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与白话的百年纠结

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接连问世。他们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多数文学史家将这一年定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距今一百年。

近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宝明就这场文学革命一百年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张宝明著有《回眸<新青年>》《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文言与白话》等。继1997年的三卷本《回眸<新青年>》之后，他编选的十卷本《新青年》（普及版）由河南文艺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今年，他主编的五卷本《新青年》（典藏版）也即将问世。

不少文学史家将1917年定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亦有学者称文学革命最初的实绩是在1918年产生的，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随感录》，胡适、刘半农等人的第一批白话新诗。在您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起源何时？

在编撰十卷本《新青年》时，我也常常会想到现代文学发生的这类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一直是见仁见智。不要说文学，就是近代史的起点也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前些年我与一位同仁关于1840年是不是近代史的起点做过一次讨论，双方都认为大有重新探讨的空间。

现在几种比较流行的现代文学史处理方法还是把新文学的起点定位在1917年，依据的是文学史发展与社会史发展的不平衡原则，因为在1917年《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而两年之后，被视为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五四”运动才兴起。

近年来关于新文学起点的看法有不断前移的倾向，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了晚清文学改良与新文学之间的关联，比如“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就很有市场。就文学发展的延续性而言，这样的说法无可厚非，但一味将新文学发生的关口前移，实在没有必要。无论是“理论”还是“实绩”作为确立起点的标准，都比较牵强。

就我自己的认识来看，将近现代文学和历史做出必然的、划一的、断然的判定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有利于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学术平台的搭建就不失为一种富有创见的选择。我个人在介绍自己的研究方向时，常常以“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这样的文字表述，至于在招生简章上则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这都无碍大局。

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学科同仁可能有对1919、1918、1917、1915甚至是晚清等等不同起点的个人认知，但并不影响作为一个学科整体之知识体系再造、重建和共建。如果非要给现代文学确立一个起点，我更倾向于1915年，因为那一年一代名刊《新青年》横空出世，这也是后来文学革命提倡的主要阵地。

“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是文学现代性演进过程中的一句关键口号，它对于现代文学的发展和中国现代性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如今，文学界似乎出现“返文言思潮”，不光是一些高考考生“冒险”使用文言文，还有一些学者也提倡“回归风雅”。您对此怎么看？

应该说，“文白之争”是《新青年》发起的一次影响深远，可以说是撼天动地的文化运作。我们知道，语言是一个民族或种族最为深层、最为坚固，也是最为厚重的文化内核。

毋庸讳言，语言又是最顽固、最坚硬、最难啃的骨头。文学革命伊始，“新青年派”还是下了大力气的，用鲁迅的话即是打了几次“硬仗”。譬如，陈独秀宣称在白话文“正宗”问题“不容商榷”，非常强梁、硬气和霸气。胡适则以谦和、商榷的口气打出自己的底牌：以给文言“发丧”的形式为文白的“死活”判案。

新文学提倡者将本土的白话书写形式与舶来的欧风美雨叠加在一起，“平易之文”和“高尚之理”相得益彰，从而以超越的情怀，将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现代性资源“一网打尽”。世纪初年，民主、科学以及自由、平等、博爱、互助等等核心价值观念人气超强，加速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说到当下文化的“回潮”，我更愿意从文化层面上作“同情之理解”。这种对文言与传统文化的回顾在“五四”时期就已经形成潮流。当“新青年派”用自然进化论的“科学”意念撬动着中国的加速转型，用“人事之律”置换自然科学的“物质之律”时，错位时有发生。

其实人文科学是由“历时性”积淀而成的学科，它需要我们耐心的盘点、呵护、梳理，而不是根据时代的变动而“折腾”“倒置”。因此，当《新青年》一味强调“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时时相续、时时变易”（陈独秀语）的当口，《学衡》走到前台，为文言与传统辩护。如果说，《新青年》上倡导的白话文导向是在帮助寻找未来的路，那么《学衡》上对文言的坚守、守望与呵护就是在寻觅回家的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最近新出的一本小册子（《文言与白话——一个世纪的纠结》）里写下了这样的感悟：“新青年派，为故乡寻找灵魂的志士；学衡派，为灵魂寻找故乡的仁人。”当下的“返文言思潮”，不仅是对一种由于历史原因被放逐的语言形式的重新欣赏，更连接着对语言背后灿烂文化的想象，我们理应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来对待。

