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书是谁创造的？
我看了一圈答案，怎么说呢，有人说楷书是一整个体系，没有具体的创造人，也有人说是魏晋时期的钟繇，而在王羲之的笔下得到了成熟。
其实吧，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对。楷书出现的年代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那是书法史上由汉隶转向楷书的关键时期。
然而在这一时期的书法江湖上出现了一个宗师级的人物，他就是三国时代魏国的牛人——钟繇，后人将他称作楷书的鼻祖。 初期的楷书，在结构上其实仍残留极少的隶笔，字体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而那之后最具有代表性的楷体作品就是钟繇的《宣示表》。
钟繇本人对楷书的贡献是极大的，虽然说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创造的字体，但是，继钟繇之后，有许多书法家竞相学习他的字体，有的就会从中改善，比如王羲之父子就有多种钟体临本。 我曾经再陶宗仪《书史会要》看过一句话，他说：“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 由此可以得知，其实钟繇是楷书鼻祖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而加上时代的推进，其他书法家也会从他的字体中改革，然后楷书一步步完整。 我国书法史，历代以来对钟繇的书法成就评价甚高。比如说庾肩吾《书品》将钟繇的书法列为上品之上，说：“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
这就完全表现出了钟繇在楷书中的地位，但也不能说楷书就是他创造的，因为汉隶转变为楷书的过程中，参与者肯定不是只有他一人。 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笔法传授人名》说：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可以想象，在完成汉字的这个重要的演变过程中，钟繇继往开来，是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的，当然，你说他是楷书鼻祖，那也不为过。 一个字体的出现是一个非常系统庞大的工程，往往跨度数百年才能成熟，不可能是某一个人创造的。
我们可以从汉字字体演变的过程来看一下： 首先，汉字是仓颉发明的吗？传说汉字是仓颉发明的，然而这只是个传说，文字作为记事、传播信息的工具，最开始是类似图画的符号，这样的符号是先民在劳动生活中发明的，开始的时候这些符号所代表的含义并不统一，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的，所以汉字也并不是某一个人发明的。
第二，隶书是程邈发明的吗？传说隶书是程邈发明的，而且有的书上还有记载，然而研究汉字从篆书到隶书的变化过程，这个跨度很大，从先秦就开始，一直到汉朝才结束，同样是为了更方便使用，把不太方便书写的篆书逐渐演变为隶书。
第三，楷书是某个人发明的吗？有人说楷书是钟繇发明的，也有人说楷书是王次仲发明的，这种说法也不靠谱。我们现在说的楷书，萌芽时期在秦汉，发展变化时期在魏晋六朝，最终成熟是在唐朝，在现在的字帖中（如配图）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很像隶书又像楷书的字，这些字就是在发展变化时期的楷书，这些碑帖印证了楷书绝对不是一下子就发明出来的，而是逐步逐步演变过来的。
总而言之，汉字是一种传播信息的工具，这个工具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这个完善过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历史跨度也非常大，不是某个人发明的，如说非要说是谁发明了楷书，那就是人民群众吧。
对于楷书的创造这个问题，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就是：楷书创始人是王次仲，《晋书。卫恒传》：上古王次仲始作楷法。 《水经注》也有记载：郡人王次仲，少有异志，年及弱冠，变仓颉旧文为今隶书，秦始皇时，以次仲所改文字，简便于事要，奇而召之......始皇怒其不恭。 以上所引两书都认为楷书始祖乃王次仲，即使是汉人，秦人所写。
2、第二种说法就是：书法史上最高的楷书书法家是钟繇（yao） 李学勤《文字学概要》：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书法家是钟繇（yao），所能看到的最古老的楷书是钟繇所写的《宣示表》等贴的临摹刻本。 王新伟、傅爱国编著《艺术鉴赏绘画书法》：自秦汉之际产生楷画笔法至三国楷书形成，以钟繇楷书为代表，是楷书发生时期。
3、第三种说法就是：楷书乃是众人所创造的，并不是某一个人所创。 《辞海》：楷书始于汉末，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今通行。 《汉字的故事》：“楷书也叫“真书”、“正书”、“今隶”，楷书是从隶书演变而来，楷书也是众人创造的，不是某个人所创造的。
无论楷书始于谁，始于什么时代，历史的洗礼让书法得意千古延续，我们练好字，除了对自身有很大好处，也是对于书法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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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谁人创造的：谈谈教员先生的史观
什么样的历史观才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持何种历史观？应该如何解读教员先生思想中的史观？
这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本文就此深入地讨论一下。
其实这些问题原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都是教员先生闹的，把人给弄糊涂了。
之所以出现这个状况，原因就在于我一再强调的，他身份的特殊性。如果他只是个思想家，那么他就可以直话直说了；但他还是领袖，那就不能有什么说什么了。
