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中国式现实主义范式的成熟之作

电视剧《人世间》透过东北江辽省吉春市同乐区光字片街道工人周志刚一家三代近50年奋斗历程，展现了中国当代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头十余年间纷纭繁复的人世间景观，带给广大观众以丰富而深厚的意义品味。这部剧出现本身就构成一个鲜明的信号，表明探索日久的中国式现实主义文艺范式在此刻已臻于成熟之境。 这部剧在外来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结合或交融上有着突出的建树。作为创作原则之一的现实主义，在进入中国后一百余年间，历经“写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等若干阶段探索，在这部剧中终于找到一条与中国文化艺术传统相结合的独特道路，演绎成不妨暂且称为心性现实主义的中国式现实主义原则。此前的一些年代剧，已经在这种心性现实主义范式探索上作出了彼此不同而又同样重要的美学建树。而正是在《人世间》从长篇小说到电视剧的跨门类文艺转变中，这种心性现实主义范式在以往探索基础上显示出成熟的美学风范。 其一，仁厚评价渗透于真实描绘中。这部剧对于过去50年间中国社会历次风云变幻都作了如实描绘，让观众能够在心灵深处唤起深切共鸣，仿佛周志刚和李素华夫妻间长期分离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一样。再有就是没有沿着“好人有好报”的套路走下去，而是忍心让好人遭遇偶然或必然等原因造成的苦难。但与此同时，该剧也没有让观众一悲到底，而是在对于悲剧性苦难的如实描绘中始终渗透入中国式心性智慧，特别是儒家式仁厚之心及“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等坚韧毅力的传达。这在剧中的具体表现就在于，全部人物几乎都没有一坏到底之坏人或恶人，而是多数是好人，即使是少数有过失或过错的人物也都有其善的或由恶转善的机会。曾经出于私心而对周秉义恶意举报的德宝和春燕夫妻，最终也由于周秉昆和郑娟夫妻的仁厚、怜悯、仁慈之心感召而幡然醒悟，重新回到“六小君子”群体中，和好如初。这显然是真实性追求受到仁厚之心的过滤或制导的缘故。 其二，理想抒发与冷峻反思相交融。既然是现实主义作品，无疑需要对于所描绘的当代社会现实予以冷峻的审视。对于周秉义周围官场中那些不法之徒或不正之风，包括他的“哥们”姚立松的腐败和堕落等不良现象，该剧主要通过周秉义的正派作风及其坚守之不易，以及对于姚立松的诚恳规劝，作了无情的暴露。相比而言，该剧注意高扬正面力量和理想主义精神的能动性一面，特别是让这种正面力量和理想主义精神，不仅来自中国城市的普通市民周志刚和李素华夫妻的日常言行中，而且也来自郝省长和金月姬夫妻等正派高级干部家庭中，并且更让这种优良传统在这两个家族的后代中获得传承。 其三，从本质洞察到传神写照。这部剧传承了中国式兴味蕴藉传统，在周志刚家族故事以及相关故事的叙述中留下了大量不予硬性评价的“空白点”或“未定点”，观众完全可以引申出各自的不同体验和评价。对于所描绘的人世间风云，该剧留下了多义、不确定而又可以反复回味的广阔空间，而把终极仲裁的权利开放地留给观众。一边看周家三代故事演变，一边回想自家人生历程，观众想必都会给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多样而又合理的评判。一部好作品的意义，不应让观众感觉一览无余或只获得一种解读，而应余意丰盈，余兴悠长，让他们在作品的“深文隐蔚，余味曲包”中自主地领略其传神写照的多义美学效果。 《人世间》通过长篇小说和电视剧的牵手，已经共同助推中国式心性智慧引领现实主义精神原则，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这条经验想必可以给予当代同类题材叙事类文艺创作以有益的美学范式启迪。

城市文学中的身体感觉与情绪美学

知乎上曾有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我觉得上海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繁华？”一个高赞的回答引述了流量明星杨超越的话，“我大包小裹从长途汽车站走出来看到的上海，和我从机场VIP通道走出来看到的上海，不是一个上海”。这是由身体的在场得出的个人判断，却引发了无数个不在场身体的情感认同。20世纪中期，消费主义理论似乎接棒了理解和阐释城市生活的任务，但依然无法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城市的感受，不同群体会有不同；二是即使是同一群体内部，由于城市区域、职业身份、活动范围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区别，个体感受依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城市文学里，这种个体感受大多表现为由身体引发的心灵感受。

