书、AI书）的“三全四化”（“三全”即全覆盖、全流程、全连接，“四化”即标准化、数字化、体验化、时尚化）质量管理模式，建立起数量匹配、种类匹配、精准匹配、智慧匹配的供给机制，实现文化教育服务多元质量、卓越质量长足发展。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围绕“成为质量卓越、顾客满意的全国文化教育服务典范”的质量战略目标，以“创新、创业、创造”企业核心价值观为牵引，弘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不怕苦、不怕累的新华书店“背篓精神”，始终坚持为读者服务、为阅读服务的初心，最终培育形成了“为读者找好书，为好书找读者”的质量文化理念。

在读好“三本书”的“三全四化”质量管理模式的指引下，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在业务管理上形成了一批特色创新做法：在全国同行业率先制定《重点政治读物发行服务创新方案》，系统创新工作机制，从政策信息研判、上游供应管理、读者终端发行服务等环节，制定涵盖重点政治读物发行全过程、全流程的作业标准，形成了清单化、闭环式管理的专业化服务体系，取得良好成效；实行“馆店一体化”经营方式，依托集团先进的文化创意设计和文消产业运营理念，创新采用设计、施工、采购、运营一体化模式（EPCO），提供公共文化场馆建设与运营“一站式”解决方案，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从方案设计到项目实施、运营管理、评估验收等全流程一体化服务；集团通过运营模式的颠覆式变革，以基于移动互联网便捷式、体验式的创新，在人与人、书店与读者、出版与发行之间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引领和扩大文化消费，实现阅读服务的转型升级。

据了解，安徽新华发行集团通过“三全四化”管理模式，建立起自我完善的质量管理运行机制，极大提升了经营效率和效益，实现从做好图书发行到拓展文化业务新赛道的大跨越。该集团连续17次进入“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14次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连续9年蝉联全国发行行业总体经济规模第一。

我国历史上的三部“禁书”，也是三部“妖书”，十分神奇

中国的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几千年的文明积淀下了无数智慧的结晶。在人类迈入文明社会后，文字的诞生标志着信息传播的开始，这让经验、技术、学问得以广泛流传。而书籍作为文化的载体，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古代的书籍种类繁多，涵盖了哲学、文学、科技等各个领域，理应得到世代传承。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三本书却被视为“禁书”，它们并未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却在民间广为流传。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三本书究竟是哪三本？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

《鲁班书》据说是由古代工匠圣人鲁班所著。鲁班被尊为工匠的祖师爷，许多工艺和技巧的传承与发展都离不开他的贡献，因此，《鲁班书》在民间的地位十分崇高。不过，这本书又被称为《缺一门》，这其中的“缺一”指的是鳏、寡、孤、独、残这五种困境，代表了命运的不幸。那么，为什么《鲁班书》会有这样的别名呢？实际上，这本书被认为包含了某种诅咒。

相传，鲁班新婚不久便被召往国都工作。在离开妻子时，他深感思念，于是动手制作了一只木鸢，并用咒语使其能飞行，载着他自己回到家中。妻子见状非常好奇，便偷偷模仿鲁班的做法，念了几句咒语，骑上了木鸢。起初一切都顺利，然而，当她飞行至半空中时，正值临产期，羊水突然破裂，木鸢因遭遇污染而失去法力，最终鲁班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一同从空中坠落，双双死于非命。鲁班深受打击，痛不欲生，于是他发誓要诅咒所有学习《鲁班书》的匠人，认为他们将带来不幸。由于《鲁班书》与这些不幸相联系，统治者为避免引发祸端，将它列为禁书。

《奇门遁甲》则是另一部著名的“禁书”，它常出现在神魔小说中，通常与占卜术相关。实际上，《奇门遁甲》包含了天文、地理、数学、农学、民俗、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知识，它几乎涵盖了古代所有的学科，是一本堪称“古代百科全书”的巨作。许多历史上的名将和智者，像姜子牙、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等，都因精通《奇门遁甲》而闻名于世，拥有了超凡的能力。

关于《奇门遁甲》的起源，有一则流传很广的故事。传说，黄帝与蚩尤大战时，蚩尤拥有呼风唤雨、制造迷雾的能力，常常让黄帝的军队迷失方向。为了应对这一困境，九天玄女将《奇门遁甲》的秘密传授给了黄帝，帮助他在涿鹿之战中成功击败了蚩尤。由此可以看出，《奇门遁甲》不仅仅是一本占卜书，更是一部深奥的战略指南，因此，在古代，它被当做国家机密，禁止普通人学习。一旦这种强大的知识流入民间，将可能对封建王朝的统治稳定性产生威胁，因此，《奇门遁甲》也成为了禁书之一。

最后，我们来看《推背图》，这是唐代著名的占卜书，由李淳风与袁天罡所著。最初，唐太宗李世民命这两位大臣编写《推背图》，目的是预测唐朝的运势和未来的大事件。然而，这本书的预测范围远远超出了唐朝，它不仅精准预示了唐朝的兴衰，更详细地预测了后世各朝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例如，它准确预言了武则天登基成为一代女帝，也指出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种神奇的预言让《推背图》成为了古代的“预言圣书”。

《推背图》之所以成为禁书，除了其预言能力令人震惊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能够预测王朝更替，揭示了统治者的未来命运。统治者最忌讳的，莫过于“天命”的改变。如果这些预言真有其事，势必会动摇百姓对政权的忠诚，给现有政权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推背图》被列为禁书，是对王朝稳定的保护。

