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草纸与文明的助产士：为什么要研究书籍和纸张的历史？

纸诞生于石器时代末期的古埃及，一经问世便立刻投入使用。用纸莎草制成的纸张很快就成了众多写工、祭司和会计人员的必需用品，孜孜不倦的记录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他们在莎草纸上记录神庙用品和财物清单，统计农业数据，这是古埃及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4000多年过去了，莎草纸走过了一段妙趣横生、丰富多彩的历史，最终被碎布和木浆制成的现代纸张所取代。

从纸张的制造过程以及用这种纸制作的书本和文献当中，我们将看到整个世界历史上最令人震撼和兴奋的故事。莎草纸是人类不懈努力造就的传奇，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几乎一直持续到西方现代印刷术问世的古登堡时代，莎草纸存在的时间跨度覆盖了超过四分之三有记载的人类历史。然而，这段传奇在此前从未被完整地讲述过。

为什么会这样？古往今来，作家和历史学家似乎始终醉心于研究300—1450年的历史——皮纸和犊皮纸在欧洲取代莎草纸的故事。此外，他们也被中国古人用碎布制造棉纸的发明深深吸引。古代中国的棉纸在750年经由阿拉伯人改进，逐渐发展成欧洲的手工纸，也就是古登堡在1450年所使用的纸张。正是这种纸开启了现代书籍和印刷的时代。至于莎草纸，这种从石器时代末期一直沿用至1450年左右的早期纸张就这样淹没在时光的洪流里。在那段漫长的岁月中，人们用来记账、写信、著书立说的纸张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人们从不费笔墨研究这个问题呢？

首先，目前发现的古纸实物最早仅能追溯到5100年前。从那时起到古埃及中王国时期，我们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纸张残片和一些小型纸卷，这些纸上有人类最早的记录，包括公元前2566年建造金字塔时所用建筑材料的清单。在此之后，一份可追溯到公元前1800年的莎草纸卷尤其值得一提，这份脆弱的纸卷上记载着幸存至今的最早的文学作品：古埃及两位维齐尔的演讲和语录。

丧葬卷轴的纪元发轫于公元前1550年左右，那一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纸卷和纸页。《亡灵书》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700年，它们是逝者前往来世的旅行指南。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之前，丧葬卷轴在古代纸张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直到古希腊人和之后古罗马人的文字记载发展起来，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充足的文献史料。又过了一段时间，皮纸和浆纸也接连问世。然而，由于缺乏原始材料和保存完好的早期文献，要研究莎草纸的故事往往让人无从下笔。而且这一时期很容易被一笔带过。就这样，莎草纸便渐渐散佚在流逝的时光里。历史似乎在洗牌和发牌时遗漏了几张尖牌。本书意在为莎草纸正名，将这种最古老的纸张定义为全球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大关键要素。

历史学家、作家、普林斯顿名誉教授及哈佛大学图书馆前馆长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灵感来源。这篇文章首次发表于1982年的期刊《代达罗斯》（Daedalus），1990年再次收录于《拉姆莱特之吻》（The Kiss of Lamourette）一书中——我因为其中有《学术作者的生存策略》（A Survival Strategy for Academic Authors）一章而买下了这本书。这一章内容为我提供了相当精彩且实用的建议，让我明白该如何出版一部关于纸莎草植物的生态学、生命周期和历史的书籍。达恩顿特别推崇“双T”——写作手法（tactics）和标题（titles）——的重要性：即使主题平淡无奇，这两点也必须体现创意。《论岩石：大不列颠地质学》（On the Rocks:A Geology of Great Britain）一书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于是，待我自己的书出版之后，我便开始着手完成上文提到的任务：将最早的纸张和书籍定义为全球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关键要素。拜读达恩顿教授的大作再次令我备受鼓舞，这一次给我启迪的是他在第七章的论述，关于某一知识领域如何获得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独特身份。这篇题为《书籍史话》的文章进一步阐述了达恩顿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提出的观点，即书籍史是一门独立、全新且至关重要的学科。

