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诗经》？
《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人们的喜怒哀乐，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它的影响不仅渗透于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对于后世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的塑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读这一本书呢？
梁启超认为《诗经》有三种读法。第一种读法，是以《诗经》来陶养感情。
《诗经》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作者包括各个阶层各种职业，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诗篇内容广泛，而情感深刻。无论是对国家社稷的，还是对家庭亲人的，无论对朋友的、还是对爱人的，《诗经》之中都可找到代表的作品。而其表现情感的方法，有极缠绵而极蕴藉的，有极委婉而实极决绝的，有极沉痛而一发务使尽的，有于字句处写其深痛或挚爱的，有其辞繁而不杀、以曲达菀结不可解之情的，有极淡远而一往情深的，也有极旖旎而含情邈然的。可以说是抒发了各式各样的情感。
中国古代有“诗教”一说，即是说经过《诗经》的学习与教育，对完美人格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乐对于人情的感动功能去整治人心，从而使人对自己的趋善行为进行自我观照并产生愉悦。而梁启超所谓的“陶养感情”，也正是在于这一点。将《诗经》作为文学作品去细读细品，从抒写情感的地方去欣赏、感受，可以蕴养审美，从而影响到人格。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经》是古代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当时文人士子必需的文化素养，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而除此之外，断章赋诗取所求，也成了《诗经》在现实社会运用的常态。《左传》中就记载了许多卿大夫赋诗言志的事迹，《韩诗外传》、《新序》等书中也会在叙事之后引用《诗经》中的话语来证明。这些应用，实际上不是都用《诗经》的本事与本意，而是“通吾所感与作者之所感”，是引申之后的应用。这种读法，也可以锻炼德性、增长才智。
第三种读法，则是把《诗经》当做古代的史料或者是史料的尺度。
《诗经》依据音乐的不同可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相对于王畿而言的、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雅是王畿之乐，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即典范的音乐。《颂》则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通过这些诗歌，既可以看到各地不同的风俗，也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状况，既可以看到各色人物，也可以看到各类动植物。而城郭建筑、农具、兵器、礼器、用具等等，都涉及在内。这就可以将《诗经》当做古代的史料来读。而在《诗经》以前，正式的史书并未出现，传说、神话、传记、谶纬等所记载的古事，杂糅不可究诘。因此，可以将《诗经》作为辨别史料真伪的尺子，也就是所谓的史料的尺度。
可以说，《诗经》既是诗，也是历史；既有文化情感，也有道德伦理；既作为学习的读本，也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交流工具。读《诗经》，从不同的方面去读，就有不同的收获。
当然了，读《诗经》，少不了读一些注释，如果是研究之用，那么《毛诗正义》、朱熹的《诗经集传》、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的《毛诗后笺》等都可参考。若是平时翻阅欣赏之用，那么程俊英的《诗经译注》有注释也有白话翻译，通俗易懂，可以参看。
贵州文化老人丨略谈史料的搜集与引用
文章选自张祥光所著《读史集稿》，本书是以业已刊发的多单篇文章汇合编就的文集。就学科而言，以史学为主，兼及其它；就时间而论，以古代为主，兼及近现代；就空间来说，以贵州为主，兼及全国。时限长、区域广，涉及之人、事多。立论精当，史料翔实。
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对历史研究来说，史料的搜集整理是很重要的。搜集史料的工作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工作，任何人都不能做无米之炊。而史料搜集主要有两大类：文献史料与史迹遗存。
文献史料，指由文字记载的材料，有典籍、金石碑文、公私档案、地方志、谱牒、契约、笔记、信札、回忆录、报纸、杂志等等。
史迹遗存，主要对遗址、墓葬、遗物、风俗习惯等相关材料进行搜集。
搜集文献材料，既要从公开出版的刊物中搜集，也要从内部刊物中搜集；既要搜集正面的，也要搜集敌对的、对立面的。史料搜集以后，整理、鉴别史料的真伪是很重要的事情。郭沫若曾指出：“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
为什么要鉴定材料呢？因为，文献资料往往有局限性。任何一种文献，都是在一定时代和社会条件下，由一定的人撰写的。由于，阶级社会的人其行为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就决定了时代的局限性。对史料进行鉴别、考订工作是要把错误的记载和正确的记载区别开来。如贵州省地方志主办的《史志林》2003年第四期刊载李熙贤的文章《纪念塔新考》，就很能说明这个论点。
贵阳市《南明区街道志》要记录纪念塔，然而纪念塔已于1952年由于道路改造而撤毁，它的形状、高度、完成时间各书说法不一。从1981年到2002年，先后有6本书介绍过纪念塔，但都是互相矛盾的。下面，就以较权威的1993年出版的《贵阳市·文物志》和1997年出版的《贵州省志·民政志》为例。《贵阳市·文物志》刊载，纪念塔为正方形，塔高十米；《贵州省志·民政志》记录纪念塔完成时间为1942年4月。然而，6本书无一正确记载。经李熙贤走访健在的参加建造纪念塔的工人，再查找到了1941年5月27日《贵州日报》刊载的消息，得出了正确的结论：“纪念塔于1941年5月建成，塔高十点二米，寓一〇二师番号，呈三角形”。这个结论纠正了之前各书的错误记载。
史料不等于史学，有了大量的、经过整理订正的史料，又该如何应用？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
一、分清主次，同样说明一个观点的材料有若干条，有重要的、不很重要的，选择其中能说明问题的即可。
二、如果没有较勘、考据功夫，或者知识面不广，切勿随便改动原来的文字和词句。如梵净山有一《敕赐重修梵净山金顶序碑》，其中有一句：“玄寺、缁庐、青鸾、白马皆佛子接引之区”。有人将“青鸾”改为“青龙”，但是，“青龙”乃道家信奉之神；“青鸾”则是传说中凤凰一类之鸟。显然，将“青鸾”改为“青龙”是错误的。
三、在写初稿时，所有引用的史料，都应尽可能注明出处，对于转抄的二手材料，有条件尽可能找原书查对。
