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出炉日本作家田中慎弥获奖
新华网北京3月22日电（记者 王珊宁）“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15暨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颁奖典礼于3月25日在北京举行。颁奖典礼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以及韬奋基金会联合主办。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各位评委、相关国家使馆人员、塞万提斯学院相关人员、翻译界、出版界、外国文学研究者以及外国文学爱好者等百余人参加了此次颁奖典礼。
获得2015年“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的6部作品分别是：西班牙作家哈维尔·塞尔卡斯的《骗子》、荷兰作家汤米·维尔林哈的《美丽的年轻女子》、法国作家阿德里安·博斯克的《星座号》、俄罗斯作家克谢妮雅·卜克莎的《“自由”工厂》、德国作家尤迪特·海尔曼的《所有爱的开始》以及日本作家田中慎弥的《首相A》。西班牙作家的《骗子》还同时获得第二届“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总评选委员会主任陈众议宣读了《骗子》的颁奖词，作家本人莅临颁奖典礼现场并发表讲话。
上述六部获奖作品的风格、题材多样化，特别是其中关注历史题材的厚重之作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获奖的日本作家田中慎弥曾多次获得日本芥川奖的提名，并在2012年凭小说《自相残杀》摘得桂冠。此次获奖作品《首相A》是作者发表于2014年的一部反乌托邦小说。有评论指出，小说直指日美关系的本质，是一部深度介入现实政治的预言小说。作者本人在2015年4月4日出版的日本《周刊现代》上坦言：“（A）表示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A，但更表示安倍（Abe）的A。”该书在日本一经出版就引起强烈反响。
“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在2001年共同发起，并于2002年首次出版该丛书。至2015年止，该奖项已成功举办了十四届，共有二十四个国家的八十六位作家的作品获奖。该奖自诞生以来，秉持着“中国标准、世界眼光”的宗旨，遴选出符合中国读者主流价值观与审美观、反映世界当代文学发展潮流的优秀外国文学作品。十五年来，该丛书挖掘、出版了不少当代外国文学名家、大家的作品。
2014年开始，韬奋基金会对“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给予鼎力支持，并于当年开始，从每年的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获奖名单中，由评委共同投票，选出一部“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获奖作品。
心、脑与科学（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
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将本书选入“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系列，这次再版也让我有机会重读27年前的译文。在我校读的同时，就自然产生了一个问题，也许和许多读者一样，就是30多年来，塞尔先生的立场和观点是否有什么变化？为此，我特意上网搜寻并观看了作者近年的一些演讲视频，也阅读了有关文献。这些都证实了我的预想，这就是，他的基本立场是清楚一贯的，没有改变。但我还是有些话想对读者讲。
我们知道，任何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总是基于一定的哲学传统的，具有一般性的哲学问题总是以其历史的特定形式表现出来的。要了解一个哲学家对任何一种哲学问题的回答，首先就要对他所继承的哲学传统有所了解。
我先谈一谈塞尔与他自己哲学传统的关系。分析哲学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近代英国经验论的代表们——霍布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其中以休谟的影响最大，也许还要再加上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部分学说。也可以这么讲，在这个传统中的哲学家们，对所谓世界的“大问题”，所谓“形而上学问题”、“本体论问题”，从来不感兴趣，也不认为那些就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除了逻辑命题和事实命题外，不存在其他有意义的命题。哲学活动只是一种分析活动，后来又进一步认为是一种语言分析活动。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塞尔先生一反分析哲学一贯的沉默态度，要向大问题挑战了。但他好像没有别的选择，用他自己的话说，要回到一种朴素的物理主义和心理主义的立场上，后来又被人们称为是自然主义的立场。他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立场。
