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文明守护者
《钟声》 吴洲星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有大量文学作品聚焦于战火硝烟与英雄壮歌。吴洲星的长篇小说《钟声》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炮火缝隙中一个特殊的庇护所——位于宁波奉化山坳里的国际灾童教养院。七八年前，她感动于抗日战争时期竺梅先、徐锦华夫妇毁家纾难救助灾童的真实历史事件，决意将之写成小说。经过史料收集、实地考察、相关人士采访，今年正式将之出版。
在小说里，吴洲星以细腻深沉的笔触，讲述了实业家梅耀庭夫妇在战乱中收容近六百名孤儿，践行“既养且教”理念的故事。细细读来，我发现它不单是战争苦难的见证，更是一曲关于教育救赎、文明传承的宏大颂歌，对当代教育也有启迪意义。
《钟声》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具有超越性的叙事视角。通览整本小说，吴洲星没有沉溺于对战争残酷表象的书写，而是透过少年湛秋的流亡之旅，揭示战争最深重的创伤：战争发动者罪恶滔天，抗战者也容易被仇恨烤干柔肠，最终造成人类文明根基的摧毁。因此，当湛秋目睹家园化为废墟，沦为乞儿时，梅耀庭夫妇的出现宛如暗夜灯塔。他们以实业家的魄力、悲天悯人的情怀，在战火中构筑起一个教育乌托邦，“收养战争孤儿，仅仅让他们吃饱饭是不够的，既要养，也要教，将他们培养成有用之才”，其行动已经超越了慈善范畴，升华为对文明火种的自觉守护。
梅先生“匹夫虽微，兴亡有责”的宣言，是其大爱情怀的根基。他办伤兵医院，将轮船沉底以御敌舰，捐献飞机支援前线，更将家财倾注于教养院建设。书里有个让人震撼的细节，“谋福号”送第二批儿童时，为了打破日寇封锁，梅先生巧妙搭载两百具宁城同乡棺椁返乡，让生者与死者在文明的归途上同行。这种对生命尊严的敬畏与对文化根脉的维系，正是反法西斯精神的深层内核——不仅抗击军事侵略，更要抗击他们对人类文明秩序的践踏。
在小说里，灾童教养院绝非简单的避难所，而是一个完整教育生态的微缩实验。吴洲星以绵密的笔触还原了八十余年前“全人教育”的实践，对当下仍有深刻的镜鉴意义：
其一，德育为先的人格塑造贯穿于日常。梅先生“毋忘国仇家恨，应发奋自强”的开学演讲如黄钟大吕，将民族大义深植童心。其二，在智育方面，教养院课程体系完备，多学科并重。欧阳老师发现湛秋的文学天赋，悉心指导其写作，从作文褒奖到鼓励创作抗日剧本《保卫星火村》，体现出“因人施教”的理念。其三，体育强魄与军事训练并重。体育教师组织挖战壕、制模型，在游戏中培养尚武精神。寒冬清晨的院歌合唱，雪地里的嬉戏奔跑，无不强健着孩子们的筋骨与意志。其四，美育滋养心灵。庄老师发现林红叶的绘画天赋，为其举办画展；梅先生带大家看昙花在夜晚绽放：时局再艰难，也不可错过美好事物。其五，劳动教育奠基自立之本。小农场耕作、衣物浆洗、帮厨值日等日常劳作，让“自食其力”从口号变为生存技能，为乱世中的未来铺下坚实路基。
这种“全人教育”的模式，成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生动实践——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整个的人”，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也要守护人之为人的完整性。
《钟声》将战争这一重大主题溶解于琐碎的生活肌理中，显现其出色的文学性。同时，这种日常叙事不仅没有削弱主题的深度，反而在“方向性”“人民性”与“典型性”的交织中，为宏大历史注入了血肉与温度。
日常叙事的“方向性”，在小说中表现为战争如何改变了童年的生活。湛秋在音乐教室吹奏小号的宁静瞬间被炮声撕裂，他归家路上熟悉的西餐厅化为扭曲的废墟，温馨的家庭晚餐被难民收容所的一碗薄粥取代。这些日常细节展现的正是战争巨轮碾过个体生活时留下的血污履迹。但它们昭示着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的不可分割，在细微处揭示历史行进的方向。
日常叙事的“人民性”，在小说里体现在对战争中具体而微的“人”的深情凝视。小说中的人物绝非概念符号：校工黄伯收留湛秋时面对妻子的抱怨流露的为难，难童大华、小华兄弟乞讨求生中的亲情，梅夫人在教养院管理琐事中展现的刚柔并济……这些角色共同构成了一幅战火下中国平民的“众生相”，他们的坚韧、互助与在苦难中不灭的良善，正是民族生命力的根基所在。
日常叙事的“典型性”，在小说里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素材的精心提炼与升华。比如在“摘杨梅”风波中，孩子们面对抉择，超越了事件本身，升华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道义、团结与信任的追求。这种高度凝练的日常冲突，折射出战争对儿童心灵的冲击、教育者的智慧以及苦难中生长的情谊之光。
《钟声》将反法西斯叙事深化为文明存续的命题——梅先生们守护的不仅是儿童的生命，更是人类文明之光，是人之为人的教育权利与文化尊严。教养院礼堂悬挂的校徽上，绘着海浪与火焰托举着救生圈，寓意“救难童于水深火热”。这本书启示我们：真正的教育永远是“救生圈”，它必须在惊涛骇浪中坚守“培育全人”的目标——培养兼具健全人格、敏捷思维、康健身心、实践能力与审美情怀的“人”，才是对野蛮最彻底的胜利。
（作者系中国计量大学教授、儿童文学作家）
《中国教育报》2025年07月26日 第03版
巴金《寒夜》：揭示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巴金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其中长篇小说《寒夜》尤为突出。这部作品不仅是作者个人创作的巅峰，也是那个动荡年代的真实写照。以抗战时期的重庆为背景，《寒夜》通过一次家庭悲剧，深刻揭示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动荡中的困境。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汪文宣、曾树生和汪母生动地反映了个体在国家危机与家庭压力双重夹击下的挣扎。汪文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渴望追求自由恋爱与美好生活；他的好友曾树生是一位面临生存压力的知识分子；而汪母则象征着家庭与传统对个人的压迫。通过对这三位人物的刻画，巴金将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抗战时期，中国正经历巨大的历史变动，外有敌国侵略，内有债务与社会矛盾。许多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到迷茫，他们不仅要面对战争带来的外部威胁，也要承受家庭和个人理想的复杂关系所带来的压力。巴金本人在这个时期创作《寒夜》，正好反映了他对此种局势的理解与反思。
