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考古新发现探秘之八
3月的陇南大地，春和景明。甘肃礼县县城东北2.5公里处，古老的四格子山顶平台上，近3万平方米的四角坪遗址静待考古工作者探索未解之谜。日前，这个遗址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礼县一带是早期秦文化发祥地，曾出土秦公大墓，还发现西山遗址、圆顶山遗址等诸多早期秦文化遗存。
四角坪遗址是首次发现的规模宏大、格局规整的秦代大型建筑群，据推测是一处有着特殊形制和功能，与祭祀相关的礼制性建筑群。该建筑格局深刻影响了汉代德阳庙、王莽九庙甚至后来天坛、地坛的建筑风貌，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极强的礼仪性。
这是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及周边地形全貌。
2009年，礼县博物馆原馆长王刚野外调查时发现四角坪遗址。
“那是我第一次登上四格子山，山顶很平整，像是被‘削平’一样，而且面积非常大。后来在麦田里发现一些明显带有秦代特征的砖瓦碎片。”王刚说。他迅速将这一线索上报。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2年、2019年两次进行考古勘探，发现有大面积夯土基址群。
2020年开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联合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连续4年开展系统发掘和研究工作，逐步揭开遗址神秘面纱。
这是四角坪遗址出土的部分建筑构件遗物。
遗址结构清晰——以中心夯土台基为中心，东西南北各有两组并行对称的长方形附属建筑，四角分布曲尺形附属建筑。残留建筑遗迹面积近9000平方米。
“出土的主要是建筑构件，像瓦当、板瓦、空心砖、地砖等。根据其特征和制作工艺，结合大的历史背景判断，四角坪遗址应该是秦统一后即秦帝国时期的遗存。”四角坪遗址考古领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侯红伟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李岗告诉记者：“这里的云纹瓦当和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遗址出土的瓦当基本一致，说明该遗址和秦始皇帝陵园修建年代相近且等级高。”
这是四角坪遗址各建筑基址空间分布格局示意图。
如此规模大、等级高的建筑群，建在秦人故地有何特殊功能？
四角坪遗址所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恰好位于发现秦公陵园的大堡子山遗址和汉代祭天的鸾亭山遗址中间。“结合其建筑形制特点，它很可能是为秦始皇西巡准备的祭祀场所。”侯红伟说。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侯红伟说，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的第二年，即前往当时的陇西郡和北地郡西巡。而现在的礼县隶属陇西郡，正是秦人祖先生活的地方。秦始皇巡游回到祖庭之地，极有可能举行祭祀活动。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亚岐说，四角坪遗址是继宗庙建筑和畤祭建筑之外，秦人开创的一种全新的祭祀建筑形式。
令人称奇的是，在遗址核心处的夯土台基中央，有一处露天的半地穴式空间，类似我国部分古建民居天井中央开凿的蓄水池。
“这个方形空间边长6.5米，地面铺了表面光滑的素面地砖，四壁贴壁砖并用铁钉固定，地砖和壁砖缝都采用了高超的填缝技术。底部还埋有一根陶水管道，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处蓄水装置。”侯红伟说。
秦人尚水德。“这处蓄水装置恰好坐落于四角坪遗址中央，推测此处空间乃至整个建筑群很可能是秦人祭祀‘水德’的场所。”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王辉认为，它的中间被一口竖井贯穿，或许是汉取代秦后，对其进行的象征性破坏。
这是四角坪遗址中央夯土台基中心的半地穴空间及甘肃考古工作者绘制的复原图。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认为，四角坪遗址是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的物化载体，体现了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的风格和气魄。
“目前，已发掘面积不足建筑遗迹面积的一半，四角坪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侯红伟说，眼下，临时性保护大棚工程即将进入施工阶段；考古队已制定遗址发掘5年计划，将通过全面发掘揭露出秦代祭祀礼仪建筑全貌。
十大考古新发现探秘之八