达恩顿强调，有意研究这一新学科的人必须明确自己的出发点，这会帮助他们理解印刷文字如何在可移动设备发明之前和之后影响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归根结底，从事此类研究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将书籍视为历史发展的一股推动力量。就我个人所见，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批书籍——古人用埃及沼泽植物制成的在尼罗河炎热干旱的沙漠保存至今的书籍——同样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

书籍史值得研究吗？有些人可能认为我故事中的主角——书籍和纸张正在逐渐消失。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达恩顿和其他许多人（包括他提到的比尔·盖茨）在广泛阅读时都更喜欢纸质文本而不是电脑屏幕上的电子文档。简而言之，达恩顿向我们保证，用纸张印刷装订而成的老式书册绝不会因网络空间的出现而消失。

达恩顿还提醒，任何可能走上这条将书籍视为历史发展推动力的道路的人都要小心，因为他们将要走入的是六大研究领域彼此交融的“无主之地”。书籍史涉及的学科包括图书馆史、出版史、纸张史、墨水史、书写史和阅读史。从我的研究角度来看，我常常将书籍和纸张视为“第一媒介”。换言之，我将纸张视为一种别具一格的、能够满足现代人需求的前瞻性发明。这种看法也让我将纸张与许多古老媒介区别开来，那些媒介因为累赘笨重而未能在全球普及开来，或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

第二媒介又是什么？我的答案非常明确，第二媒介就是为现代人发挥重要作用的媒介发明：远程传讯。更准确地说，是脱离第一媒介和其他实物信息载体的物理交换从而实现文本信息的远程传输。因此，正如维基百科告诉我们的，旗语（利用旗帜传递信号的系统）是“远程传讯技术”的一种雏形，而飞鸽传书则不是。

第二媒介的第一次重大突破是19世纪电报的发明，然后是无线电台的出现。随着计算机的诞生，第二媒介迎来了第二次重大突破，步入互联网时代，电子邮件和即时通信等技术迅速发展起来。这些都是信息传输第二发展阶段的一部分，与纸张所代表的物理交换截然不同。纸张是第一个让人类的智力、创造性、表现力甚至是道德得以发展的创新。无怪它至今仍被视为全球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因素。

历史科普书籍推荐

历史是研究过去事件的学科，也是我们了解过去、理解现在并预测未来的基础。但是大多数的历史书籍都是枯燥乏味的，很少有人能够有耐心的去看完一本历史书。今天藏书馆APP为大家推荐几本历史科普书籍，帮助大家能够大概的了解历史轮廓。

《人类起源的故事》的优势在于，它基于一种技术，这种技术能够从数万年前的古人类遗骸中提取 DNA，并进行全面的基因分析，而不仅仅是 Y 染色体和线粒体。因此，今天的研究者可以更全面、深入地分析古代人口的分布和迁移过程。

书中对欧洲和印度的史前人类迁徙做了详细的研究，对东亚几乎没有涉及，因为来自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古人类基因非常少，不足以进行分析。但是，鉴于欧洲史前智人发生过如此多的大规模种族更替，东亚是否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有O3基因的人是如何超越其他人成为当今中国的主体民族的?这是一个奇怪的话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书使用通用语言，介绍了我国几千年来的服装、食品、住房、交通、婚姻制度、家庭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汉语、学术制度和宗教。读完这本书，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古人的智慧也值得现代人学习。

这是一本为想要进入中国历史花园的初学者所写的历史道路的书。这些谈话简单明了，几句话就把要点说清楚了，使读者能够迅速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的基本情况。此外，它还告诉读者为了学习中国历史应该读哪些书，每种书的优缺点是什么，不同版本在内容和写作上有什么不同，以及这些书是如何相互关联的。这将使后人能够在前人的成就或今天的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以促进中国史学史的发展。

