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四大名著的虚与实：看似纯虚构的故事，却是最真实的历史还原
四大名著是中国人乃至世界人都非常熟悉的文学经典，无论是《三国演义》的分与合，还是《水浒传》的忠与义，无论是《西游记》的佛与道，还是《红楼梦》的情与恨，都已经款款地汇入了每个炎黄子孙的血脉，深深地融入了每个华夏儿女的精神。
有趣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部经典名著恰好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四种类型: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而且，前三部都是各自所属类型的开山之作和顶峰之作，《红楼梦》因为出现的相对较晚，只得把世情小说的鼻祖之位让给《金瓶梅》(顺便说一下，《金瓶梅》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称为“明代四大奇书”)，但其世情小说集大成之作的地位却是不可撼动的。
既然《三国演义》是历史演艺小说的代表作，它的历史真实度自然是最高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很多中国人将《三国演义》当成了真正的历史。
《三国演义》的故事是七分真三分假的，所谓“七实三虚”是也，而“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则是其中的典型之一。那么，究竟书中的哪些人哪些事是历史的真实再现，哪些人哪些事是作者的艺术创造呢？
作为传世数百年的经典名著，《三国演义》当然有着包罗万象，兼容并蓄的风格特色，但历史的丰富和复杂注定这部书不可能把三国时期所有重要的人和事都收入它麾下的一百二十回之中，那么，究竟哪些了不起的人物和说不尽的故事不幸成了被《三国演义》遗落的沧海明珠了呢？
和《三国演义》的“七实三虚”相反，《水浒传》的真实度是“三实七虚”。
《水浒传》中的所谓大人物大多是真实的历史存在，比如昏君宋徽宗，比如四大奸臣蔡京、高俅、童贯、杨戬，比如名将种师道（就是老种憬略相公）、种师中（就是小种经略相公）、张叔夜，比如造反起义的一把手宋江和方腊，而一百单八将里的大多数和其他小人物则都是施耐庵先生的艺术想象和天才创造。
出人意料的是，《水浒传》中最精彩的部分都是围绕着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展开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是这样，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亦也是，七星智取生辰纲也是，景阳冈武松打虎亦也是，宋江浔阳楼题反诗也是，真李逵路遇假李逵亦也是。其实，这也恰好符合了文艺创作的一个规律------画鬼容易画人难，所谓鬼，就是作者虚构的人和事也；所谓人，就是真实存在的人和事。
《名著很潮》系列丛书将陪伴朋友们深入水浒世界，感受虚构中的真情感。
虽然《西游记》是部神话小说，其实它也有一定的写实性，至少唐僧取经的故事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尽管唐僧是在贞观三年(小说中设定为贞观十三年)秘密离开长安踏上西行之路的，并没有出现小说中皇帝率领文武百官深情相送的场景，但他于公元645年取经归来时，确实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
唐僧取经路上的山河国家看似子虚乌有，无处可觅，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是有地理原型的------火焰山就是新疆吐鲁番的火焰山；流沙河就是新疆甘肃交界处的八百里流沙；碧波潭应该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赛克湖；西梁女国就是当时西域地区的东女国。
孙悟空和猪八戒这两个核心人物也不是凭空创造的，前者来自盛唐时期的一个后来出家为僧的武将，他原名叫车奉朝，法号悟空；后者来自三国时期西行求经的一位著名僧人，他名叫朱士行，法号八戒。
如果我们要给《西游记》的虚实定一个比例的话，不妨说它是一实九虚,简而言之，神话也有一分真。其中肯綮，此间精彩，尽在《名著很潮》系列丛书……
四大名著之中，最不真实的是《红楼梦》，最真实的也是《红楼梦》，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红楼梦》最不真实，是因为书中的人物形象没有一个历史真人，无论高高在上的王公贵族，还是吃苦受累的田夫农妇，无论风花雪月的小姐公子，还是饮食男女的丫鬟小厮，都来自曹雪芹包罗万象、瑰丽缤纷的想象王国，都是现实中寻觅不到的文学人物。
说《红楼梦》最真实，是因为小说中的绝大多数人物都有生活原型，而且都是曹雪芹非常熟悉的身边人，笔者最近的一个发现则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这个发现就是贾宝玉的贾其实是曹雪芹的曹的变体。中华姓氏成百上千，曹雪芹为什么让宝玉姓贾呢？将真事隐(甄士隐)去，用假语村(贾雨村)言的含义之外还有这层良苦用心。
如果您觉得贾字和曹字无论如何也不能互变，不妨想一想这两个事，其一，曹雪芹那时用的是贾字的繁体，其二，曹公喜欢并且擅长拆字游戏。
历史小说应兼容真实性与艺术性
处理真实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小说创作者绕不过去的课题。历史小说的创新不只是技术性的创作手法，还必须具备一种连接当下、关切时事的情怀。历史小说的真实性与艺术性两者并臻，才能诞生新时代的经典之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古与今、守正与创新，是当代作家绕不过去的重要命题，这一点在历史小说写作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历史学者力求真实性，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而小说家的内心却总怀有一种冲动，为历史多添加一些戏剧性，尽量让它变得好看。真实性与艺术性，这两者之间当然没有非此即彼的矛盾，但仍然存在一个平衡与调和的问题。
