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女性心灵的独白与文化的瑰宝

女书，这一承载着独特女性叙事与情感表达的汉语方言音节表音文字体系，以其罕见的性别专属属性和悠久的历史底蕴，在世界文字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作为湖南江永地区妇女间秘密流传的独特文化遗产，女书不仅揭示了古代女性在特定社会语境下的精神世界，更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和文学价值，为研究性别、语言、文化及社会变迁提供了珍贵的文本资料。

一、女书的概况女书，又称“女字”或“蚊形字”，专指流行于中国湖南省江永县及其周边地区的一种女性专用文字系统。这种文字以精巧细腻的笔画构造出独特的字符形态，每个字符代表一个音节，用于记录当地的湘南土话——江永方言。女书作品多以诗歌、书信等形式呈现，书写载体多样，包括精制布面手写本（如作为婚嫁礼物的“三朝书”）、扇面（“歌扇”）、布帕（“帕书”）、纸片（“纸文”），甚至绣于帕子之上成为“绣字”。这些作品不仅是女性间的情感交流工具，更是她们生活智慧与精神寄托的物化载体。女书文化的核心在于其独特的传承与使用场景。当地妇女们在特定的社交空间，如“唱歌堂”，一边从事女红，一边吟唱、传习女书。这种集体性的“读纸”、“读扇”、“读帕”活动，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且深具女性情谊的女书文化圈。这种文化现象不仅维系了女性社群内部的情感纽带，也为女性提供了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之外表达自我、抒发心声的独特渠道。二、女书的产生与发展关于女书的确切起源，学界尚无定论，但普遍认为其历史可追溯至汉朝。女书的诞生并非官方行为，而是民间自发创造的结果，是汉字表达形式在特定地域、特定性别群体中的创新演化。它根植于江永地区的社会经济背景与文化土壤之中，尤其是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方式，为女性提供了相对封闭且稳定的社交环境，催生了女书这一独特的女性交流符号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女书经历了从口头到书面、从简单符号到成熟文字系统的演变。其发展过程伴随着女性生活的丰富与变迁，记录了江永妇女的喜怒哀乐、家常琐事、道德教诲乃至对社会现象的微妙观察。尽管女书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仅在妇女间口耳相传，但在漫长的岁月中，其内容逐渐丰富，形式日趋多样，反映出女性视角下对生活的深刻洞察与独特审美。

三、女书的研究历程与学术价值女书的发现与研究始于20世纪初，随着学者们的深入探索，其学术价值日益凸显。女书不仅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专属于女性的文字，而且作为汉语方言的音节文字，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方言材料，有助于揭示湘南地区方言语音的历史演变规律。同时，女书独特的字符构造、书写规则及文字运用，对文字学、符号学等领域亦有重要贡献，为理解文字的创制原理、功能演变及社会适应性提供了鲜活案例。从社会学、人类学角度看，女书揭示了古代女性在父权社会结构下的生存状态、心理需求及社会关系网络，是研究性别角色、权力关系、女性教育及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史料。其内容涉及婚姻家庭、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等多元主题，为重构古代女性的生活世界提供了直接证据。女书的文学价值同样不可忽视。作为女性私密情感的流露，女书作品富含诗意，展现了女性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艺术创造力。其诗词体裁多样，既有叙事长诗，也有抒情短歌，语言质朴真挚，情感饱满热烈，为女性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此外，女书的传承方式、仪式活动及其与女红技艺的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女性文化生态，对于探讨女性文化空间的构建、女性传统技艺的保存与创新等议题具有重要价值。

