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每天一节体育课”，改变了什么
新学期，湖北省宜昌市教育局宣布，在全市高中试行“每天一节体育课”，至此，自2022年宜昌全市小学推行“每天一节体育课”以来，该市基础教育段“每天一节体育课”全面实施。
三年“每天一节体育课”，中小学学生体质有了什么样的改变？记者进行了深入走访。
宜昌市中小学推行“每天一节体育课”要追溯到三年前。长期居家上网课，中小学生体质堪忧。怎样让重返校园的学生“动起来”？增加体育课是宜昌市教育局比较现实的选项。
今年春季开学，宜昌市教育局借“微改革、小试点”东风，让“每天一节体育课”持续发力延伸推进：将小学初中的课间休息时间从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并提出学生在校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继小学初中之后，将“每天一节体育课”延伸至高中进行试点。
“实行‘每天一节体育课’后，小学初中体育课由每周3课时增加到5课时，全市小学每周增加体育课7159节，初中每周增加体育课3910节。”宜昌市教育局体卫艺劳科科长黄海介绍。
针对“每天一节体育课”的学生参与情况，宜昌市教育局明确要求，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记入学生体质健康档案，并建立完善与日常体育教学、中考体育统一测试等相结合的评价机制。
三年过去了，在“每天一节体育课”的宜昌学校，学生体质有了显著的变化，该市教育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24年该市中小学生体质监测优良率比2021年提升了25.22个百分点，教育部专家组在抽查时给予高度评价。
走廊上跳“数字房子”，教学楼下小操场跳绳踢毽子，食堂外架空层上打乒乓球……走进宜昌市青岛路小学，记者发现，这所“巴掌大”的学校，提供给学生运动锻炼的场地不少，而且颇有创意。
推行“每天一节体育课”，学校体育课时增加近一倍，场地、师资是显而易见的短板问题。这好比武侠小说里打通“任督二脉”一样，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首先要解决场地、师资问题。
在宜昌市教育主管部门政策资金扶持下，各地各学校为解决场地、师资问题“八仙过海”。如面对场地不足的难题，通过采取错时错峰排课、挖潜校内空间资源一场多用等不同方式予以解决。
宜昌市八中采用长短课时、大班教学、学生选项上课等，在不缩短课间时间、不延长学生在校时间的情况下，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宜昌市二十七中通过返聘经验丰富的退休体育教师、在外聘请有资质的体育教练、安排有体育特长的教师承担体育社团工作等，建起一支专职为主、兼职为辅的体育教师队伍……
抬抬臂、扭扭腰……近日，宜昌市十一中707班、903班学生正在操场上体育课，在体育教师带领下，学生们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学校自编的韵律操、室内操等特色拓展课。
“课程面向‘三个层面’，因校制宜融入戏曲、武术、舞龙狮等传统特色项目，旨在全面激发学生新动能。”宜昌市教育局体卫艺劳科科长黄海介绍，三个层面即“游戏+参与”让小学低年级体育更有趣、“习惯+特长”让小学高年级体育更有范儿、“健康+技能”让中学体育更有效。
传统与特色的融合，让校园“校校有特色”精彩各不同：如西陵区珠海路小学的武术操、伍家岗区实验小学花溪路校区的舞龙狮、西陵区镇镜山小学的轮滑、宜昌市二十五中的韵律操等，均已形成学校传统和特色，在市内外小有名气。
宜昌市坚持推行“每天一节体育课”三年来成效显著：中小学生体测优良率显著提升；学生综合运动和竞技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在湖北省十六届中学生运动会上，宜昌市斩获12金20银17铜，打破一项赛会纪录，综合实力位居湖北省前列。
《中国教育报》2025年03月22日 第03版
马约翰的体育课：有人欢喜有人愁
吴宓（1894-1978）、萧公权（1897-1981）、潘光旦（1899-1967）、梁实秋（1903-1987）、何炳棣（1917-2012）、何兆武（1921-），这些赫赫有名的大师皆毕业于清华大学，尽管他们求学的时间各不相同，如吴宓在山河变动时入清华学堂，何兆武则毕业于战火未歇的西南联合大学。但他们回忆求学时光，令他们头疼，或者深刻印象的科目，既不是文史课程，也不是什么理工学科，竟是体育课。
他们的体育教师是马约翰（1882-1966），此人虽有一个富有洋味的名字，但却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1882年出生于福建厦门，191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4年后便执教于清华大学直至逝世，期间曾两度赴美进修，亦曾担任奥运会教练团成员。
