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真长篇小说《家园》:建构命运与情感的共同体
《家园》具有一部优秀长篇小说的闳博富赡,其内涵有多种显性和潜在的意义,为读者的理解敞开了多个面向。
小说首先以曲扎和斯郎措的爱情故事切入。20世纪50年代,桑戈草原桑布头人17岁的儿子曲扎对差巴志玛刚满15岁的女儿斯郎措一见钟情,而桑布头人因卷入了藏区大规模武装叛乱而率家人逃亡国外,匆匆上路的曲扎又踅回对斯郎措表白:“银狐神山做证,我说完这话,你就是我的女人了。等我回来……”然而,两人都不曾料到,这一别就是40年,当年的少男少女垂暮之年才获悉彼此状况。斯郎措“被等待抽干了一切”,但心中仍有“一个遥远却从未消失的梦”,而曲扎却已和金发碧眼的外国女人结婚生子,内心徒存愧疚与不安。这一出令人唏嘘的爱情悲剧,不同于传统的痴情女子负心郎模式,其中固然有坚忍与脆弱、守诺与背弃等人性的根由,但更是时代决定了两人的命运。两人的爱情还蕴含着极为深刻的民族历史和社会意义。诚然,斯郎措是真心爱着曲扎的,但使她在漫漫40年的煎熬中等待的还有这样的认知:“在这片马儿三天三夜都跑不出边界的草原上,头人家的话就是围栏,再刚烈的野马也逃不出;就是石板上刻的字,任水冲火烧都无法更改。既然少爷说了,自己这辈子就是‘少爷的女人’了。”因此,斯郎措的爱情悲剧,其中还有藏族社会传统的森严等级作祟。作品通过曲扎和斯郎措的爱情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族地区彻底推翻封建农奴制的民主改革、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合理性。
小说中的王本昌和达瓦志玛的爱情和婚姻,则包含着民族交融和共建家园的意义。小说里王本昌和达瓦志玛组成家庭生下二子二女,他们一家又和斯郎措结成亲密的关系,这样的人物设置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和隐喻性:上海和藏东;汉、藏一家;王本昌在桑戈草原得到的庇护,他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研究;达瓦志玛爱上落难的王本昌,后跟随王本昌回上海,从最初的不适应到5年后成为所在社区的居委会主任……这些重要的细节描写,从故事表象看是人物个体的、偶然的人生起伏,但从故事的意义考察,则是民族情感共同体的萌生和结成的隐喻,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
《家园》中人物的身世故事伴随着现当代中华民族的跌宕命运而展开,这些人物的悲喜沉浮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形成一种内在的同构关系。正如王本昌和达瓦志玛的小儿子琪加达瓦所说:“我的出生地藏东是多个民族的交汇地,多元文化融合别具特色。是中华民族大家园的缩影”。诚然,小说的生动性来自关于个体、个性和细节的书写,但这些个体、个性和细节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主题的展开和演绎的有机构成。小说的几个主要人物,他们的个人命运和行动都有相当的典型性和象征意义。建构中华民族大家园的前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巩固。《家园》里的几个主要人物及其家族的遭遇,以及他们的内心活动、情感精神,可以说是十分形象和生动地折射了这一历史进程。
达真的《家园》还“别有所图”。小说花了许多笔墨叙写“二战”时期王本昌一家和外国人尤素福一家互敬互助的友谊。曲扎的父亲桑布头人1959年出逃后带领族人辗转于欧美各国,感叹“世界是个大家庭多好,各种肤色的人没有护照不同之分,没有种族不同之分,在同一星球上你来我往。不像现在,我虽然衣食无忧,但仍然是一个缺少家园感的流浪汉。”曲扎更是深刻地体会家园的丧失感,在域外回望故乡,“他深信马道上最具温情的还是马帮们的笑声、哭声、歌声、鼾声、谈话声、哈欠声、喷嚏声、响屁声,以及被暗红色苔藓覆盖的石头上的那些经文。他不止一次地梦里抠开石头表面的苔藓,窥看那些有温度的经石。”漂泊辗转他乡,曲扎和桑布目睹了藏文化在异国他乡的奇特魅力,但最令人遗憾的也是,这些数千岁的画布、经文和各种佛雕,百年前被白皮肤、高鼻子、蓝眼睛的人拿走了,“被他们聪明地消费了”。他们在家园的丧失感中念想家园。小说的这些描写表现了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憧憬和想望。
沉郁与抒情是《家园》的叙事格调,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在沉重中涂抹丝丝暖色。曲扎在国外的流亡生涯中遇到了金发碧眼的知音,但内心始终都有斯郎措,会习惯性地忆起与斯郎措的恋情,这束爱情之光照着他心里那片幽暗的青草地,单相思一直跟随他从印度辗转到英国、瑞士而从未熄灭。“受害”更甚的斯郎措虽陷入爱情的苦苦等待之中,但作为桑戈草原上的赤脚医生,她并不孤独,而是从治病救人,也从与王本昌、达瓦志玛一家的情谊中,从对养子琪加达瓦的爱与付出中,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得到了人生的愉悦和安慰。“江河哪里去?江河大海去;青草哪里去?青草天边去;爱情哪里去?爱情心里去……”这首桑戈草原流传的恋歌如同交响乐中的主题曲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小说人物的爱情令人泪目而又极其凄美。
在写作手法上,《家园》在叙事上逆时序和顺时序交替运用、穿插自然,得心应手、娴熟老到,显示了一种游刃有余、雍容大气的风格,在形式上也标示着作者小说创作的新高度。

长篇小说一朝穿书,我带全家摆脱悲惨命运
> 长篇小说一朝穿书,我带全家摆脱悲惨命运
古代言情《一朝穿书,我带全家摆脱悲惨命运》是作者““青山有辞”诚意出品的一部燃情之作,柳之恒段无咎两位主角之间虐恋情深的爱情故事值得细细品读,主要讲述的是:她穿书了,穿进了一本叫做《权臣之路》的男频爽文里,成了书中男主即将过门的糟糠妻、桃花村的村花。幸好,她穿越的节点比较早,还没有成亲,如果再晚几天,她就会嫁去谢家,然后就能触发被悲惨虐爱十年、惨死后院、全家不得好死的结局了。于是,她手撕剧本远离剧情,带领全家改变悲惨的命运……...