四、女书的国际影响与文化遗产地位女书的存在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独特的性别属性、历史渊源及文化内涵，使之成为跨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的焦点。学者如卞向和在与日本著名中国文化学家户奇泽然的对话中，提出了日本片假名与中国女书存在某种联系的观点，进一步拓宽了对女书国际影响力的探讨。这一观点提示我们，女书可能在东亚文字发展史乃至全球文字多样性研究中扮演着未被充分认识的角色。鉴于女书的独特性和重要价值，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准将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国家层面对女书文化的高度认可与保护决心。这一举措旨在确保女书这一人类文化遗产得以妥善保存，其承载的知识、技艺及精神内涵得以传承，同时推动相关研究与公众教育，提升全社会对女书文化价值的认识与尊重。综上所述，女书作为女性专属的文字系统与文化现象，既是湖南江永地区妇女的精神家园，也是人类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以其独特的历史轨迹、丰富的文化内涵、深远的学术价值，为理解古代女性生活、性别文化、语言演化及社会变迁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窗口。在当今社会，对女书的保护、研究与传承，不仅是对历史记忆的尊重，更是对女性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有力弘扬。

文学见证女性力量

2023年6月15日，首届雪漠作品国际学术论坛在京召开。本届论坛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举办，围绕主题“文学见证女性力量”，探讨文学视角下的女性力量、女性觉醒、女性智慧及文学魅力，挖掘本土知名作家作品价值，助力中国文学作品国际传播。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中国外文局翻译院院长黄玉龙、韩国耕智出版社社长金胜一、中法文化交流协会主席安东篱、斯里兰卡海王星出版社社长丹尼斯•库拉顿加、以色列儿童作家、翻译家塔莉•卡米等出席致辞，美国华媒国际集团总裁罗先勇通过视频致辞。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指出，出版是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本次论坛邀请世界多位知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对我国著名作家雪漠先生的出版作品进行解读探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具体实践，论坛主题体现了“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树立好中国形象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外文局翻译院院长黄玉龙提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是让世界减少误解、了解和尊重中国的最友好的方式。雪漠作品引起国外大量读者的共鸣，赢得了不少汉学家、翻译家的热爱，这是中国文学生命力的生动表现，也是中国文化向世界做出的重要贡献。

韩国耕智出版社社长、翻译家金胜一在致辞中提到，文学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创造性特征的领域。正如雪漠先生所说，文学是最能表现母爱的领域。只有通过文学作品，才能见证更多、更广泛的母爱。他认为，让这些文学作品，成为培养我们的后代消除社会不安和不平等之苦，消除国与国之间冲突和战争之苦心境的教材。

中法文化交流协会主席、法国翻译家安东篱在发言中，由雪漠的《新疆爷》谈到了女性的爱的滋养，这种独特的爱能让人的心灵趋向宁静和平和。因此，他期待本次学术论坛能挖掘出更多关于文学作品的女性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给世界文学传递更多善美的声音。

斯里兰卡海王星出版社社长、翻译家丹尼斯•库拉顿加（Dinesh Kulatunga）将《雪漠小说精选》翻译成斯里兰卡语，已出版发行，并入选斯里兰卡国家文学奖。他认为，雪漠在作品中揭示了人们对和平和人类角色的深刻思考，其中所传达的观点是，智慧与和平对人类的生存和福祉都是必不可少的。智慧是一种超越语言障碍的蕴含着普遍性和多样性的媒介，这意味着无论人们的母语是什么，它都可以被人们理解和共享。

以色列儿童作家、翻译家塔莉•卡米（Tali Carmi）在演讲中说，在阅读中国西部的故事中，她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阿拉德，让她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生命体验，她说：“我不仅仅是在读一个故事，我身临其境地进入了故事中。”这也是她翻译雪漠作品及将作品传播给以色列读者的初衷。她希望通过读书，我们才能了解到另一国度的文化、传统、思想和希望。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做了《大地上的女性——雪漠的西部书写》的主题演讲。他通过对《大漠祭》《猎原》《白虎关》《西夏咒》《野狐岭》等小说中几位女性人物的解读和剖析，指出雪漠在书写女性方面非常独特，真实而丰富，不回避人性的欲望，每位女性都彰显出了母性的力量。同时，他又解读了《母狼灰儿》《大漠的白狐儿》等中的狼、白狐、骆驼等雌性动物，认为雪漠对动物世界的挖掘也是极为深刻，很少有作家能写得如此细致入微、惊心动魄，每个动物都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辛红娟、南京晓庄学院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汪璧辉、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林琳分别做了《<沙漠的女儿>女性叙事及跨语重构路径研究》《中国乡土小说文化意象的跨语际旅行》《雪漠小说边地乡土文化传统中的女性生存观》的主题演讲，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刘琛、作家雪漠等专家学者也发表了主题演讲。