在百年后回眸《新青年》及与其息息相关的文学革命，您认为我们最需要思考的是什么？

一百年来，《新青年》所激发出的“五四精神”已经成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圭臬。

无论是文化的良性发展和思想的健康运行，遵循的都只能是多元、“并立”与“竞进”演化规则，而不是排他性、压倒性的一枝独秀原则。文学、文化与思想，意在连续和传承，无论新与旧、古典与现代。不但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文化是多元的，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内，文化也应是多元的。只有多元的个性、风格才能呈现出竞相出彩的繁荣格局。

一部人类文明史，便是对经典阐释和注解的历史。在这个注解和阐释中，当然会在继承中发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经典与阐释的张力。当年陈独秀曾经清醒地告知读者：“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鉴于此，他还非常理性地告诉新文化运动诸位同仁：我们既反对将孔子作为“偶像”，同时也不愿意把卢梭当作新宠，任何人及其思想都不能“定于一尊”，这是启蒙的基本砝码。遗憾的是，这些因子没有能在新文化运动中得以落实。

文言文生涩难懂，为何古人不写白话文？雍正说：我是不一样的烟火

你的好朋友从北京跑到西安来看你，你会像古人一样来一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吗？如果现代人穿越到古代，是否可以与古人进行无障碍交流呢？哈哈其实这些都不用担心，我们初中高中背的文言文都是文学作品，古人日常交流的时候也是使用白话文的。

文言文其实是古人写文章的一种书面用语，正常交流的时候基本都是使用白话文的。在春秋时期，甚至春秋以前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区别并不大，而是到了商周时期人们将口语给简化，这样白话文就变成了文言文（民国时期推行改革将文言文改成白话文，总之目的都是化繁为简），文言文基本定型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定就定了两千多年。这文言文可以千年不变，但各个朝代的白话文一直都是在变化的。白话文之所以一直变化的原因就是民族迁徙，民族融合造成的，就像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后语言结构就渐渐开始变化了。

再到后来唐朝民族融合，唐王朝地大物博是世界少有，长安城灯火通明成为的大都会，这时白话文和文言文分化的就比较严重了，怎么说呢？就是这时候的文言文与白话文已经大不一样。

这时候就会有人说了，那么文言文这么生涩难懂，为何大家都不直接写白话文的文章呢？

这你就没有考虑但是的背景了，在古代能够用来书写文章的材料都是相当金贵的，人们都是惜字如金，白话文虽然通俗易懂，但是同样的内容白话文占用的书写材料就太多了，所以人们在写的时候都会选择使用文言文。

你可以想一下，要是当时人们在青铜器上铸字，文言文的工作量和白话文的工作量相差多少，白话文又要耗费多少材料？所以这也是当时的人们买不起书的原因，因为书写材料难得啊！

直到东汉时期蔡伦造纸，发明出了平常人可以买得起的纸张，到了唐宋时期纸张其实并不贵了，但是为何人们还是继续使用文言文呢？不要猜了，这时候只不过是人们已经习惯了，所以选择继续使用文言文书写。而选择用文言文书写，还能提高自己的格调，被文人们用来表达自己的格调高，否则怎么区分读书人与白丁呢？

所以中国古代文言文在当时就是身份的象征，不过到了民国开始提倡白话文，文言文的地位就渐渐降低了。（不过说实在的文言文比起白话文就是生涩难懂了）

早在宋朝时期为了迎合受众一些作家也选择用白话文来书写故事话本，后来也就产生了一种职业——说书人。在当时这种白话小说可是很流行的我们熟知的四大名著就是属于白话小说，同时也告诉我们宋朝以后的白话文其实和今天的白话文区别并不是很大。

再到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草莽，就在有时候下圣旨的时候朱元璋也经常选择使用白话文。譬如朱元璋下达一道关于抗击倭寇的圣旨时是这么写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告诉百姓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要是来了，杀了在说，钦此！”