对于有些人来说，认同教员先生的思想，就得认同人民史观，因为他就是那么说的。很多时候，英雄史观被当做唯心主义加以批判，人民史观才是唯物主义的。
要展开讨论，就得摆脱这些教条的羁绊，回到问题的本质，回到文本。
本篇要讨论的是，教员先生本人对这些问题是怎么看的，他的思考都有哪些，哪些是他的真实看法。基于此，答案自然就浮现出来了。
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大众创造历史？这首先是个哲学问题。哲学问题就得以哲学的方式来讨论。
我们先来看看鲁迅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呐喊·自序》我们都在课本上学过，都熟悉，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哲学的讨论一般都要假设一个理想状态，作为讨论的出发点。自由主义就假设一个自然状态。
在这里，鲁迅做了一个“铁屋假设”。鲁迅所假设的这个铁屋，是当时中国真实状态的反应：国运凋零，列强环伺，人民麻木，亡国亡种的危机近在眉睫。这就好比，一群人困在铁屋里，就要全部被闷死了。
那一代的有志国人，都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鲁迅也是。那么，最重要的问题自然是：如何救亡。谁都知道需要改变，但改变如何发生？
何怀宏：是奴隶创造历史吗？
史铁生的精神追求和执着思考是紧密地联系于历史、时代和社会的，这正是我很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同样欣赏史铁生的一个原因。那是他的地坛：“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在那里，他可以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自己为什么要出生，同时又观察周围来来往往人们的世态，而他也就在这世态之中。
世纪中国的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到了世纪末清点的时候，大概会再一次出现这样的问题：谁是历史的主人？或者说，谁创造了历史？是英雄、还是奴隶创造了历史？经过一个世纪的动摇颠覆，主流的话语已经是“奴隶创造历史”。但《务虚笔记》却让其中的一个主人公、画家 提出了疑问：真的是这样吗？“是谁创造了历史？你以为奴隶有能力提出这样的问题吗？……那个信誓旦旦地宣布‘奴隶创造了历史’的人，他自己是不是愿意呆在奴隶的位置上？他这样宣布的时候不是一心要创造一种不同凡响的历史么？”“他们歌颂着人民但心里想的是作人民的救星；他们赞美着信徒因为信徒会反过来赞美他们；他们声称要拯救……比如说穷人，其实那还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业是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价值么？这事业是不是真的能够拯救穷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穷人们因此而承认他们在拯救穷人，这就够了，不信就试试，要是有个穷人反对他们，他们就会骂娘，他们就会说那个穷人正是穷人的敌人，不信你就去看看历史吧，为了他们的‘穷人事业’。他们宁可穷人们互相打起来。” 最后的结论或许有些“厚黑”：“历史的本质永远都不会变。人世间不可能不是一个宝塔式结构，由尖顶上少数的英雄、圣人、高贵、荣耀、幸福和垫底的多数奴隶、凡人、低贱、平庸、苦难构成。怎么说呢？世界压根儿是一个大市场，最新最好的商品总会是稀罕的，而且总是被少数人占有。”而他认为世界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创造出一些伟大的高贵的灵魂。或者说，存在，就是借助他们来显示意义。”这种精神高贵的灵魂他主要指的是艺术家。
而这历史观的后面是一种平等观。 说：“你以为人真的能平等吗？你看见人什么时候平等过？人生来就不可能平等！因为人生来就有差别，比如身体，比如智力，比如机会，根本就不可能一样。”按照此见，楬橥于《独立宣言》的“人生而平等”就并非事实，而毋宁说是新时代价值观念的一面旗帜。
世纪、如果我们将眼光放长，则可以说整个现代，它的关键词都是“平等”。迄今为止的现代历史的基本动力、追求目标和最后所形成的实际趋势都可以说是走向“平等”。法国大革命曾经暴力地追求平等，但后来人们发现，它在近两百多年间所达成的平等似乎还不如非暴力渐进的美国。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贡献与其说是切实地实现可能达到的平等，不如说是将“平等”的观念迅速地传播到全世界。在这一意义上，说俄国革命也是它的产儿并不为过。中国革命或可说是“产儿的产儿”。它也并没有脱出“现代”的大范畴。中国也曾在 世纪激烈地追求平等，但同样也没有脱出一度在暴风骤雨后形成的、在一个人和几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甚至更加悬殊的不平等。无限抬高“人民”的结果却使“人民”成为一种空洞的东西，一种缺乏实质内容和约束力的东西。
在西方，古代希腊罗马的世界主要是追求政治、军事或艺术、人格上的优秀和卓越的。是耶稣第一次使人类将注意力的中心转向弱者，是耶稣第一次使弱势的人们得到精神上更优先的关注，使那些贫困者、弱者、畸零人、失败者、被人看不起的人有了一种希望、尊严，甚至有了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这个世界的权力和财富等主要涉及物质力量的领域大概还会是弱肉强食、或至少分配很不平衡，但是，耶稣之后的世界，人们、尤其那些在世俗活动中失败或没有取得大成功的人们、那些不能在生存的链条中居于强端的人们，就不仅可以期望一种彼世的承诺，甚至就在此世，也可以尝试建立一种精神与物质的平衡。近代以后，世俗的追求又占了上风，但在西方社会中，可以说还是保留了这样一块让精神想念生长的土地。
只讲平等是不可能摆脱物欲的。社会当然要努力争取使所有人都过上像样的、使人成其为人的生活的制度安排，为此就要总是给予弱者以特别的物质关怀，创造较好的机会和条件，但人们如果一味追求平等，就可能刺激物欲成倍地增长。而在这种平等追求之外，还有比平等更多的、我们也许还可以说，更高的东西，即在时代和社会的关怀之外，又有永恒与无限的精神维度。而这两者又可以相通：如果拥有这种精神维度，我们也许就不会太以功利成败为介怀，就不会那样急切和狂热地追求物质的东西或状态的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