自上海新感觉派开始，在百年城市文学的递嬗中，对城市的体验似乎都是从身体感觉开始，再由感觉推动叙事的展开。20世纪30年代，刘呐鸥的《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被视为城市身体感觉的首开之作。在乡土小说大行其道的新文学初始期，关于城市和城市体验的身体书写是新鲜的，美学经验也是新鲜的。从跑马场里沸腾的身体到吃茶店里被冷饮降了温的身体，再到舞厅里重新燃烧的身体。小说调动了各种感官经验，“忽然一阵cyclamen的香味使他的头转过去了。不晓得几时背后来了这一个温柔的货色，当他回头时眼睛里便映入一位sportive的近代型女性。透亮的法国绸下，有弹力的肌肉好像跟着轻微运动一块儿颤动着”。（《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小说中，感官的客体对象由味觉到视觉，放大了身体，越过了面貌，刻意区别于传统的眉目书写。而由此延展出对城市的感官体验，诸如柏油路上的时髦情侣、商场橱窗里的模特丽人，以及皮鞋踏到水门汀的跫音，等等，都是城市对身体的接纳与展演。由新感觉派开始，纯粹的感觉经验打开了新文学对城市的表述形式，也呈现出与乡土身份完全不同的表意和修辞。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乡土文学中很少有身体感觉书写，少数旧中国的病弱身体或者受刑罚的革命者身体，也被封闭的乡村压抑住了感觉。如果说乡土是自然主义逻辑，那么城市的运行法则则是理性主义逻辑。现代性的分裂之一是人和自然的分裂，所以城市在小说里更多地表现为一个他者对象，就像《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这类城市小说最初呈现的，有序的城市街道、规范的商业区都是典型的人造活动空间，能够让所有参与其中的身体获具某种理性主义的优越感。因此，小说里那位男士才会由着身旁新结交的女郎挽着手臂，兴奋又世故地揣测着迎面而来的外国士兵与东方美女：“对面也是新交的一对呢！在这都市一切都是暂时和方便。”

与20世纪30年代的兴奋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的写作背景里，身体的城市准入权让情绪变得紧张。1964年，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有这样一幕，上海解放后，穷苦出身的年轻战士童阿男走到国际饭店门口犹豫着不敢进去，问同伴说：“国际饭店？能去吗？”同伴回答他说，“解放了，平等了，有什么关系？走吧！”于是，童阿男理了理军装，挺起胸膛走了进去。后来，童阿男因为进了国际饭店遭到老班长的批评，他反驳：“解放了，有钱人去得，为什么我去不得？”老班长无言以对。革命使身体获得了与资本同样的城市准入权，但同时却在质疑进入城市的身体，身体权利被视为享乐，而享乐又被视为对身体纯洁性的破坏，无所适从的身体变得紧张起来。

21世纪的城市文学，很少再出现20世纪“进城”小说那种陌生化的美学感觉了。一方面，城市生活早已成为现代人的日常经验，缺乏新鲜感；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效率化与标准化，钝化了人的感觉经验。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是这类文本的典型。在快递员这种新型的职业模式中，作者胡安焉以外来者的身体感觉着城市，而这种感觉也带来了文艺美学中的新情绪。由于是非虚构，作者对于身体感觉的自述也更为直接。在面对顾客的超工作范围要求时，身为快递员的他拒绝了身体的额外劳动（体验），“我来回得花上一个小时，还得忍受一路的交通拥堵、喇叭、废气、红绿灯……谁会选择散这么个步，而不留在家里休息和陪伴家人？再说从经济角度考虑，专门为她的一个订单跑上一个小时也很不明智。我们收一个退货的提成是3.5元，我当然不想花一个小时挣3.5元，而且还是在加班的情况下”。当城市的感受已经从身体政治学转移到身体经济学，身体便对城市失去了兴趣，身体已经没有时间去感觉。相比Citywalk、城市网格，快递员的身体虽然也是在城市中移动的身体，但他并没有Citywalk的自主性，也就没有了在城市中移动的身体自主权。快递员只是满足订单要求、丧失了行走的自主理性的人，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终点，每一个订单的目的地都要由他人而不是自己来决定。相比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初体验者和60年代的城市合法准入者，21世纪以来的城市外来者，在时代的效率追逐下，成了工业化时代城市的标准化人，经验钝化、情绪消失。

在百年城市体验书写中，由身体感受的不同呈现出城市情绪的变化，借霍布斯的身体理论，“身体是权力意志本身，世界要从身体的角度获得阐释学意义”。身体理应是个人的私有物，然而，《我在北京送快递》所呈现的身体，已经被城市的效率所规范，快递员几乎无法体会20世纪城市文学中身体对城市的新鲜和热情。这不止是胡安焉的问题，也是所有当代城市人的困惑，当日新月异的城市需要我们不断打开高德地图时，显然，功能主义的身体已经压倒了美学原则。

讲解了全新的美学系统，非常有意义

社会学家在研究非洲时发现，城市化给农村地区带来强烈影响，其基本影响是农村社会结构失掉了权威，无秩序的城市生活成为非洲的主要负担。很难再找到一个与城市毫不接触的农村。它代表了对结构严谨的家庭生活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挑战。摆脱了家庭礼教的束缚，不再向自童年时起制约她们的社会控制俯首帖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历史上不断响起反文明或回归的自然思潮。

随着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越来越多的转移到都市人的精神，心理与情感方面。其问题大都不是由于物质生活的窘迫，也与制度安排无关。而是集中于体现在人的精神世界与心理世界中，表现为个体在大都市中的郁闷，烦躁，焦虑和不适应情绪。这直接关系到人心理上的愉快不愉快，精神上自由不自由的问题，所以是纯粹的美学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出现在乡村与中小城市，只出现于人口向中心城市与大都市高速流动与大规模迁移的动态过程中，所以又是都市化进程的必然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