这么一看要论接地气，还是要看明太祖朱元璋啊！

这么接地气的皇帝可不止朱元璋，还有清朝最爱批注的皇帝雍正皇帝，经常在批阅奏折的时候来几句接地气的话语类似：“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的秉性，就是这样的皇帝。”好像今天我们常说的：“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尽管古人也是说白话的，但不代表他们说的白话我们就能听懂，因为古代发音和现在不一样啊！就像我说：“额滴！额滴！都私额滴”你能听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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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和白话的分裂和并行

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要说一下中华文明一开始为什么要有文言文？

古代的纸张没发明之前，一片竹简上刻不了多少字，要想记载信息量较大的文和事，费时费力费木材。古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使用文言文。文言文的好处之一就是能用极少的字，表述信息量很大的事理。看看《易经》《道德经》就知道了。

文言文是先秦时代人的口语转化而来，《诗经》所谓“风雅颂”中“风”的部分是两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甚至更早的流行歌曲的歌词，绝对口语化。但现在人看来已经很是晦涩难懂了。“雅颂”则是当时的官方语言， 更是诘屈聱牙 。可见当时中国人就已经口书分家了。这一分，就是三千年。写文章是三千年不怎么变的晦涩难懂，诘屈聱牙。而老百姓口语变了，至于变成什么样，当时没有录音机，无从知晓。 就这样，中国古代文人抱着所谓雅的“死”文言文“尸体”两三千年不放，和白话渐行渐远。以至于中国历史留下的典籍虽浩瀚无比，但现代人大多望而生畏，却步挠头，只好掩书仰天长叹:“太他x难懂了！”

古人很有意思。说一套话，写文章就成另外一套了。说是白话，写是文言，说写长期分裂。生活里喊“大哥”，写出来就称“兄长”。生活里叫“老婆”，写出来就成“贱内”“拙荆”。元末明初时流传一本小书，叫《老乞大》，是当时的高丽棒子学习汉语的教材小册。里面全是当时口语白话，读起来就有趣容易得多。可见六百多年前的老百姓唠嗑和现在也差不多，七百年前的北方语离现代白话不远。比较同时期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官修《元史》，后者就得让人吐血！读一小时不犯困的，算你牛×！

后来有个叫施耐庵的人急了，用白话文写了本《水浒传》（严格来说，叫编写更合适。因为《水浒传》很多故事都有流传的评话本做底板素材。只是施耐庵收集之后，做了很牛逼的升华提炼。），开启对抗文言，好好说话的先河。结果，《水浒》一出，谁与争锋？！紧接着，《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一路排山倒海而来。文言文开始根基不稳，风雨摇晃。近代梁启超仍嫌《水浒传》等白话的不彻底，向文言文发起最后革命性冲击。鲁迅，胡适，闻一多等诸多文坛悍将紧随其后参与围剿补刀，最终干翻横行近三千年的文言文。至此，文言文寿终正寝，但死而不僵。毕竟三千年的“修炼”，已化成“魔”。至今对很多现代人来说，文言文仍是个“魔障”。梁启超虽在戊戌变法以及后来的革命方面均未成功，但在中国文化上的革命却取得了划时代的里程碑似的成功， 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为中国近代第一文化牛人！严格来说，中国每一个朝代都有白话文书籍问世，只不过没干过文言文，最终沉没。

虽然文言文可恨，但在记载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功劳却是超级巨大的。中国所流传下来的历史典籍不管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足以笑傲世界。而这些绝大多数都是用文言文写出来的。这让查中国历史就像查字典一样容易。从公元前841年，也就是周朝共和元年，中国历史按年可查。120年后，也就是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中国历史每个月都能查得到 。三千年的历史，从无间断，排排坐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就这一点来说，也是独步世界，牛叉加闪电的。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学文言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的文章多用文言文写就，经过几千年的淬炼和沉淀，文言文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意境优美的表述文字，当然在很多方面比白话文更精炼；而白话文比文言文在表述上更为具象，精准。白话文的兴起，也只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而已，并不是那么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