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出自《旧唐书·魏徵传》:“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魏徵是唐朝政治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以性格刚直、敢于直谏著称,其言论多见于《贞观政要》,其中最著名的是《谏太宗十思疏》。
魏徵死后,李世民经常对身边的侍臣说:“用铜镜可以端正自己的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明白兴衰更替,用人作镜子,可以看清得失。我经常用这样的方式防止自己犯错,现在魏徵去世,我就少了一面镜子。”
到了北宋,欧阳修等人编撰《新唐书》对此略有修改:“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行文略有出入,大意则无差别。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重史的传统——用悠久的历史观照现实、走向未来。史学传统可以说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基本要素,而且这种传统内化成为深沉含蓄、厚积薄发的力量。
中华文明五千年未曾中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是世界上惟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从甲骨文、金文、《尚书》《左传》,到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二十四史等,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究其因,一是中国人强烈的历史文化自觉,认识到史学的重要性;二是历朝历代都有开馆修史的制度和机构支撑。
至少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浓厚的重史传统,在历史中追求不朽,同时史家以高度的精神自觉完成典籍记载传承。我们熟悉的先秦历史散文,就是在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产生并成熟起来的。其中,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保存了上古历史文献和事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尚书》的名字,就是“上古帝王之书”,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是编年体史书之祖,其体例和笔法对后世都产生了经典影响。孔子晚年,决定把自己的所学编写成书,流传后世。孔子最用心的事业之一,就是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成为儒家经典,当时孔子已经七十多岁。由于孔子编写非常用心,他的弟子子夏在整理时,竟发现一个字也改不动。对此,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思是只有通过《春秋》这部书才能知道他的思想和见解。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历史,不仅是传统更是制度。据《吕氏春秋》记载,夏代就已经设置了史官。商周时代,甲骨文中频频出现“史”“册”“尹”等字。《说文解字》对此解释:“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也就是指古代记事之官吏,即史官。老子,就曾担任周代的藏室史一职。
史书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历史记录,比较全面地反映不同时期的风貌,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产物。
往来成古今,历史接力棒不断传承,交到了中国共产党手中。站在百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史,也是一部不断创造奇迹的辉煌史。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更是一部精神构筑史,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就从哪里产生。100年来,我们党铸就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和刻印在人类史上的鲜明足迹,在历史的时空中立起不朽的丰碑!
对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来讲,百年只是宏伟事业的开始,只是新的华章的序幕。我们立志于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百年的历史如同一面辉光四射的镜子,可以跨越时空、历久弥新,能够映照现实、远观未来,让我们看清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在新的征程上再接再厉,奋勇向前。
原标题:《廉洁文化 |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

威海地域远古称谓由来
威海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远古至今,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为讲好威海故事、传承威海文化,政协威海市委员会主编出版了《故事中的威海》一书,从地域记忆、家族印记、历史往事、文化名人、政界良吏、沙场铁骨等主题入手,收集整理了一系列好故事。即日起开设专题,对书中故事进行连载,欢迎关注!
1987年,地级威海市正式成立,下辖环翠、文登、荣成、乳山等县级政区。如同其他地方的地域名称不断变化一样,威海这块风光旖旎的宝地,其地名也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区划的调整而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那么,现在的威海在历史上最早叫什么呢?翻开我国最早的一部文献汇编、四书五经中的五经之首《尚书》,我们慢慢可以推演出答案。在《尚书》的开篇《虞书·尧典》中,有这样几句话:“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把这几句话简略翻译成白话文,即唐尧时代,贤君尧命令一个叫羲仲的大臣到一个叫嵎夷的地方居住,以此来恭敬地迎接东方的日出,观察辨别太阳东升的时刻。
对于《尚书》中这几句艰涩的文字,孔子的第三十一代世孙、隋唐时期著名学者孔颖达在他的《五经正义》一书中给出过注解。他认为:“宅,居也;东表之地称为嵎夷;旸,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称旸谷。”孔氏的这些注解,基本上将《尚书》的原意说明白了。
东汉初期大学者、陕西人马融也认为,嵎夷之地也就是中原地区的人们所称的“东表之地”。
从《尚书》及后面一些学者的解释来看,很显然,“嵎夷”是作为一个地名出现于史籍之中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嵎夷既然是一个地名,它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呢?为何最后的结论是指现在的威海地区?这是一个学术观点。威海籍著名学者于敬民先生认为,这是当下中国学界普遍公认的一个观点。
以前,关于嵎夷之地,说法有很多种。有的说指现在的连云港,因为那里也属东海边;有的说在现在的辽宁,似乎也符合东海边;还有的说是指朝鲜,好像也有那么一点儿意思。但是他们显然疏忽了《尚书·夏书·禹贡》中的这句话:“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这句话明确指出那个名叫“嵎夷”的地理位置不在别处,就在青州。而青州是指现在山东境内的青州,在远古的时候,现在威海一地也正是其辖区。这样就基本上排除了嵎夷在连云港与辽东等地之说了。
