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翻译家”胡宗锋教授：“中国地域文化和文学的译介

2024年5月10日下午，西北大学原外国语学院院长、西京学院陕西文化翻译研究院院长胡宗锋教授应邀为我校外国语学院师生作了题为“中国地域文化和文学的译介——以文学陕军为个案”的学术报告。外语学院百余名师生及英语翻译爱好者共同聆听了报告。报告由我校外国语学院院长余丽教授主持。

报告中，胡宗锋教授立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外宣外译的视角出发，深刻剖析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语境冲突。他谈到，地域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子系统，其译介是我们向世界呈现中国多元文化的重要途径。翻译地域文学作品，推动地域文学作品“走出去”有助于国外读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全方位了解中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胡宗锋教授长期从事陕西地域文学翻译工作，对于地域文学的翻译难在何处，翻译时如何准确“传情达意”，如何在翻译中保留方言、民俗的地域特色，胡教授结合自身多年的翻译实践给出了答案。他表示，中国地域文学成果丰硕，文学传统深厚。以家乡陕西为例，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叶广芩等人组成的作家队伍被称为“文学陕军”，这些作家们的作品门类繁多，地域味浓，是了解和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宝贵资源。因此，地域文学的翻译首先要求译者对地域文化进行深入了解，熟悉风土人情；其次，翻译时要理解准确，表达到位。比如陕西方言很有特色，“得是(对吗)”“阿嗒(哪里)”“谝闲传(聊天)”等，很多外地人都不解其意，因此要根据不同情况，有时音译，有时意译，尽量通过其内涵准确传达，以使译作更加准确。同时，文学作品翻译要尊重文化差异，在国外也有“Local Colourism(地方色彩)”，所以在翻译中国地域文学时，也可借鉴国外地域文学作品的某些表达手法，用对方语境来讲故事。胡教授结合自己的翻译作品《土门》、《废都》、《装台》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带来了众多十分有趣的文化故事，与会气氛十分活跃，听众反响热烈。

最后，外国语学院院长余丽教授作总结发言。她指出，高水平的翻译实际是一种再创新再创造，翻译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更多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桥梁。她鼓励广大师生，继续专注投身于语言研究，在汉水流域文化外宣等方面多多借鉴胡教授的经验。同时，要结合学校“精品图书出版工程计划”，在汉中汉文化、汉水流域文化译本丛书编撰等工作上，早谋划早投入，持续发力，多方面助力汉中经济社会发展。她呼吁参会师生，要坚守外语人的初心与使命，当今世界“ChatGPT”等“科技与狠活”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无所不能，对于文化的内涵等翻译仍然需要人类的大脑进行有情感的、高级的加工处理。

胡宗锋，1983年陕西师范大学本科毕业，1988年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美国伊里诺依大学高级访问学者(2003.7-2004.7) 。曾任第十一届民建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西安市政协委员、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现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翻译协会主席，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陕西斯诺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西京学院陕西文化翻译研究院院长。英美文学、英汉(汉英)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以及MTI硕士生导师，戏剧影视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博士生导师。2024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文/图：许蒙坤)

地域文学史学原论

就现代意义的学科性质而言，“地域文学史”是为“中国文学史”所派生从出，故其本体上无疑要归属在此大范畴之内。所以，这二者不仅只在有关文学的本质特征理解和价值取向认定等基础观念方面多相类同，即便于总体的动态运行过程中，也都遵循着从不自觉到自觉的一条由传统而现代、自泛杂而渐趋纯粹，或专门化

所以，既然那些文献性作品之滥觞或溢塞，皆距离地域文学史的“文学”取向尚远，那么，其自传统走入现代的路途便也实在过分冷寂，可见到的学术成果寥若晨星。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迄今，在对传统文化关注研究的热潮与地方文化意识觉醒强化的时代环境里，地域文学史首先作为地方文化的一方重镇，而不是中国文学史的某一分支或子系统，才被重视并初步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势头。但是有关著作数量既很有限，问世的仅得数十种而已；而所覆盖涉及的地区域界也较偏缺片面，零碎不全。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大多仅停滞在感性操作层面，缺乏自觉学理观念笼罩下的规律性探索乃及归纳升华，并再进一步反向地给具体编撰实践予理念性的指导启示，因之它的观照角度、结构形态、描述方式等，也仍然沿袭已有的大而全的中国文学史而来，以至丢失、消泯了适合自己独特研究对象的学术和成熟应对范型。实际上，这种文本不丰、多模仿操作而少明晰指向性的理论认知把握的普遍现象，正是地域文学史学科历史短促，刚处于起步阶段时所难以避免的；但也给未来的深入发展留下更多机会空间，极可能成为文学史学一个新的增长点。