雪漠作品目前已翻译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韩语、日语、意大利语、瑞典语、尼泊尔语、印地语、阿拉伯语等二十多种语言。其中，《雪漠小说精选》已有二十多个语种译本，并通过瑞典万之书屋、沙特阿拉伯文学中心、斯里兰卡海王星出版社、韩国耕智出版社、尼泊尔 Book Hill公司、罗马尼亚欧洲思想出版社、墨西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等机构在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正成为中国文学海外翻译出版的现象级作品。雪漠作品里厚重的乡土中国背景、灵动而神秘的中国西部文化、浓烈的信仰情怀，以及对存在、人性、灵魂、生命、永恒等人类学命题的独特思考和探索，引起了世界各国翻译家、汉学家的关注。“雪漠小说研究”也被列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兰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研究专题。

2022年法兰克福书展，雪漠位列国际媒体关注度排行榜第一名，超过主宾国西班牙。2023 年，雪漠小说《沙漠的女儿》英译版（Into the desert）由葛浩文、林丽君夫妇改编和翻译、美国长河出版社出版发行后，获得中国外文局（CICG）优秀翻译奖。亚马逊读者给予很高的评价，销售数量位列近年美国华媒国际集团出版图书的前茅。2023 年伦敦书展期间，雪漠是唯一拥有独立展位的中国作家，新华社、中国日报、央视国际频道等国内媒体和美联社、《欧洲时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国际媒体进行了详细报道。

论坛由美国华媒国际集团、中国文学翻译雪漠研究中心、北京如学传媒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由文学评传《雪漠密码》作者陈彦瑾主持。期间还举办了“中国文学翻译雪漠研究中心”揭牌与剪彩仪式。