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并约请当今世界著名教育专家为之导读，不仅可以梳理其理论研究框架，剔抉其精迟钝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问题源流、历史传统文化发展背景，及撰作者对于当时中国特定的情境与心态，从而在帮助我们读者一个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显大师们的学术个性。相信通过这一教学设计，会比单出原著，或笼统抽绎当时社会学风建设特点，来得更切近可靠。

本书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方案》的成果，既是高等学校的教材，也是一部学术研究著作。出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这次修订在保持原编纂宗旨、指导思想、体例、框架、特色、结构和篇幅的前提下，弥补了已经查找到的不足，谨慎地补充了新材料，吸收了新成果，也增删了内容，进一步统一了文风和文风。

1. 人类起源：人类起源可以追溯到大约300万年前，最早的人类祖先是猿人，随着时间推移和自然环境的变化，逐渐进化为现代人类。

2. 古代文明：古代文明主要包括埃及文明、雅典文明、罗马帝国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国文明等，这些文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中世纪：中世纪是从公元五世纪到十五世纪的欧洲历史时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揭示了欧洲封建制度、基督教文化的盛行等重要历史事件。

4. 近现代历史：近现代历史涵盖了从十八世纪到现代社会的历史事件，其中涉及到的重要事件包括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

5. 中国历史：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朝代和历史事件，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夏商周三代、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两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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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的六把钥匙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读研究生时，常听先师欧阳琛先生说“四把钥匙”，后向谷霁光先生问学，他也时时言及“四把钥匙”。大概也就是那段时间，我见到四把钥匙的文字版：“大事年表”“历史地理”“职官年表”“史部目录”。后来网络发达、信息流畅，知道邓广铭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四把钥匙”。近日读到苗润博《“四把钥匙”与治史格局》，知道了更多细节：邓广铭先生1956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课堂上讲述了“四把钥匙”：“职官”“地理”“年代”“目录”；80年代，邓广铭先生又将“四把钥匙”明确表述为“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

邓广铭先生的“四把钥匙”刚开始在北京大学师生中口耳相传，后来全国史学研究者、爱好者都知道了“四把钥匙”。包括谷霁光、欧阳琛等先生在内的学者，应该正是那个时候开始获知并认同“四把钥匙”的。当然也可以认为，“四把钥匙”本是那一代学者甚至他们上一代学者的共识，邓广铭先生将其系统化了。其他学者根据自己的认识，将“四把钥匙”传授给学生；我们这一代学者，又将他们的认识，加上自己的理解，向学生传播；而我们这些人的学生，也正在向他们的学生传播“四把钥匙”。

在我看来，“四把钥匙”不仅仅是治史者必须掌握的“钥匙”，也应该是习惯成自然的工作方式。同时我认为，“四把钥匙”以“年代学”“历史地理”“职官制度”“目录学”的排序似乎更合理。

“年代学”是治史的第一把钥匙。意义有三：第一，将特定的人与事定位在所发生的那个时代乃至具体年、月、日、时。如果不在那个特定的时间，人与事或许不会发生，即使发生，或许也不是我们现在所知的结果。第二，将特定的人与事定位在历史的序列之中，展示人的活动及其思想的演变轨迹，显示事的发生发展及演绎的过程，揭示此人、此事与他人、他事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所以，研究人与事，需要排出年表，以进行动态而非静态的研究。第三，将特定的人与事和同一时代其他的人与事联系起来，才可以看出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乃至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如1492年，意大利冒险家哥伦布在和西班牙王室签订利益分配协议之后，率领船队抵达“新大陆”，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同年，王阳明在浙江乡试中了举人。这是同一时代个人的行为和追求上的区别，正是这种不同的行为和追求，预示着整个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