甘肃礼县县城东北2.5公里处，古老的四格子山顶平台上，近3万平方米的四角坪遗址静待考古工作者探索未解之谜。日前，这个遗址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礼县一带是早期秦文化发祥地，曾出土秦公大墓，还发现西山遗址、圆顶山遗址等诸多早期秦文化遗存。
四角坪遗址是首次发现的规模宏大、格局规整的秦代大型建筑群，据推测是一处有着特殊形制和功能，与祭祀相关的礼制性建筑群。该建筑格局深刻影响了汉代德阳庙、王莽九庙甚至后来天坛、地坛的建筑风貌，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极强的礼仪性。
2009年，礼县博物馆原馆长王刚野外调查时发现四角坪遗址。
“那是我第一次登上四格子山，山顶很平整，像是被‘削平’一样，而且面积非常大。后来在麦田里发现一些明显带有秦代特征的砖瓦碎片。”王刚说。他迅速将这一线索上报。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2年、2019年两次进行考古勘探，发现有大面积夯土基址群。
2020年开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 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连续4年开展系统发掘和研究工作，逐步揭开遗址神秘面纱。
遗址结构清晰——以中心夯土台基为中心，东西南北各有两组并行对称的长方形附属建筑，四角分布曲尺形附属建筑。残留建筑遗迹面积近9000平方米。
“出土的主要是建筑构件，像瓦当、板瓦、空心砖、地砖等。根据其特征和制作工艺，结合大的历史背景判断，四角坪遗址应该是秦统一后即秦帝国时期的遗存。”四角坪遗址考古领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侯红伟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李岗告诉记者：“这里的云纹瓦当和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遗址出土的瓦当基本一致，说明该遗址和秦始皇帝陵园修建年代相近且等级高。”
如此规模大、等级高的建筑群，建在秦人故地有何特殊功能？
四角坪遗址所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恰好位于发现秦公陵园的大堡子山遗址和汉代祭天的 中间。“结合其建筑形制特点，它很可能是为秦始皇西巡准备的祭祀场所。”侯红伟说。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侯红伟说，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的第二年，即前往当时 现在的礼县隶属陇西郡，正是秦人祖先生活的地方。秦始皇巡游回到祖庭之地，极有可能举行祭祀活动。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亚岐说，四角坪遗址是继宗庙建筑和 秦人开创的一种全新的祭祀建筑形式。
令人称奇的是，在遗址核心处的夯土台基中央，有一处露天的半地穴式空间，类似我国部
“这个方形空间边长6.5米，地面铺了 面地砖，四壁贴壁砖并用铁钉固定，地砖和壁砖缝都采用了高超的填缝技术。底部还埋有一根陶水管道，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处蓄水装置。”侯红伟说。
秦人尚水德。“这处蓄水装置恰好坐落于四角坪遗址中央，推测此处空间乃至整个建筑群很可能是秦 所。”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王辉认为，它的中间被一口竖井贯穿，或许是汉取代秦后，对其进行的象征性破坏。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认为，四角坪遗址是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的物化载体，体现了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的风格和气魄。
“目前，已发掘面积不足建筑遗迹面积的一半，四角坪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侯红伟说，眼下，临时性保护大棚工程即将进入施工阶段；考古队已制定遗址发掘5年计划，将通过全面发掘揭露出秦代祭祀礼仪建筑全貌。
圜丘坛和祈谷坛之间有道“界墙”，与嘉靖朝的“大礼仪”有关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李忠义
圜丘皇穹宇之北、成贞门两侧，有一段墙，中间呈弧形，东、西段呈直线。由于这道墙把圜丘坛和祈谷坛隔开，因此史志称其为“界墙”。这道坛墙原本是永乐十八年所建北京天地坛的南内坛墙。如今墙两侧包砌有大号城砖，嘉靖年间的砖铭比比皆是，佐证其为嘉靖九年修建圜丘坛，或十七年修建皇穹宇时所包砌无疑。嘉靖帝当年修建圜丘坛东西南三面内坛墙时，均为土筑，为何偏偏要包砌这道“界墙”呢？
“界墙”东西长约1025米，高约6.5米，覆绿琉璃瓦，绿琉璃雕花大脊，枭混素砖檐。沿“界墙”细看，嘉靖年间的砖铭随处可见，不但有督造款识，有的砖铭上还刻有工匠及御窑窑口名。城砖上的款识是古代“物勒工名”职责制度下的产物，《吕氏春秋》上首次提到了“物勒工名”，意思是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
