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历史文学价值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左传的历史文学价值，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左传》里面有丰富的学术思想。《周易》的《文言》的头几句就1653来自《左传》。实践中不少史料需要《左传》来印证。

(2)《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

《左传》是中国古代最早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史，共三十五卷。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是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既是一部战略名著，又是一部史学名著。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评论。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就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史，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一、叙事富于故事性、戏剧性、有紧张动人的情节。它总是抓住故事的重要环节或有典型意义的部分着重叙说和描写。如写《晋公子重耳之亡》虽时间跨度长，故事情节复杂，可选材布局恰当。其中别隗、过卫、醉遣、窥浴、等无不富于戏剧意味，寺人披高密、竖头须请见的穿插又使人感觉离奇变幻。作者从正面、侧面，暗写、明写描绘了许多人物形象，特别是重耳的形象，从一个养尊处优的贵公子逐渐磨练成一个有勇有谋的政治家。人物性格的前后不同是显然可见的。随重耳流亡的大臣以及曹伯、楚子、寺人披、头须、介子推还有七个女性，无论正面反面的人物形象，都是通过对话和行动生动的表现出来，最后又一一收拢进去，使文章首尾完整，结构严谨、条例井然，脉络贯通。

二、善于写战事。其主要是从政治上分析各方力量，写出战争的性质和起因，并由此预示战争的胜负。在叙述交战过程却详略有致，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虽文笔简洁却叙事清楚。如《长勺之战》鲁弱齐强，曹刿一开始就问凭什么战，直到鲁庄公说到察狱以情的话，才说可以一战。城濮之战，事先着重叙述晋侯种.种得人心的措施。每次大战，总是开篇就暗示出双方胜败的结果，表现作者的见解与洞察力。春秋时战争有许多小国参加，构成交战国的俩大阵营，能否运用外交政策争取别国支持参与是决定胜负的又一关键。城濮之战，晋国利用破曹伐卫激怒齐秦的办法孤立楚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其次还注意战争的性质，理正胜，理屈败。在叙述战斗过程时，情节曲折细致，生动逼真。如鞍之战，写齐军骄傲轻敌致败，晋军沉着顽强获胜。写的有声有色，合情合理。郤克血流至脚还继续击鼓，当他支撑不住时，张侯。郑丘缓给他鼓气，张侯箭穿手至肘，血染车轮仍然并辔助鼓，冲入敌阵。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结束。齐侯败退，晋军追击，逢丑父被俘，中间穿插齐侯逃脱等情节，都是细大不捐，曲折生动的描绘出来。 三、外交辞令委婉含蓄，刚柔得体，不但语言美，而且对答有力，说理充分。如祝之武对秦伯说：“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用事物发展的必然之理说动秦伯，使秦兵非退不可。知罃对楚子，曲完对齐侯，以真情至理使对方屈服。崤之战中弦高巧遇秦军的那段话，名为犒师，实为警告，迫使秦军不敢轻举妄动。皇武子辞秦使的逐客令殷勤中表明严正之态，孟明归国前说得三年将拜君赐，实际是三年后将兴师报仇。这些都是暗藏锋芒的外交辞令。

唯物史观下的史料和史学

二十世纪的中国，百废待兴，包括“历史学”在内的许多学科都还属于极殆变革与重建的新时期，新时代，新史观，新史料，新方法，新学术等，随着一批学子的努力，逐渐造就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新面貌。

大家小书系列收录了翦伯赞的《史料与史学》从“史料”与“史学”两部分帮助我们入门了解历史。在翦伯赞眼里，史料并非简单的历史资料的简称，而是“史料学”，是将历史资料作为研究对象整体对其进行研究与归纳整理的门径和方法；有点像以前看过的训诂学，并非只是注解、注释等，而是系统化有传承的一系列研究方法。至于“史学”，则是对应研究技巧与方法的理论和方法。作者将史料和史学统称为“历史学”。因为不是历史学专业，所以，门外汉看个热闹的地说，其实也没有特别分得清史料与史学细微之处的差别。可以理解的大约像是做一盘菜，史料是各种食材、佐料，而史学则是烹煮煎炸等方法。