“历史地理”是治史的第二把钥匙。要素有四：一是古今地名考究。不同时期，同一个地区的地名、位置、大小都会发生变化；同一个地名，也往往会有多个。如果失察，便会张冠李戴。二是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经济状态。《清史稿·地理志》标出了每个府、州、县的评语。如湖北省府武昌是要、冲、繁、难，鄂西荆州府是冲、繁、疲、难。从中可以看出两府地位的差别。三是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国家政策。如明朝的陕西，既寒又贫，根据“田亩”摊派的“辽饷”，更加重了其负担。当地穷人的生活来源，多靠做驿卒、为力夫，明朝裁革驿站、驿卒，将其逼上绝境，民变遂在该处发生且不可收拾。四是同一地域不同时代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如被称为“河西四郡”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是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重镇，五代以后政治中心东移，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四郡遂无昔日风采。所以，研究不同时代同一地区发生的人与事，便有不同的考量。

“职官制度”是治史的第三把钥匙。在各类“专门史”兴起之前，中国古代史研究多重“通史”和“断代”，“通史”和“断代”研究又重政治史。官员是政治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执行者，不明职官制度，便不知其身份、地位、职掌。中国历代官制多有变化，如顾炎武曾猛烈批评随着君权的强化，相权越来越弱，名称更是改得名不正而言不顺。再如明朝的“监察御史”，为何既有江西道监察御史，又有巡按江西监察御史，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即使当代，职官制度仍然十分重要。

“目录学”是治史的第四把钥匙。当年初涉史学，我读的是谢国桢先生的《增订晚明史学考》、纪昀等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等，根据这些著作寻找自己需要读的书。随着学术的推进，“史部”已经远远满足不了研究的需要。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王国维提出将“地下之新材料”（出土文献）与“纸上之材料”（传世文献），进行“双重论证”。时至今日，纸上的文献、地下的实物、各处的音像（包括口述），均应纳入“史料”范围。即使如此，“目录学”的意义仍然不可忽视，否则，如何向纸上之文献、地下之实物、各处之音像寻找自己所需要的材料？

“年代学”和“历史地理”将研究的对象定位在特定的时空，“职官制度”解析历史活动组织者的身份与职责，“目录学”引导研究者搜寻浩如烟海的文献、实物、音像资料，将其视为治史者不可或缺的“四把钥匙”，实为至论。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代，治史应该还有两把“新钥匙”。一是数据库，二是互联网。这个认识，我在这些年不断向学生宣讲，希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获得新的治史手段。

数据库至少包括古籍库和论文库。我最早使用的是《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全文检索，功能强大、复制方便，而且可以和原图进行比对，但价格昂贵。同时使用的还有“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使用方便、价格便宜，但疏漏较多。两三年后，这两个数据库都出现“盗版”。

其后，更多的古籍数据库出现。如“中国基本古籍库”“方志库”“明清实录库”“申报库”等。然后是“中华经典古籍库”“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以及“中国数字方志库”“瀚堂典籍数据库”等，上述数据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研究者提供服务。但是，有的古籍库费用昂贵，使用者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国内论文数据库主要有三：“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资讯”。三大中文全文数据库各有自身特点和优势，从史学研究者来说，首选“中国知网”，如果进行专门史研究，“万方数据”“维普资讯”可以提供多学科的论文数据。在研究成果目不暇接的今天，论文数据库给我们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是，这些数据库收录的论文也并不完整，需要运营方的更多努力，也需要期刊、作者、使用者更多的支持和包容。

全球互联网的发展，不但给人们的生活也给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论文、书籍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传递，项目可以在网上申报，不明知识点和专业术语，可以在网上查询。特别是通过互联网，可以进入国内外各个高校及公私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和信息。

关于互联网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一些期刊组织专栏文章，讨论了互联网与史学研究的密切关系，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到来时，史学研究的革命性变化。

过去出差，恨不得把图书馆带在身边，现在带一个笔记本电脑，借助数据库、互联网“两把钥匙”，问题就解决了。时至今日，如果治史者不充分利用数据库、互联网，就跟不上时代步伐。所以我特别强调：“历史研究的钥匙：4+2”。

原标题：《历史研究的六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