贺桂梅：性、性别与文学创作中的性别观自觉

很多人都会注意到，最近这些年中国社会对性别问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关注热情。这不止表现在关于反性骚扰（Me Too）等已经在互联网和社会舆论上形成了某种“运动”形态，更表现为年轻的80后、90后们有关注性别问题的普遍意识。并且，对性别问题的讨论表现在不同的领域，比如网络舆论、历史研究、社会问题反思、大众文化等。可以说，这是近四十年来当代中国关注性别问题的第三次热潮。 第一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性文学”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存在着一种创作和批评的密切互动，其诉求是要将女作家创作从“男女都一样”的文学分离出来，强调女性在文学表达上的独特性。关于“女性文学”概念的界定有多种方法，比如女作家创作的文学、表现女性的文学、女作家创作且具有女性意识的文学等。第二次是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顺义召开所造就的热潮，更多会强调性别差异、批判男权。女性主义理论的介入和性别研究的学科化，特别是“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写作”等概念也是在这次热潮中提出的。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热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主流社会的态度普遍认为，中国的女性不是不够解放，而是解放过度了。“女性写作”因而变成了“美女写作”“身体写作”，完全和商业炒作结合起来。但是最近四五年，人们开始用非常认真的态度重新讨论中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或性别观念的问题，可以称为当代中国继前两次之后关注性别问题的第三次热潮。 从这样一种历史视野来看，张莉以较大范围的问卷调查形式提出作家的“性别观”这个问题，并且得到了这么多热情的回馈和反应，也是时势使然。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这次性别关注热潮，特别凸显了私人关系、日常生活中的性别问题，这背后主要是一种性别观念造成的伤害，包括“法律”与“道德”边界的模糊地带，包括人们在性爱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如何看待女性和男性，也包括女性如何看待自己等。一般而言，文学界有关性别问题的研究，大多采取的是一种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关注文学作品中的性别问题呈现、作家（主要是女作家）与创作的关系、性别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的探讨。张莉问卷调查的突破性在于，她将“作家”作为特殊而重要的人群，对他（她）们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性别观的讨论。问卷调查是社会学的方法，很大程度填补了文学研究的缺陷，即对作品和文学世界的创造者（作家）做一种数据统计式的考察。可以说，张莉组织的这次调查，既受到第三次热潮的影响，也是对这次热潮的一种推进。这次调查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事件”，使人们就性别问题与文学创作研究的关系进行更集中深入的讨论。 我自己从事性别研究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与当代中国的这三次热潮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因此对张莉的问题意识与调查研究有更多的认同和理解。我最早接触和研究性别问题是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时候，时间是1994到1995年。那时候中国有一次很受关注的“女性文学热潮”，不止是作家，批评界、理论界、出版界、媒体圈都在介入。我也在这样的热潮中参与到女性文学研究里，当时主要做文学批评，讨论的作家包括林白、陈染、王安忆、徐小斌、徐坤等。从那时候起到现在，女性文学与性别研究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一是关注女性形象，也就是文学（也包括电影、电视剧等大众文化）如何想象和塑造女性主体。当某一个时期的社会人群把女性作为某种“时代偶像”去想象的时候，这个形象一定会投射各种各样的社会欲望在其中，包括性别想象、时代精神、阶级区分、族群想象等。另外关注的研究对象是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丁玲、萧红、张爱玲直到1990年代以来的王安忆、林白等。很大程度上应该说，“二十世纪女性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事实上也是当代文学界提出“女性文学”“女性写作”以来，建构文学经典与写作传统的一种方式。 我的研究主要关心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理解“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对于女性主义运动和实践来说，这曾经是一个很有名的口号，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思路。性别问题总是与个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如果性别的问题不能落实到个人的层面，那么这种讨论可能不会那么深入。因为很多性别问题，往往是以“私人”关系的样态出现的；第二个问题是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一直是和阶级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女性主义这个概念当然是从西方的“Feminism”翻译过来的，不过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女性文学热的时期，才被译成“女性主义”，而在这之前一直译成“女权主义”。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说女性主义的时候，只有那些西方式的女性主义才是女性主义，而忽略掉了中国一百多年的妇女解放运动和阶级运动紧密联系的历史。关注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关联性，也是要从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传统中理解性别平等问题。 基于我对女性文学、性别研究问题的了解，我认为文学界在现代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中占有重要位置。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主要由文学界展开，这是女作家“浮出历史地表”的时期，“个性解放”与“恋爱自由”都以女性出走的故事作为时代象征（娜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性文学”概念的提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热，都是以文学界为中心，代表了性别问题最自觉和最先锋性的领域。提出性别问题的往往是文学家批评家们，而不大是影视剧作家们，与其他学科、媒介领域相比，文学一直处于较前沿的位置。但同时，我也有这样一个判断：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虽然性别问题一直是文学界讨论的问题，但存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落差”，就是批评界或理论界更愿意谈性别问题，而创作界和作家不大愿意谈。无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女作家们（更不要说男作家）普遍的态度是不大愿意接受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这个说法。接受者只是少数，比如林白、陈染、徐坤等。相应地，文学批评界、理论界和研究界谈论女性主义或女性文学、性别问题就比较普遍。 是什么因素造成批评界和创作界的这种落差？这也是我对张莉把调查的重心放在“作家”这个层面特别感兴趣的地方。这肯定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新时期以来这么多年的某种症结，就是为什么作家会拒绝或不大愿意谈论性别问题。作家是创造文学世界的人，如果说创造者本身对性别问题没有自觉，很难相信他或她写出来的作品会达到多么高多么深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