次者则是地域文学史所独具的深层的演进发展规律，或者说它那种不与整个中国文学历史格局趋同的特殊结构形式。这主要表现为各地域文学自身的与它们相互间的极度不平衡特征，即普遍性存在着的不同程度的“断档”、空缺所造成的巨幅高低潮落差现象。只要放置在中国文学整体大时空里给予宏观审视比较，便会看到地域文学只能在某一段历史时期内，呈间断式地展现繁荣绚丽景象，跳跃性不规则地高耸出个别或批量的优秀诗人作家，却决非代代接续承传而一直贯通了其全部过程。这就迥异于中国文学史的各个历史时段、各种不同文体的共济互补，总会产生一批又一批的大家名家和经典作品，遂在总体上结构成三千年连绵不绝的辉煌峰峦――故以上这种民族、国家之全体与其中某一小局部的显著差别，为造成这种不同情形的最重要原由。

其实，地域文学史上纷集蚁聚着太多庸碌的末流作家，有些甚或只是未入流的文献文字型“作者”；他们的因循冗滥制作缺乏审美活力和生命热情，却浩瀚如海，穷年皓首也难得遍览尽知。而作为一种文学文化遗存，一方面固然是取用无竭的资料渊薮，但另一方面同时也是大堆累赘沉重的“包袱”，那积极意义与负面影响往往相依附并存，都围绕着对“文学”的本质理解和“文学史”主旨、目的的实现而时相转换偏移。

总上述诸端，可以结论说，地域文学史所首要关注的自是其有关的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中所浸染、铭刻着的地域印痕，而它所带有的普遍性的意义指向，也往往需要借助地域特征去作表达。这通常是以地域文学那独特的文化功能与美学理想为标志，主要表现为作品中描叙的地域性自然背景、人文习俗、现实生活、社会历史传统等内容，以及其表层显示的审美风貌和深层贯注的艺术精神。而同样不能忽略的，则是地域文学所拥载的文化共通性特征和由此接受的影响制约，即一定时期内的地理风土、经济状况、国家大政格局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尤其是文学自身主流走向的张力辐射作用。一般看来，随着它们的演化发展，地域特征将会在整体上呈由强势而变弱的趋向，从浓烈滞重转作开放，直至消解、淡出的漫长流动过程。

关于这点，似乎已上升成规律，在那些自然地理条件闭塞、经济文明进步相对滞后的地域，其文学特征便更具自足性和对异质文化的足够排斥力，反得以长时期固守承传，保有自身较为深厚坚实的生存土壤。而那些迅速进步发达，尤其是交通信息便畅、多元文化互动交流频繁密切的中枢“京畿”地带与东部沿湖海区域，则不断挤压地域文学独特风情色调的活动空间，遂使其严重缺失而难以存留，很容易被文化共通性的一面取代之，结果都最终整合汇融成总体的中国文学。当然，这些也只能是对主流走向和整体的大格局而言，因为这里既有广袤空间的差异性与时间过程的悠远、复叠性，也有具体地域对象的回转游移或特定变化状况。所以，如何对其复杂性给出客难准确的描述和清晰辨析，“原汁原味”地发现、认识那些隐显浅深不一的地方风调特征，一一作出恰当适度的总结评价，或许就是地域文学史不容忽视而亟须首要解决的问题，它那宏大学术“叙事”的逻辑起点。

不过，地域文学的共通性特征，也并非只是单向被动接受的一种形式，而还另具备双向对流的互动一面。若当之处于适宜的时代与社会文化条件中，它甚或可能突破、超越边缘一隅的地方局限，径直作用到中国全局，融入乃至导引某个历史阶段的文学主流，竟跃升为一代之盛。颇具典型意义的如新兴音乐文学样式的词，于晚唐五代真正臻达成熟，并出现西蜀和南唐这两个分居长江中、下游的创作中心。殆至入宋后在全国朝野城乡长足发展，如日中天，向与唐诗、元曲并称为一代文学最高成就的胜观。而花间词亦开宗立派，在中国文学史上被尊奉为文体经典，长期踞位文学主流，拥具恒久的范型价值。(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禾 联：在中国文学史上，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不论是古代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地域性都以其特有的文学书写和文学表达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图景。您如何看待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