《北京志·世界文化遗产卷·天坛志》载：“明嘉靖九年（1530）在大祀殿南建圜丘，形成南北两坛依轴线布置的格局……两坛之间有界墙，辟成贞门，天地坛南墙即圜丘坛北墙，成贞门即为天地坛南门，也为圜丘坛北门。”
从这段记载看，两坛之间以墙为“界”形成于嘉靖九年，当时明世宗“更定祀典”修建圜丘坛时，增建了圜丘坛东面、西面、南面的内坛墙，与原天地坛内坛墙一样，均为走廊式联檐通脊土筑之墙。嘉靖帝不惜人力物力，下力把原天地坛内坛墙包砌为“界墙”，其中的缘由还在于“大礼仪”之争。
1521年，明武宗病死。武宗无子，其堂弟朱厚熜以藩王继承皇位，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嘉靖帝继位之初，朝堂围绕如何确定其生父的尊号展开激烈的争论。嘉靖帝想尊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却遭到以杨廷和为首的众大臣反对，由此引发礼制变革。嘉靖九年二月，世宗以天地合祀不合古制为由，集群臣596人议郊祀典礼。嘉靖朝的“更定祀典”影响深远，从此天地坛就改称天坛，同时在京城内外另建了地坛、日坛、月坛，天、地、日、月四坛环绕京城，突出了紫禁城的中心地位。然而，这一番大动作并未使他的改革之路告一段落，嘉靖十七年（1538），嘉靖帝诏令拆除大祀殿，后又在原址之上建造大享殿，以用于举行秋飨礼。而这大祀殿与大享殿，便是今日之祈年殿的前身。
嘉靖帝下令包砌天坛高大的“界墙”，确实在他心目中隔开了“成贞门”北面的丹陛桥、大享门、大享殿等祈谷坛建筑群。但是，自嘉靖十一年（1532）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嘉靖帝从未步入他自己所命名的“成贞门”。甚至还于嘉靖二十四年下令拆除建于永乐十八年的大祀殿具服殿，改为具服台。嘉靖帝“排正义，崇私亲”之举，从这道“界墙”窥豹一斑，亦足见其“尊亲崇上”的私心了。庆幸的是，嘉靖帝出于对成祖的敬畏之心，加上“诸臣固请”，建于永乐十八年的北京天地坛建筑群总体建筑格局得以保留至今。
2019年，位于天坛公园西南角原北京园林机械厂区域，经过搬迁腾退和修缮整治，恢复了圜丘坛广利门的历史原貌，并清晰地露出了广利门南垣旧有的穿墙门，为祭祀牺牲所经之门，故称“走牲门”。不过，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南垣穿墙门就被堵死了，门内的影壁也被拆除。
广利门南垣旧有的穿墙门 摄影：李忠义
近现代著名学者金梁在其所著《天坛志略》“进牲门的鬼门关”中记述：“天坛里面的牺牲所，是豢养牛羊猪鹿和兔的动物园。祭天时祭馔内所用的肉类，就是由牺牲所供给。宰杀这些动物的地方，叫‘打牲亭’，制造供馔的厨房，叫‘神厨’。但是牺牲所的位置，是在圜丘祈谷两坛的西边，打牲亭和神厨，是在圜丘和祈谷两坛的东边，当中间隔阻着一道，高有丈许，宽有三丈，很长的神路（即甬路）。明清两朝的帝王，又有一种忌讳，就是除飞鸟外，不准活着的走兽在神路上走，又不许从内坛墙南面的昭亨门和北面的北天门内经过。乃在这种限制之下，另给牛羊猪鹿兔们，开辟了一座门，名叫‘进牲门’。进牲门的地址就在成贞门的北边，神路的底下，开了一个洞形的门。这个洞是由神路的西边穿到东边，仿佛一座大楼的桥洞一样。所有牺牲所的牛羊等，不用从神路上面走，就可穿行神路下的桥洞，走到坛东的打牲亭和神厨内了。故此这个桥洞式的洞门，名叫‘进牲门’，就是呈进牺牲的大门的意思。”
这段记述对于祈谷坛北宰牲亭进牲路径的记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圜丘坛的进牲路径则有争议。一种可能是：呈进牲只进了广利门角门后，顺着圜丘内坛墙西垣往北，再出“界墙”西段的一座穿墙门，再经丹陛桥“鬼门关”，斗折而南，绕行至“界墙”东段，从“界墙”东段似应有的一座穿墙门进入南宰牲亭。但该处“穿墙门”遗迹不可寻，典籍亦无载。现紧靠内坛墙“界墙”东段的豁口门，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天坛公园为方便绿化车辆通行开辟的。
况且，嘉靖年间为方便从斋宫移驾圜丘，在“界墙”西段辟“三座门”，并修有御路。在此御路上亦忌讳牲只践踏走过。第二种可能是：在泰元门稍南垣墙上似应辟有一座便门，从牺牲所直接绕行南外坛墙里墙根，到泰元门通过似应有的穿墙门，进入圜丘坛南宰牲亭。若按第二种可能性推测，广利门处的穿墙门便等同虚设，名不符实了。第三种可能是：进了广利门穿墙门后，顺着圜丘内坛墙西垣往北，斗折而东，在皇穹宇圆形垣墙北侧，成贞门南侧中间30余米地带，原为丹陛桥神路最南端的一段甬道上，临时搭建木质桥一座，类似今天的过街天桥，桥上铺上红色毡垫，牺牲所的所军们赶着牛羊猪鹿等从桥上经过。
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建圜丘坛后，明清会典等典籍均没有圜丘“走牲”路径记述，故而成为北京天坛里的一个难解之谜。天坛“界墙”西段，靠近西面内坛墙约100米处，有一非常明显的随墙门遗迹，封堵状，宽约1.5米，高约2.5米。明嘉靖九年（1530）未建圜丘坛以前，“界墙”作为北京天地坛的南内坛墙，牺牲所的牛羊猪鹿兔等，若从这个随墙门进入内坛，不经斋宫御路即可直接到“鬼门关”。照此分析，“界墙”西段封堵的这座随墙门，早在永乐十八年（1420）建天地坛南内坛墙时就应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