1939年，《寒夜》首次发行，迅速引起读者的关注。这部小说不仅以其深邃的思想引人入胜，而且生动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为后来的中国现代小说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整个故事围绕汪文宣追求爱情与自我实现的艰难历程展开。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家庭困境与社会动荡使得他的理想逐渐暗淡，最终走向悲剧的深渊。小说的一个核心主题是自由恋爱，但在那个历史背景下，自由的追求显得无比脆弱。巴金通过汪文宣的遭遇，深刻探讨了理想的破灭以及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无力感。
在《寒夜》中，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思考者与道德引导者，承担着重大责任。他们面临着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多重压力，常常陷入价值观的迷茫与挣扎。小说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了这些知识分子在战争与家庭困境中的焦虑与绝望。巴金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描绘，耳目一新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腐败与无能，引发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反思。
从艺术上来看，巴金在叙事中采用了多视角的手法，展现了丰富的人物内心世界，使读者能够全方位地理解角色的复杂情感。同时，他的语言简练而富有诗意，运用丰富的意象和象征，让作品不仅传达情感，也映射出深刻的社会现实。因此，《寒夜》不仅是一部小说，它也是一面镜子，反射出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与思想的挣扎。
这部作品对当代知识分子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它提醒我们在面对复杂社会现实时，需要保持清醒的自我反思。作为巴金的代表作之一，《寒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小觑，它不仅反映了历史背景，更成为研究知识分子命运的重要文本。后来的许多作家也深受其影响，展现出更多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批判。
总之，《寒夜》让我们不仅思考历史的悲剧，也引导我们审视当今社会知识分子的角色与责任。在阅读这部作品时，建议读者关注人物内心的变化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尝试从多维度理解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同时，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将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当下的社会挑战。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3月26日，国内首部以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为背景的抗战题材长篇小说《破阵子》改稿会在京举行。该作品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五期支持项目，计划于2025年8月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漓江出版社出版，献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评论家施战军，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聂震宁，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小说选刊》副主编顾建平，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学者黄伟林等专家学者及《破阵子》作者温燕霞应邀参加了会议。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总编辑卢培钊，出版管理部主任刘项鹏，漓江出版社总编辑张谦出席会议。会议由漓江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张俊显主持。
以笔为剑，刺向日本侵略者的邪恶黑阵；以歌为号，唤起百万民众英勇抗敌的澎湃激情；以画作刃，砍向日本鬼子的凶顽头颅；以戏当鼓，传递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坚强决心。长篇小说《破阵子》以1938—1944年的桂林为历史背景，讲述了谢云深、月笼纱、老邱、张松韵等人，于民族危亡之际，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指导下，毁家纾难，人人上阵，尽己所能地投身抗战，创办救亡报纸，经营出版革命书籍的图强书社，成立抗战孩子剧团，发行宣传抗战的木刻版画，唤起民众坚决抗日的动人故事，讴歌了桂林抗战文化城不屈的灵魂与骄傲的战绩，同时也让读者从这群小人物的抗争中，认识到“国家有难，匹夫有责”，面对侵略者，要奋起反抗，给敌人迎头痛击的深刻道理。
会上大家直抒己见，与会专家肯定了《破阵子》在题材上的创新性，认可小说在文学风格、创作手法等方面的长处，同时对书稿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指出要围绕文化抗战来展开作品。作者温燕霞认为，创作本书稿的最大难度是既要摸清历史大潮的脉络，也要留住市井烟火的灵魂，感谢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下一步会按照专家所提意见修改和完善书稿。漓江出版社表示，接下来会做好对接工作，全力配合作者打磨作品，朝着出精品的方向前进，并努力填补新时代以来我国文艺创作中反映文化抗战战场的重大空白，擦亮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历史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