学界依据《尚书》与那些学术大师们的注解,给出了关于嵎夷之地的五项条件:一是肯定了嵎夷就是华夏的东表之地;二是嵎夷所在之地就是太阳最早升起之地;三是嵎夷处在山谷之地;四是嵎夷在大海边;五是在嵎夷之地所居的民众应当为九夷之中的莱夷族。这五点非常重要,此为判定嵎夷所在地的硬性条件,缺一不可。
看看今日威海所在的地理位置,再看看那五点标准,是不是完全符合要求?是的,完全符合,一点儿没错。不信,我们再可具体分析一下。
所谓“东表之地”之“东”,就是指向东方,指向中原人眼中的大陆东端。东端在哪里?威海就是大陆之最东端,再往东不就是一片汪洋大海了吗?后来李斯跟随秦始皇到达了最东端,面对茫茫而浩瀚的大海,发出了“天尽头”的感叹,此又足以证明威海在中原人眼中就是最东端,所以“东表之地”放在威海的头上是最有说服力的,由此而铁证了嵎夷就是远古时代威海的称谓。
“日出之地”更容易理解了,即使是现在每年新年之际,威海当地,也包括许多外地人都很早赶往成山头,在那里等待新的一年、新的一天太阳从大海喷薄而出,感受那壮美而令人震撼的景象,并遥思古人不远千里万里、不辞艰辛,以最简陋的交通工具前来此地的场景。
而在几千年前,从中原大陆深处行走到这最东端的大海边,看到太阳从海面上跳出来,那又是怎样的心情哪!故,这“日出之地”也最合乎情理地放在威海这里。
“山谷之地”又当何解呢?有山自有谷,自巍峨泰山向东向北直到胶东半岛的昆嵛山脉,形成了一条最大最长最宽的山谷地带,再从昆嵛山向东到文登的圣经山,到荣成的槎山、伟德山、成山、马山,向南到大乳山、岠嵎山,在千里海岸线的陆地境内又形成了若干个大小不等到“谷地”。故而这“山谷之地”就形象生动地显现了胶东半岛最东端,即威海的丘陵地形之特征。
“海边之地”最是明了。生活于威海或来过威海的人,或是打开山东的地形图,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威海就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地方。大海环绕着威海,威海名称中这一个“海”字,又最真切地反映了这里的位置。可以说,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很难再找到如同威海这样拥有那么长而又曲折蜿蜒的海岸线。
“莱夷居住之地”,虽然其范围非常之大,但不管其多大多广,古代的威海人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这是不容怀疑的。另外,应当注意的是,远古时候的威海称嵎夷,可能与今天的岠嵎山也有那么一点关系。位于乳山境内的这座山,现已成国家森林公园。山虽不太大,但别具风格,独有韵味,很早就吸引了人们的关注。
北宋时博学多才的大学者,曾任龙图阁直学士的浙江杭州人沈括在他的代表作《梦溪笔谈》中就专门拿出一个小章节来谈岠嵎山。他说:“登州巨嵎山,下临大海。其山有时震动,山之大石皆颓入海中。如此已五十余年,土人皆以为常,莫知何谓。”最后这句“莫知何谓”,是说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山体震动、大石滚动。沈括也未能搞明白。
沈括得知那山之异象已有五十余载,那么在他之前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但作为一个浙江人,在开封当官,没有来过胶东,可他了解岠嵎山的情形,还录记于书中,足可看出这座山的名气有多大。这还真是“山不在高”!由沈括的记载,我们再往前推想,在更远的时候,这山是不是也有名气?它为何叫“岠嵎山”?这“嵎”字,尽管马融给了“海嵎”之解读,然而与嵎夷有何关联呢?难道“嵎夷”这一名称就是由此山而来?夷放在嵎之后,连在一起可表明威海最早的地域之名,而单独抽离出来,可表明这里人的族群,即莱夷。
遥想4000多年前那个名叫羲仲的人,受尧之命令,风尘仆仆,历千里,克万难,从中原来到这东海之滨,看日出,观潮汐,担当起气象与地理学家的职责,做着开拓性的事情,那是何等的艰辛,不得不令后人感动感慨。他应当是威海之地最早有史册留名的先民,理应为威海人知晓!
追溯那漫长的历史岁月,查寻那遥远的历史源头,剥去那厚硬的历史尘埃,再回望着今日威海的繁华景象,我们是不是又生发出这样的喟叹——满目风光沧桑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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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威海地域远古称谓由来》
在中国文明史里面,以史为鉴成为中华民族的信仰,一个巩固的信仰
问:中国传统史学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辉煌成就之一。从《春秋》到《史记》到历代修撰的史书,记载着从史事到人文到社会到科技的博大内容。中国古代强调以史为鉴,且古人对史学的重视可以说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的。您能和我们说说中国古代史学所折射出的精神吗?
张岂之:中国最早的一本史书叫做《春秋》。孔子对《春秋》有研究,他修订《春秋》,将其作为他教育学生的材料。可见他对历史的重视。后来历代大思想家都重视历史的教育。
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这样,从古到今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朝代都有历史的记载,都有文献可查。
《春秋》,然后《史记》、《汉书》,后面的朝代都为前一个朝代来作史,加起来二十四史,连绵不断,形成一个风气:后一个朝代都要为前一个朝代去编史。原因是把后一个朝代的贡献以及前一个朝代的不足、亡国的原因都要找到。在中国文明史里面,以史为鉴成为中华民族的信仰,一个巩固的信仰。用历史作为一面镜子,知道我们过去路怎么走的,哪些路是走对了、哪些路是走错了。以古鉴今,用古代的教训让今人知道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当做。
归纳中国历史总结出许多教训,其中有一条教训历代都不忘的:“以民为本”。以人民为本。能做到这一点,国家就兴盛了;做不到这一点,国家就衰落了。这一点,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有些朝代某些阶段可以做到,但总的来讲还是做不到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过去历代的统治者,在他的思想里面还没有我们今天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所说的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他们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就是为人民创造幸福的生活,真正达到“民本”。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伟大的信仰。今天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与古代以民为本的那些思想精华有着紧密的联系,把那些思想精华点滴都汇总起来了。如果中国没有这样一个民本思想的传统、民为邦本的思想,要一下子达到以人为本的思想高度,也很困难。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宝库,我们要从这个宝库里面提炼出一些基本的理念,加以学习,成为我们精神的养料。这样坚持下去才能使我们的精神境界达到一个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文化的自觉自信,才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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