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动塑造海上渔民群像

拖网渔船从大海深处驶来，带着海风的咸腥与水汽，满载着动人的海上故事……刘玉民的小说《海猎》就这样来到我们面前。作品取材于20世纪末的“渤海湾大会战”。那时，每到对虾洄游季，成千上万只渔船就汇聚渤海湾，开展捕捞作业。小说以此为故事发生的第一现场，生动塑造了一众海上渔民的群像。

老福将和海狮子，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具有典型性的渔民形象。第一代头船船长老福将经验丰富、沉稳精明，带领鲁渔3037、3038迎来一次次丰收，成为公认的模范渔民。当渔业公司书记大黄眼等人登上渔船蹭油时，老福将用一大杯烈酒把他们挡在了船头。相比之下，身为二船长的海狮子却对大黄眼等人笑脸相迎，这个对比为老福将被取而代之埋下伏笔。老福将尽管悲愤莫名，却还是不忍心拒绝几位老船员和老伙计的恳求，放弃了外出挣大钱的机会，留下来做了海狮子的副手。

相较于老福将的沉稳，海狮子的形象带有更多不确定性。他原本奉行清白正直的人生信条，终因现实的羁绊而变得精明世故。他有勇有谋、果断刚毅，也常显出武断、狡诈的禀性。捕捞作业接连失利后，海狮子能及时总结教训，凭借自己对海况的熟稔，准确判断出对虾聚集的海域，带领渔船取得丰收，这一情节又凸显出其过人的本领与聪慧冷静。

用绰号命名人物是《海猎》的一大特点。譬如“老福将”，是“能够逢凶化吉、化险为夷、无往不胜的角色”。再如“黑塔”这一取材于外形的绰号，任何身材高壮、肤色黝黑的船员似乎都有认领这个名字的资格。绰号给读者身临其境的代入感。

《海猎》的人物形象与对话设计具有山东民间特色，有着未经雕琢的朴实。但小说又常常不经意间掀开粗粝厚实的外壳，露出奇幻浪漫的童话气质。小布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鲜活形象，这个初来海上的少年为小说提供了一抹天真烂漫的色彩。他喜欢大海和鸽子，喜欢吹笛子，喜欢漂亮的售货员小花漂。这些真实的少年心绪为粗粝严酷的海上生活吹入了一缕新风。故事结尾，小布鸽奋不顾身地拽住流网，避免了渔船的损失，自己却身受重伤。即便在此时，他仍坚定地请求海狮子先去救援遇难船只，哪怕对方曾是自己和渔船的“仇人”。这份勇敢纯粹的意气，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整部作品的叙事节奏也因这类人物显得急缓相间、跌宕有致。

那群跟随小布鸽一起登上渔船的布鸽鸟，更是在空荡的海天之间填补了渔民内心的孤独与苍凉。在被黑塔偷偷卖到几千里之外的小镇两个月后，它们竟然在茫茫大海之上、千万渔船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主人的那只船，神奇地歌唱着落到船桅、船舱和小布鸽肩头，这个场景充满浪漫与童话色彩。这群海上的小精灵是小布鸽和渔民们的伙伴，是他们不可或缺的情感慰藉。在晚风与月光中，灰色的布鸽鸟伴着小布鸽的竹笛起舞，那灵动的画面融化了渔民们的心，也令读者不禁心旌摇荡。

童话气质还浸润在小说的情节，尤其是结尾的巧妙设计中。海狮子将小白脸收来的赃款撒向狂风怒涛，用大海泯灭了贫富、权势这些世俗符号的价值，以一种超然世外的方式将故事圆满化，同时实现了对反面力量的压制。

富有童话气息的浪漫色彩赋予作品幻想与憧憬，这种色调看似与《海猎》的整体风格背道而驰，实际上却相辅相成。作者在用如椽之笔描写海上热闹捕猎生活的同时，善于用诗化的语言和笔法，把海上特有的景观如风、云、浪、气、日出日落、夜半灯火等有机地编织进故事链条，无形中冲淡了海猎过程的枯燥与重复，将颠簸劳顿的日子刻画得波澜起伏、诗意盎然。

整部小说在波翻浪滚中结束，生命持续，日月无边，新的旅程总会伴随新的风景，年复一年的辛劳和拼搏也会觅到诗意和浪漫，这也是《海猎》给予我们的启示。

文学评论：巴金《寒夜》中的女性群像

摘要：“五四”以来，受到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长期处于低下地位的女性开始崛起，《寒夜》中对于曾树生和汪母的人物设定，可以很好地代表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男性作家笔下社会现实中典型的新旧妇女形象。

关键词：女性群像 独立解放 曾树生 汪母

“五四”以来，受到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长期处于低下地位的女性开始崛起，争取男女平等和自身解放，新女性致力于摆脱几千年来父权社会中固有的男性凝视，建构独立的自我人格，并不断寻找新时代的女性出路。

《寒夜》中对于曾树生和汪母的人物设定，可以很好地代表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男性作家笔下社会现实中典型的新旧妇女形象。

一、顽固保守的封建大家长——汪母

汪母在《寒夜》这部小说中是典型的封建大家长形象，她是云南昆明的才女，接受了传统的旧式教育，严格遵循着以三纲五常为首的封建礼教，她看不惯自己的媳妇——大学生曾树生的新式做派，渴望恢复传统婆母的权威和舒适的生活。