更新: 2023-12-27 19:15:23
柳之恒段无咎是古代言情《一朝穿书,我带全家摆脱悲惨命运》中的主要人物,梗概:“我们家离村子远,这里又是山脚,你喊也是没人能听见的,就算有人能听见,等人来了,我表哥已经可以把你杀了再埋尸了,所以你不要乱叫,明白么?”春草急切地点头。柳之恒这才伸出手,把她嘴里的汗巾拿出来,春草终于能说话了。“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春草一能说话,马上就说:“他本来就对我不好,平时对我不是打就是骂...
一朝穿书,我带全家摆脱悲惨命运是一部令人无法放下的小说,故事充满了悬念和情感冲突。读者们为其中的柳之恒所感动,小说的每一章节都令人期待和惊喜。已经连载至第80章 衣服怎么不穿好,总字数已达176778字以上。
哈哈,看书果然不能只看评分。行文一气呵成,没要求,就是喜欢作者这么肆意的写。
内容新颖,生动有趣。结构紧凑,真的非常好看。
更新太慢了,不知后文怎样,目前还是好看的,至少吸引人。
原男主原著中这么对原身体,这个女主还给原男主送东西,搞好关系,然后一直喜欢我的人,不喜欢了,然后就感兴趣了,然后就不退婚那些的吧,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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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新作《群山之巅》:一部关于命运与救赎的民间史诗
在当代文学的星空下,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作为“北国歌者”,她以深情的笔触描绘着黑土地的命运与温度。这部长篇小说以龙盏镇为背景,展现了一个关于命运、救赎与尊严的民间史诗,字里行间流淌着对人性深刻的思考。
小说的开篇就以“斩马刀”劈开了叙事的帷幕,带领读者走进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小镇。这里没有宏大的历史场景,只有平凡小人物的命运交响。屠夫辛七杂、侏儒制碑人安雪儿、法警安平等角色在时代的洪流中,演绎着各自的生命故事。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独特的音符,交织成一曲关于爱、恨与复仇的交响乐。
迟子建巧妙地运用“复调叙事”,将各个角色的命运串联在一起。辛家与安家的世仇、强奸案引发的权力寻租链,层层递进,直击人性深处。当安雪儿从“预言死亡的精灵”沦为受害者时,小说揭示了命运对每个人的平等嘲弄,令人深思。
在《群山之巅》中,现实与魔幻交融,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安雪儿能预知死亡却无法逃避自己的厄运,这一设定让人想起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传统。老狼在法场咬断女犯绳索的场景,更是让人联想到经典文学中的黄蝴蝶意象。尽管这些超现实的描绘增添了故事的层次感,但迟子建始终没有偏离现实的重心。
小说中的“雪”不仅是自然的象征,更是命运的隐喻。开篇的“鹅毛大雪”与结尾的“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将个体的孤独与虚无感推向极致。迟子建用诗化的语言,将苦难的沉重化为一种悲悯的神性光辉,令人感受到生命的复杂与美丽。
与《白雪乌鸦》不同,《群山之巅》更注重私人叙事中的公共性。迟子建深入到边地民间的伦理困境,描绘了安平作为父亲与司法执行者的双重身份,以及李素贞在生与死之间的挣扎。这些不完美的主人公在道德模糊的地带求生,构成了对“非黑即白”思维的无声反抗。
小说后记中,迟子建提到:“每个故事都有回忆,每个故事都有来处。”这种对民间记忆的珍视,使得《群山之巅》超越了地域文学的界限,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精神备忘录。当龙盏镇的伐木声逐渐被现代化的喧嚣所替代,小说暗含着对文化失根的隐忧,但同时也传递出希望的光芒。
在《群山之巅》的结尾,迟子建以一首诗作结:“星辰的眸子里,盛满了未名的爱和忧伤。”这是对小说最动人的注脚,提醒我们在群山回响之处,那些卑微的生命依然在燃烧、抗争与爱着。这部作品不仅是对时代的记录,更是对人性微光的照亮。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跟随迟子建的文字,穿越风雪,在北国的苍茫中,聆听心跳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