1928年，罗家伦（1897-1969）任清华大学校长，曾裁撤一批教学质量差的外籍教授，教授体育的马约翰也被降职降薪。后来马约翰率队到天津参加华北区足球赛，得了冠军返校，师生们放炮庆祝，还将他高举抬至校内。罗家伦知道自己错了，便将他提为教授，恢复原薪，又给了一只银杯当作纪念。关于马约翰说不完的丰功伟业我们就不多谈了，且说说那些大师们求学时的体育经历。
何兆武在西南联大时，体育虽不算学分，但也要修满八个学期才能毕业。何兆武因为阑尾炎开刀可以免修体育半年，但他却休了一年，当时的校长兼教务长梅贻琦（1889-1962）请他与马约翰商量，何兆武本希望马约翰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马约翰却答道：“体育不及格毕不了业。吴宓是大教授了，当年跳远不及格，就没有让他毕业，又蹲了一年。”讨价还价之后，最后何兆武才得以以缴交体育报告的方式作为补课成绩。
事实上，吴宓只延毕了半年，马约翰偏偏说一年，倘若不是某人记忆有误，便是他要向何兆武虚声恫吓一番。可惜吴宓被延毕时所写的日记早年在家乡遗失，他当时的心境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不过从求学时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他惧怕体操，亦想增进体格的事体。例如1915年10月23日，他的日记写道：“午后拍球。余近日每夕必拍球。每晨毕早起，跑一匝，冀体力略可进步云。”两日后又重提此事，期许拍球习惯不要间断。
当时的体操分为两种，一种是哑铃体操，每天早晨七点至七点三十分；另一种是兵式执枪体操，每周的一、三、五、日下午四点至五点举行，每学年有两次运动会，便要以此与他校竞技，且训练极为严格，稍不符标准就会遭到记过处分，吴宓就因为“微笑”被记过二次，在日记中表达不满之情，还数次批评校方重视体操是怠荒功课、本末倒置。偶有晨间体操因下雪暂停时，吴宓便感到庆幸不已。
民国八年至民国九年（1919-1920）清华大学规定的体育测验有五项，要达到标准才能遣送游学，这五项分别是：一、百码快跑；二、跳高或急走跳远；三、攀绳；四、横杠翻越；五、游泳。其及格标准为：百码十四秒、跳高两尺六寸、跳远六尺、掷铁球一丈四尺、双手爬绳一丈二尺、自由式游泳二十码。这对一些不谙运动的学生而言无疑是项严苛的挑战。当天气好的时候，萧公权就和几位好友相约到操场上练习，因为萧公权在中学时已学过游泳，所以他下苦功练习的便是吴宓不及格的跳远，所幸测验的结果勉强通过，不过他的体育成绩也往往是在及格边缘。
至于吴宓最反感的兵操，萧公权则是平心看待，当时他们的教官是西点军校毕业的王赓（1895-1942），萧公权回忆起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止的游行活动，清华大学学生全体参加，学生们整齐的制服和划一的步伐，特别吸引众人的目光。
何兆武缴交报告替代体育测验，已颇为通融，吴宓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可能也是如此，因为马约翰并不太刁难学生，梁实秋说他平常不加练习，临考时大为紧张，马约翰看到他的体育成绩也只能摇头叹息。梁实秋考铅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等田径项目都刚好能及格，惟独游泳是一窍不通，在校期间竟从未下过水，所以第一次测验还要人在旁撑竿协助，自然是被判定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梁实秋沉到池底后又连爬带泳地前进，还使出蛙式泳，马约翰才笑着说：“好啦，算你及格了。”吴文藻（1901-1985）在测验游泳时也是第一次不及格，补考时才勉强通过。
潘光旦因为运动导致右脚残疾，也与练习跳高项目有关。仅管如此，潘光旦倒是对注重体育的校风抱持肯定的态度，他揶揄吴宓这类的学生总是到最后一年、半年才在临时抱佛脚，场面非常欢乐，总有跑场的人争相走告：“某人某人又在苦练什么啦！赶快去瞧啊！”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体育课敬而远之，何炳棣回忆在清华大学的时光，其中一个传统就是注重体育，他说当时淋浴设备不设置在宿舍而在体育馆，就是要“强迫”学生运动出汗后去洗澡。又回忆当时已经在清华大学任教约二十年马约翰，何炳棣称赞他老当益壮，即便是冬天，马约翰也要学生与他一样也只穿背心裤叉，一起做体操、打球。何炳棣是天生的运动好手，1932年在南开初中时得过乙组百米第一名，读清华大学时加入棒球校队，得免修体育课一年，此后他的各项运动成绩也都保持很高的水平，1937年跑百米的成绩是12.2秒，是校队成员以外最佳的成绩，自然就没有因为体育课而延毕的烦恼了。
让孩子们更欢畅地动起来