四、对于有争议还未定论的史料，或同一事多种说法的史料，如果要用，应加注释予以说明。我们在《贵州通史》编写中，对李白是否到过“夜郎”“杨端入播”等问题，因看法不一致，还未得出定论，都加以注释。
张祥光，贵州桐梓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学会理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秘书长，贵州省史学会顾问、贵州地方志研究会顾问。著有《贵州古代史》（合著，任副主编）、《贵州近代史》（主编之一），参与编写《贵州通史》五卷本中第一卷魏晋至五代十国、《贵州省志·政府志》《贵州省志·文史馆志》等。
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大地各民族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史料体系是历史学的基石，为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重要支撑。在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大量以不同形式、不同语言文字记录的各种文献，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有助于深入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揭示中华民族内在凝聚力和发展动力，阐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与繁荣的促进作用，解决相关领域研究中存在的被西方思想理论和话语体系所左右的问题，从而推出更多立足中国历史、解读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原创性成果。
深入挖掘研究汉文史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出现了有关民族的记述，甲骨文、金文以及先秦诸子著述等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史资料。秦汉以来，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对边疆的开发，有关周边民族的知识日渐丰富。《史记》将中华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历史书写，开创了为少数民族撰写传记的体例。此后历代相沿，“二十四史”中绝大多数都包含有关于少数民族的传记，多民族历史书写的传统在中国历史著述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另有大量有关边疆民族史志的文献，比较集中地保留了古代民族资料。此外，散见于方志、会要、文集、笔记、碑铭、谱牒中的各种民族史志资料也非常丰富。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地区也广泛使用汉文。有些少数民族政权如辽、金、西夏、元、清等创有自己的文字，同时也广泛使用汉文进行历史书写；有些边疆少数民族主要使用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沟通，同时也将汉文作为重要的族际交流工具，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总体上看，汉文史料具有连续性、全面性等特点，时间上涵盖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地域上覆盖包括中原与边疆的广大地区。要加强对这些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分析研究，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和中华民族认同。根据中国历史演进的内在线索和自身特点，揭示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与内在联系性，呈现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共同谱写中国历史的进程，阐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基于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进而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发展规律。
深入挖掘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史料及域外历史文献。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也要重视对少数民族留下的历史记述的挖掘研究。这些历史资料既包括大量汉文资料，也包括大量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资料。其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史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史料直接反映了边疆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对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域外历史文献，如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等语言文献，也保存有大量与中华民族历史有关的记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树立运用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资料形式多样、载体丰富。从形式上看，既包括官方档案文献、经典史著、地方史志，也包括个人笔记、诗文，还包括各种传说、神话故事等。从载体上看，既有文字的，也有各种艺术作品、图像资料等。因此，需要综合运用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科学、准确地整理、研究这些资料。历史文献的形成具有建构性的特点，反映了文献书写者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认知视角、书写动机以及所处的时空背景、民族关系等。借助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文献资料进行考察与分析，不仅可以挖掘出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事实，还能解读出历史书写行为之间的文化因素及认知差异，揭示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文献书写中蕴含的中华民族认同，进而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动因、趋势等，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走深走实。（作者：刘正寅 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