李 怡：中国人很早就具有了区域意识，甚至可以说，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从一开始就同时伴随着对区域的自觉认识。《尚书·禹贡》是以区域地理的视野描述着中国的形态，《史记》有言“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历代史书也都设有“地理志”，记录下了源远流长的区域景观。中国古代文学素有南北之别，因朝代更迭、文化流变，在各时各地有着不同的体现。

至现当代，伴随着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同进程，自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区域差异，这些最终又都在文学中被传达了出来。如果说，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内在关系，我觉得可以说是经由了文化和文学的创造主体——人——而形成的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文化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特色；另外一方面，文学发展的特色最终构成了文化的特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抽象的文化与抽象的文学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一切都必须经过人的创造、选择。失去了对人的考察和分析，任何谈论文化如何影响文学的理论都难脱“决定论”的嫌疑，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禾 联：文学书写既要关注地域，也要观照整体，不同区域、不同作家的文学书写展现了地域作家各有差异的具体“路径”，正是不同路径的对话和并进才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您如何看待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地域书写的价值和贡献？

李 怡：地域书写几乎具有天然的价值，因为这里就是每一位作家具体而微的生存环境，是他认知世界和人生的背景，是他提取世界观与生活感受的最重要的基础。在根本上说，一个作家并没有生活在抽象的“中国”或“民族”之中，他关于国家民族的感受和概念首先是从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开始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家的中国性和民族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区域性经验。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其实就是不同区域的个性的整合，这个整合是一个有机体自然“化合”的结果，而不是像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先有庞大的“中国性”“中华性”，然后这些“共性”落实到不同的地方、区域，最后产生了区域性。事实恰恰可能是反过来的。

另外，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即区域文学研究主要还是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形成的学术范式，应当说在那时我们对于区域研究的理解和思考还是有局限的。表现出来就是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在一个宏大叙事的框架中来理解现代中国文学，并且不时将现代中国的文学进程置放在西学东渐的模式之中，先考察西方文化和文学如何影响到了中国的核心城市，如上海、北京，然后经过核心城市的“转口贸易”才逐渐向其他内地城市发展、渗透。

这样很容易形成一种“大中国”的现代性“落实”为地方的印象，或者说，地方的现代性不过就是“大中国”现代性（其实是少数“先进”城市的所谓现代性）的某种程度的领悟和呈现，这样一来，地方、区域的主体性就被压抑了，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人的主体性就被忽略了。最近几年，我提出对“地方路径”的研究，这不是对区域文化研究的简单重复，而是通过对一个动态的现代化走向的关注，重新提醒研究者注意主体性、创造性和选择性，地方路径不是简单的研究地方文学，而是观察和描述地方文学的现代化运动方式，这是试图推进过去区域文化、区域文学研究的一种努力。

禾 联：地方书写路径的研究能够丰富现当代文学的面貌与图景，探讨地方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联性，并将这种联动关系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有可能重建一个解释的框架。对于推进地域文学的研究，您有何建议？

李 怡：基于我所认知的“地方路径”的现代化走向，我觉得应当严肃地重新讨论地方与主流的关系问题。对地方的观察肯定会揭示某些为我们所忽略的情景，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会“补充、丰富、完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然而，这并不是地方路径思考的主要方向，因为早就有学者提出，文学史并不是以追求“越来越多”为目标的。树立一个时代所理解的文学价值，在这个基础上，对历史的选择性呈现才是一部有意义的文学史的远大追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所谓的地方路径不能简单归结为作家基于地方的一般意义的书写路径。从本质上说，更值得深入讨论的是作家在地方体验的背景上提出的建构现代中国的书写路径，他们各自有特色，最后才形成了一个有整体特色的现代中国文学。也正因为有特色，所以不是所有的地方作家都值得或者说有必要进入文学史记载，在这个层面上，地方路径考察下的文学叙述是一种有标准、有删选的文学史，绝不会是更多的地方文学现象的堆积和拼凑。

地方路径视野下的文学研究不是为了追求各地文学的“大全”，而是重新寻找中国文学现代性之路的深层规律，是全新视野下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而不是四川文学史、湖南文学史、江苏文学史、浙江文学史等等。地方路径视野考察的有效性也并不来自它如何包容、打捞起了鲜为人知的地方材料，而是说它能够透过独特的地方材料、超地方的材料发现“中国问题”。其实，地方路径考察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熟悉地方的文献，还需要有深入的地方文学体验，同样更不是一位有着地方自恋情结的“冬烘”，不是地方秘史的炫耀者。合格的地方路径研究者应该怀揣地方、极目世界，解决的是全民族乃至全世界的大问题、根本问题，是真正的心怀“国之大者”，这才能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