处理真实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小说创作者绕不过去的课题。真实性与好看，哪个更重要？过度拘泥前者，往往失之呆板乏味；一味追求后者，则有篡改虚无之嫌。历史文学的黄金平衡点究竟在哪里？这些是我在创作《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等作品的过程中，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在我看来，若要厘清真实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需要创作者加深对守正与创新的认识。
“守正”，需要我们尊重历史真实。历史小说与别的文学题材不同，它基于真正存在的历史，其文学魅力，很大程度源于这种真实感。譬如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无论多么尊刘抑曹，也不会改写三分归晋的历史进程；无论“状诸葛之多智”到什么程度，也要面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这种无可改变的史诗感，恰恰是《三国演义》最具魅力的地方。与之相对照的是，上世纪20年代，有人写了一部《反三国演义》，大笔一挥，让蜀汉统一天下，痛快是痛快，艺术价值却无甚可观。足见对历史基本事实的尊重，是此类小说创作的一个大前提。史实的皮之不存，艺术的毛将焉附？
当然，再高明的历史学家，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还原历史。因此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在把握“守正”这个大原则的前提下，不可避免地要在历史空隙中填入一些原创要素，通过发挥文学想象力，赋予发生在古代的故事以现代意义，这就离不开创新意识。
所谓“创新”，并非凭空杜撰，它是一种基于历史真实的合理想象，但这正是最考验历史小说作者的地方。作者必须充分了解历史本身以及背后的逻辑，在真实的基础上加以推演，这才是真正高明的创新。
我写历史小说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求这个历史小说的故事情节，如果换到不同时代，就是不成立的。换句话说，我要写出每个时代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就是对生活细节的描摹和对当时社会观念的呈现。如果在这两方面能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那么读者对小说中的“时代”就会有强烈的沉浸感和体验感。在创作《长安十二时辰》这部小说时，我极力搜寻有关唐代长安城的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尽量于史有据。我曾把长安城布局一坊一坊地敲进表格里，把每一坊的功能、典故、所居名人做成一张地图，为的就是把长安城看清楚，从而在小说中把一百零八坊的细节展现出来。如此一来，读者即使不谙唐史，也会被这种巨细靡遗的真实性所感染，仿佛自己置身于那时的长安城中。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他们所体验到的盛唐气象，某种意义上却是真实的。
创新虽可以进行创造性的情节推演，虽可以在人物和故事上“开脑洞”，但仍旧要在历史合理性所圈定的范围内驰骋。更重要的是，历史小说的创新不只是技术性的创作手法，还必须具备一种连接当下、关切时事的情怀，即小说的现实意义。我从2019年开始，一直在创作一部以医院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开始后不久，我目睹了大量发生在身边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感人事迹，再回看历史资料，会发现苍生大医的精神一脉相承、绵延至今。只有写出这种精神的继承性与时代性，让当今读者读古而照今，才能凸显出历史小说的质感以及社会责任。
当史实得到尊重，才有充分的空间舒展想象、丰富内涵；当历史逻辑得到遵循，戏剧性才会更令人信服，从而收到更好效果。归根到底，历史小说的真实性与艺术性两者并臻，才能诞生新时代的经典之作。（作者：马伯庸）
三国演义中张辽是曹魏悍将，被丁奉杀死，那正史中他是怎样的人？
张辽，这位曹魏时期的猛将，想必不需要过多的介绍。即便是对三国的渊源不甚了解的人，听闻过张辽的名字也并不罕见。如此一位英勇的将领，毫无疑问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那么，张辽究竟是如何结束其传奇的一生的呢？若是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或许会毫不犹豫地说，他的死因是被丁奉所杀。但是，真正了解史实的人却会提出质疑：这似乎并不是历史的真相，小说与真实历史之间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出入呢？毕竟，小说总是经过作者的灵感与再创作，而细究三国的历史背景，《三国演义》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确实值得探讨。今天，我们就来深入了解这位叫张辽的将军。
因此，小说并非无可置疑的真实记录，历史小说仍需理性看待。而在此，小编要提醒大家，无论何时，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是重中之重，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