总的来说，这三本书的神秘之处，除了在于它们所含的玄学知识外，还与它们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许多古代的玄学知识，可能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能找到某种解释，但无论如何，许多东西仍然未解，神秘依旧存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书籍也许不再那么令人敬畏，但它们依旧承载着浓厚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去思考与探索。

三亿七千万字，这本书有点厉害！

近日，总台《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开播了，第二季第一期的“主角”可谓相当有“分量”，它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关于《永乐大典》，许多人可能听过，却未必了解。今天《夜读》整理了“关于《永乐大典》的12个知识点”，来看看这部三亿七千万字的旷世奇书是怎么诞生的。

关于《永乐大典》的12个知识点

《永乐大典》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编撰于明代永乐年间，这部旷世宏编“合古今而集大成”，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七八千种，所收录内容包括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及各种技术等。

《永乐大典》全书共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并目录六十卷，分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全书约三亿七千万字。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被称为“典籍渊薮“。

一部体量如此巨大的书，怎么编排是个大问题。《永乐大典》巧妙地采用了“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排方式，真正做到了“开卷而古今之事一览可见”。

举个例子，这一页的“一东”，指的是“东”韵，它用“东”韵来统“颂”字，然后解释“颂”的读音、意义。

接下来是“事目”，即我们所说的“词条”。接着再引书，就是把出现这个事目的内容抄录下来。

将当时所能找到的古今书籍七八千种，一字不改地放到各个事目下面，就编成了一部大书。

《永乐大典》编撰之初，明成祖朱棣就定下规则：“毋厌浩繁。”一句话，不怕书多，只要有书都收进来。这才有了这部卷帙浩繁的旷世奇书。

《永乐大典》皆用明黄色丝绢包面，开本阔大，极具皇家富贵气象。纸张采用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的皮纸，“茧素灿如雪”，是书写的极佳用纸。全书正文用明代官用楷书“台阁体”抄写，书法秀丽工整，还配有大量插图，形象逼真。

今天，如果你走进国家典籍博物馆，会经过一扇“凌花双龟背”纹样的铜制大门，大门上的纹样便出自《永乐大典》“真”字部“门”字册。

《永乐大典》的修撰前后历时五年，第一次修书时，朱棣让解缙担任监修，解缙用了一年多时间修成，朱棣看过之后不满意，下令重修。重修的时候，他任命姚广孝、刘季篪、解缙等人监修，整合了两千余人，可谓“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全天下的英才都聚在一起干这一件事，可见对这部书的重视。

说到《永乐大典》的修撰，有个人不得不提，就是陈济。陈济虽然只是一介布衣，但“读书过目成诵”，被称为“两脚书橱”。朱棣听说了这么个人才，就把他请进京师，“以布衣召为都总裁”，成为制定《永乐大典》凡例的重要人物之一。

根据历史记载，在修撰过程中，“执笔者有所疑，辄就济质问”，大家碰到什么问题都问他，而陈济也随时随地都能“应口辨析无滞”。

虽然《永乐大典》为明成祖朱棣下令所修，但完成后一直深藏于禁中秘府，他自己也并未直接利用过此书，倒是嘉靖皇帝十分喜爱，将其作为自己的案头之书，常备一二帙随时翻阅。

明嘉靖三十六（1557）年，紫禁城大火，奉天门和三大殿被烧毁。当时《永乐大典》只有一套正本，因怕大火殃及大典，嘉靖皇帝曾一夜之间传谕三四次下令搬迁。为防止不测，嘉靖于1562年下令开启了这部旷世宏编的重录工作。

自此，大典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之分，如今存世的均为“嘉靖副本”。

由于重录工作对书写水平有较高要求，吏部和礼部为此特主持“糊名考试”，最终招收109位善书人负责抄写誊录。朝廷为这些人员提供了优厚的待遇，还由锦衣卫拨送巡禁，保障安全。将主要负责皇帝侍卫亲军和仪仗队的锦衣卫调去保护《永乐大典》的重录人员，由此可见朝廷对此项工作的重视。

令人痛心的是，《永乐大典》副本录毕之后，文献中几乎再难寻到有关大典正本的记述。经历了五六百年的岁月风雨，正本至今下落不明，副本更是星散飘零，百存一二。截至2017年底，《永乐大典》副本仅发现有418册，即便是这400余册，也散落在世界各地。

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永乐大典》馆藏最多的地方，现存224册，堪称“镇馆之宝”，只字片纸都弥足珍贵。

《永乐大典》历经劫难、几经散佚，又不断回归的故事，被称为“珠还合浦，历劫重光”。

乾隆五十九（1794）年，曾对大典所存册数做过一次详细统计，那个时候还剩九千多册，丢失一千多册；

光绪十八（189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册数就只剩下了八百七十多册，短短百年时间，《永乐大典》从九千多册只剩下八百多册；

清朝末年，中国积贫积弱，列强巧取豪夺，大典屡遭散佚。

到了1912年，在鲁迅先生的努力下，第一批《永乐大典》64册入藏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永乐大典》的回归。一代代读书人、藏书人、护书人继续书写着《永乐大典》珠还合浦，历劫重光的故事：

1951年，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将历经了抗日战争烽火幸存下来的21册《永乐大典》，捐献给了国家。

郑振铎先生一贯重视《永乐大典》的收集，自从他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以来，更是竭心尽力为国家征集大典、保存大典。

1951年，周叔弢先生以个人名义，将珍藏已久的《永乐大典》捐献了出来……

大典珠还合浦的故事，仍在继续。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永乐大典》遗册的面世。

原标题：《三亿七千万字，这本书有点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