在小说中，汪母曾对曾树生说：“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她以三立六聘的正妻地位为“武器”，不断羞辱没有与儿子行过结婚礼的儿媳，她期盼“媳妇熬成婆”，希冀将在上一辈那里受到的欺压转移给下一辈。作为弱势群体，她在获得权利后，反而向更弱势一方施加暴力，她既是封建礼教下的牺牲者，又是父权社会的自觉维护者。

一方面来说，她爱子如命，甘愿为儿子牺牲一切——去别人家做一个二等老妈子；另一方面，她因不满儿媳“夺走”儿子的爱而对她倍加刻薄，严重地僭越了为人母的职责范围， “巨婴”式的养育方式造就了儿子汪文宣软弱无能的性格，使他难以从精神上彻底“断奶”。

同时，汪母的敏感多疑与顽固保守也使新女性曾树生再也无法忍受“寒夜”一般冰冷压抑的家庭氛围，婆媳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断催化夫妻矛盾，直至婚姻走向破裂。

二、矛盾性与不彻底性的结合体——曾树生

曾树生是一个充斥着矛盾性和不彻底性的女性角色。作为受过大学教育的新青年，曾树生同她的丈夫汪文宣一道，也曾有过兴办教育的理想。但她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终究导致了理想为现世享乐的让步。

进入社会后，她不满作为“花瓶”的工作，但是又无法拒绝高薪与上流社会所带来的诱惑，她爱慕虚荣，拼命把儿子送入贵族学校，害怕低人一等，在与上司同流合污发国难财时，内心却又时时充斥着苦闷与挣扎。

作为接受了民主自由思想的新时代女性，曾树生不堪忍受汪母的荡妇羞辱与腐朽压抑的家庭氛围，希望逃脱婚姻牢笼寻找新的自由，但她所谓的“自由”也是由另一位男性——陈经理所赐予的，只是个人意义上的享乐，并不是女性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与解放。

小说中在讲述陈经理与树生的交际时，总会以“雾”作为特殊的意向来进行环境描写，对她而言，陈经理所给予的“自由”正如同一团“迷雾”，她挣扎沉沦其中，得到的却只有逃避带来的空虚与怅惘。

而从另一方面来谈，曾树生又是一位心地善良、漂亮活力的女子，她悉心照料病弱的丈夫，甚至于与情人远走兰州后也时时不忘向家中寄钱，始终无法与旧交断绝干系，而这种矛盾性恰恰注定了她的悲剧。

西蒙那·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我厌倦了贞洁又郁闷的日子，又没有勇气过堕落的生活。”[2]这段话也是对曾树生内心的完美诠释。

三、新旧女性间的冲突——婆媳矛盾

如上所述，婆媳二人分别代表着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和新式自由的追求者。

汪母一方面不满媳妇“妖形怪状”的奢华作风，以旧式儿媳的规矩为武器来约束她，在儿子面前抱怨不断；一方面全家又必须靠着儿媳做“花瓶”的钱生活，于是她摆架子、发脾气，将全部的怒气化为攻击她的言语之剑，最终，婆媳间的一场争吵坚定了树生离开旧家庭，追随陈经理远赴兰州寻找幸福自由的想法，最终导致了这个家庭的破裂。

而曾树生作为受过新教育的大学生，一个追求个人幸福享乐的新时代女性，她自然不会像汪母时期的小媳妇那般逆来顺受。她爱动，爱热闹，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渴望去追求自己心中的“自由”与幸福，但本身又具有小资产阶级不能吃苦、贪图享乐的弊端。她难以忍受“寒夜”一般苦闷压抑的家庭氛围，与旧思想的婆婆时常争论不休，而对于自身美貌与活力的自知性，又使她不甘于将自己的青春埋葬于病弱丈夫与封建婆婆的争吵之中，最终选择乘坐飞机，与上司远赴兰州，最终写信来断绝了与汪文宣的夫妻关系。

《寒夜》以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为背景，围绕汪文宣、曾树生、汪母之间的矛盾展开故事情节，描写自由恋爱的知识分子家庭如何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下破裂，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揭露了病态社会的黑暗腐败,为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发出了痛苦的呼声。 [1]

而《寒夜》中汪母、曾树生这两个鲜明的女性形象，代表了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值得我们不断去深入地探讨。

[1] 教育部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硕士研究生基础强化培训教材编写委员会编. 现当代文学阅读文选[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7 ，141.

[2]《第二性》西蒙那·波伏娃

张星利长篇小说《城中村》构建了一个庞大而鲜活的人物群像

张星利长篇小说《城中村》被誉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实践。

张星利长篇小说《城中村》构建了一个庞大而鲜活的人物群像，每个人物都承载着独特的生命轨迹与性格特征。

作者摒弃了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塑造方式，赋予人物多面性。

主人公夏一可，既有为改变命运而不懈奋斗的坚韧，也在面对诱惑时产生过动摇与迷茫，这种真实的刻画使人物跃然纸上，仿佛是我们身边熟悉的朋友或邻居。

我们都身处城中村之中，那里有老槐树，有老城墙，槐花飘香时，就是我们回家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