虽然史料与史学对于普通非历史专业的读者来讲，有点理论化，但是因为是大家小书系列，是一代大家翦伯赞的经典著作，所以，在那个还是手抄著述年代里，成文的每个字眼都是经过作者精琢细磨，反复思量的结果，著书的慎重态度，也让这些经典图书随时光不老，如今读来亦是非常有可读性。再加上作者是写给普通读者看的，所以字眼朴素，成文篇幅短小精悍，在这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里，一本小书即可了解某门学科最基础的理念和常识，也非常有价值。

建国后的十多年，翦伯赞在史学方面研究成果丰硕，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并称为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是史学界的承启人物。历史学派方面，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研究，不过，与新对应，与新史学对应的还有古史辩派，或称疑古派，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主要代表，核心是：疑古、辨伪、求真。整理史料，掌握资料，然后考证辨伪，深入研究，在考据证伪上渐渐发展出诸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地理学、历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更细的门类。

其实，就历史学研究来讲，普通人还是蛮喜欢这些历史真伪逸事的真相阐述。而马列主义新史学加入了官方的因素（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所以看起来更庄严正统些。而翦伯赞也因而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其实，研究历史，疑古还是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来看待历史问题，都是为了辨伪求真。只要是历史，便是客观存在，史学也不应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不应脱离现实，史料是古钱，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串起史料的那根绳子。

《史料与史学》一书中，翦伯赞梳理了历史学的“三基”问题，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非常推崇基本理论的建设，认为这是立场、态度和理论指导。因为没有坚定历史唯物主义观，没有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那么历史研究走不长远。他也提倡研究专题史和断代史的基础上，加入历史唯物观为指导，开展综合性研究，提倡培养对历史问题的分析能力，将三基综合为一个整体。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翦伯赞非常有远见的提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理论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唯物历史观来主导历史研究，不能不说这是大家的远见卓识。

《汉书》对后世的影响和意义

《汉书》这部史学巨著，分为纪12篇，主要记载西汉帝王的事迹；表8篇，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等；志10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各种社会现象；传70篇，主要记载各类人物的生平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

班固作《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所不同的是《史记》有“世家”，《汉书》没有；《史记》记载典章制度的部分叫作“书”，《汉书》改称“志”。

《史记》贯通古今，不以朝代为限，所以叫通史。《汉书》纪传所记的都是西汉一代的史实，所以叫断代史。

断代为史始于班固，以后列朝的所谓“正史”都沿袭《汉书》的体裁，正如刘知几所说“自尔讫今，无改斯道”了。可见，其史学地位之重要。

《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

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首先，《汉书》开创了断代史的叙史方法，体例为后世沿袭。自秦汉以来，均为君主本位政体，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评论本朝政治，忌讳甚多，而断代史则合乎作者的心理，因为前朝已灭亡，评述前朝政事，危疑较少，较易发挥。故《汉书》一出，此后历朝官修“正史”均以断代为史。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侧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朝的历史地位。

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学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其次，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整体。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其优点极多，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

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汉书》继承了纪传体优点，此后正史均沿用纪传体的体例。

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

《汉书》十“志”中，《食货志》为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沟洫志》有系统地叙述了秦汉水利建设；《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开创了后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学史的研究；《礼乐志》、《郊祀志》、《刑法志》分别记载政治、军事、法律和有关的典章制度。

《五行志》、《天文志》和《律历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艺文志》论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极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资料。

十“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对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有关汉化部分更为详细。书志体始创于《史记》，《汉书》加以发展，后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汉书》十“志”为依归。书志体也成为后世典章制度史的编著所模仿，如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

在《艺文志》中采用了刘歆《七略》的分法，将古代的学术著作区分为六大类三十八小类，加以论述，使人们对各学术流派的演变与发展，有更清楚的了解。加上，又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为人们研究上古至西汉末年旳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著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及学术文化史。

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十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

《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班固生活的时代，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统思想。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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