随着青少年体质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曾被认为是“副科”的体育课越来越被重视。在政策引导下，“每天一节体育课”正成为中小学教育的大趋势；还有地区通过延长课间、设置大课间等方式增加体育运动时间，鼓励学生参与锻炼。 孩子们走向户外“动起来”有何新变化？记者在多地进行了调查。 歌乐山顶的绿茵场上，重庆市沙坪坝区山洞小学的足球小将们进行着激烈的接力比拼；冬季冰雪运动如火如荼，沈阳市浑南区第九小学的同学们在校内陆地冰球训练场加紧练习；广西玉林市民族中学的体育课上，传统民族体育项目陀螺、高脚竞速等比赛依次展开…… 近几年，“小胖墩”“小眼镜”问题广受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备受各方重视。教育部明确提出“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每天保证一节体育课，另外课后再锻炼一个小时”；深圳、天津、安徽等地根据地区特色，相继出台相关文件及措施，为青少年在校体育锻炼保驾护航。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体育课被其他课程占用、体育课安排自习、“阴阳课表”等问题，如今已明显改善。多所学校老师表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学生、家长也不会答应。 不少学校负责人表示，加强校园体育锻炼，并非纯粹为了迎合考试“指挥棒”。“我们鼓励学生３年掌握３项体育技能，培养终身锻炼特长。”重庆凤鸣山中学教育集团总校长邓仕民说，学校近年大力实施特色体育项目进校园，开设体育类选修课２０余门。 “不少人认为体育锻炼会影响学习成绩，但大部分孩子在增加运动后，考试成绩不仅不会下降，反而会更出色。”沈阳市浑南区第九小学校长侯明飞说，他带过的学生中，有一个性格相对胆怯的孩子，一直默默无闻；取得攀岩全校第二的成绩后，整个人渐渐发生了变化，“眼里有光了，课堂上也更自信了”。 与其他学科不同，体育课对天气、场地有要求，且存在一定对抗性和风险性。如何保障体育课数量与质量齐升？ ——体育老师怎么安排？大连市中心一所学校现有在校生近１５００名，而编制内体育老师不足十人，平均２００余名学生才配备一名体育老师。该校一名体育老师说，自己每周有１４个课时，同时还承担大课间、学校足球队训练等各种任务，“压力还是很大的”。 西部地区一位乡村学校校长告诉记者，艺体学科师资全县都比较匮乏。“现在学校一共有４名体育老师，但真正体育专业出身的只有两名。”这位校长坦言，他们学校“还算可以”，有的学校连一个专业体育教师都没有，需找其他科目老师兼任。 ——运动空间够吗？记者在多所城区和乡村学校了解到，受场地不足限制，部分学校只能采取错峰排课、分区上课、“借地”上课等方式安排体育课。 “学生课表基本都排满了，一些班级的孩子从早上第一、二节课就开始上体育课。”一名小学负责人表示。还有体育老师介绍，学校将体育馆、操场和部分空地全部用于体育课，勉强够用。有学校曾开设特色足球课，但校内没有足球训练场地，只能步行１０分钟到附近的体育场馆；考虑到安全风险，最终足球课被取消。 ——安全问题怎么保障？“出于安全考虑，很多学校体育课不会开展跳高、长跑等强度大、有风险的项目。”一名长期关注校园体育的教育工作者坦言，课堂上学生如果发生伤害事故，体育老师一般都需承担责任。 西部某地一小学负责人说，每年学校平均要处置１０余起运动意外伤害矛盾，解决时间少则一周、多则几个月。面对此种情况，一些教师不敢让孩子过多进行激烈运动，部分学校的体育活动以跳绳、羽毛球等“安全”项目居多。 体育锻炼是增强少年儿童体质最有效的手段。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小眼镜”就少一些，其意义也在于让孩子们养成良好运动习惯，在运动中享受乐趣、磨炼意志。受访者认为，“每天一节体育课”和安排大课间活动等看似只是增加了课时，实际涉及方方面面的改革与创新，配套举措应及时跟上。 为解决师资不足难题，多地积极探索，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成都天府新区将退役运动员事业转型发展与解决体育专业师资缺乏问题相结合，探索实践教师共享机制；安徽有小学盘活现有教师资源，专职引领和全科培训相结合，打造专、兼职体育授课教师队伍；今年又有千名左右体育专业学子，奔赴全国多省区开展体育支教…… 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沈可建议，支持学校与社会力量协同建设和运营体育资源，实现场地、器材和设施的共建共享，同时依托高校、体育协会、俱乐部等打造复合型体育教师、教练员培养体系。 “家庭应主动加强学生体育锻炼的过程监督，充分利用城市社区现有的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场地，引导学生开展课后体育活动。”邓仕民表示，家校社应共同努力，以体育为载体协同育人。 近日，有学生在体育课上练习中考体育项目时不慎摔倒受伤，法院判定学校不担责。专家认为，针对此类事件，应在法律层面进一步厘清学校的责任边界，明确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责，让老师免去后顾之忧。 此外，业内人士建议，提高校方安全责任险的标准，让保险覆盖面更广、赔偿力度更大；形成学校与第三方机构的风险共担机制，让学校回归更纯粹的体育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