关于自然主义，它的意思是说，我们身处其中的宇宙，从物理现象到心理现象，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其中一部分原因我们已知，而其中一些我们未知，但并不妨碍我们把整个宇宙看成是自然发生的。塞尔本人也曾反复强调，意识是真实的现象，意识是脑神经的状态。在这里，我看到了绵延数千年的唯物主义传统，这是必须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然而，当他指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的意向性时，用意向性来解释社会意识时，我又看到了他和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联系，而实用主义则是英国经验论在美国的发展。一般实用主义是如何看待意识活动、思想及其真理性的，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我的意思是，在我们评价任何一种哲学时，离不开一种大致的指导原则，但同时也要针对每一种具体问题给予具体的评价。
其次，再讲几句他的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传统的关系。我们知道，塞尔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围绕奥斯丁言语行为理论曾有一场论争。德里达责难奥斯丁以语境来解释意义，指出所谓语言“清晰”的标准是相对的，而在塞尔看来，德里达的指责是不得要领的，置换了奥斯丁的基本概念。俩人基本上是各说各话，对话没有结论，是一场不了了之的辩论。
塞尔始终为自己哲学清楚明白的风格感到自豪。他在一次演说中，谈到曾和另一个法国哲学家福柯一道聊哲学的清晰问题。他说，福柯曾开玩笑地告诉他，在欧洲，讲述哲学从来就没有完全的清晰一说，哲学家有时还会刻意留下一些人们听不懂的地方，让听者自己思考。塞尔能把福柯所说当作真正的玩笑话，也反映出他的自信和对大陆哲学的态度。
这也让我回想起，1988年春夏之交，塞尔应邀来华访问时的一件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专为他而举办的座谈会上，当时我也在座。有同事问，你的意向性和胡塞尔的意向性，有什么区别？他显得不太耐烦，回答道，已经有很多人反复在问这个问题了。那好，他说，我再回答一遍，以后，我可不再回答了啊，于是在座的人都笑了。他说，也许这个术语是起源于那里，可我的用法和那个胡塞尔完全不同，而且正相反，意向性是从生理现象向心理现象的延伸与发展，是更高级的自然发生的现象。至于胡塞尔的意向性，我不知道，我也搞不清楚他讲的意思。以上当然不是他的原话，但意思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胡塞尔的意向性，是先验的，强调的是一种由内指向对象的建构过程。
在近年的一次演讲中，塞尔在谈到意识问题时，竟然这样来揶揄德国哲学家，他说。从那个黑格尔开始，再通过那些也是以字母H开始的那些哲学家，这里意指胡塞尔、海德格尔，是他们把问题给搞复杂了，也完全把哲学的方向给搞偏了。的确，从黑格尔，经胡塞尔到海德格尔，是塞尔先生始终不能认可的一条哲学路线。
数千年哲学的传统，就像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河，由无数支流汇合而成。然而，时常会出现几条支流并行而流，彼此却难以沟通的情形。哲学家们同处一个世界，却各说各话。这种情形的出现，当然有许多历史和文化上的原因。但是，各个流派之间不管有多大不同，在思想的河流里，他们各自传承着先人的水源，各自又贡献着新的智慧水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样的。哲学不死，思想之源不竭，无论它们是来自哪一个支流，如果我们能读懂其中有生命力的成份，其实就达到了学习和研究哲学的最初目的了。
由于塞尔先生的语言直白、清楚，原文相对是好译的，但译文毕竟是27年前的，有些句子显得生硬，敬请读者谅解。还记得我的父亲杨熙龄先生，生前在百忙中曾校读过部分译文，在他的建议下，我对译文曾作过修改。我也感谢译文出版社编辑衷雅琴女士为本书的再版所做的工作。
2015年8月30日于美国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寓所
《中国古典小说最经典》出版说明
中国古典小说，顾名思义，就是中国古代的小说。它孕育于先秦神话寓言，成熟于唐传奇，在明清章回体小说出现后达至高峰。它包括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体系，前者以《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家喻户晓的“四大名著”为顶峰。我国的古典小说品种丰富，数量繁多，不说创作出版过的数量，即以近现代出版的古典小说整理本来说，已不下上千种。但是，数量多并不等同于质量高。总体而言，中国古典小说的质量也是良莠不齐的；从整理工作来看，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质量是不令人满意的。
对于当代读者来说，优秀的古典小说是可以提供有价值的营养，带来快乐的。鉴于当代读者的价值观念、阅读习惯和生活节奏，我们考虑，将中国古典小说最经典的部分推荐给广大喜爱古典小说的读者，既可以让当代读者知道，除了“四大名著”之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古典小说；又可以帮助读者减轻搜寻之苦，轻松读到中国古典小说最经典的作品。为此，中华书局约请古典小说界的著名专家学者精心选目，精心整理，分辑推出这套《中国古典小说最经典》。
为了给广大读者提供一套错误较少、明确可读的小说读本，我们的做法是：第一，精选底本和校本，进行严格的校勘，改正底本中的错误。第二，按照国家标准和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认真标点并分段。第三，对于古代小说中大量存在的异体字、俗体字、方言字以及音借字，我们的处理原则是，既要尊重古代小说的特点，保存原貌，不致“失真”，又要照顾当代读者的习惯，不能造成理解上的误解、阅读上的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