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常侍真容：史书中的贪腐与演义里的差距有多大？

《三国演义》开篇最深入人心的反派群像，莫过于头戴高冠、面白无须的十常侍。剧中他们如同连体婴般簇拥着汉灵帝，进谗言、害忠臣、卖官鬻爵的戏码轮番上演。特别是赵忠那句“陛下可还记得当年宋皇后之事”，配合阴鸷的眼神，活脱脱一副奸佞模板。但当我们翻开泛黄的史册，会发现这些宦官的形象远比戏剧复杂——他们中有人确实恶贯满盈，也有人不过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人。

史学家田余庆曾指出：“《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的43名东汉宦官中，真正达到十常侍恶名的不足十人。”这种艺术加工就像现代影视剧给反派加上刀疤脸特效，虽增强了戏剧张力，却也模糊了历史本貌。

这个在小说中与黄巾军暗通款曲的宦官，正史记载仅一笔带过。《资治通鉴》提到"封谞、徐奉事露被诛"，但未言明具体罪行。史学家吕思勉考证发现，封谞可能是十常侍中唯一真正同情民变的，其"通敌"行为或是东汉版的"曲线救国"。

十常侍中还有吕强这样的清流，《后汉书》记载他"清忠奉公"，多次劝谏灵帝停止卖官。可惜在演义里被罗贯中一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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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蜀汉后主刘禅称丞相诸葛亮为“相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最新修订本注释道：“相父——皇帝对任宰相的元老表示‘事之如父’的称呼。”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也认为相父是“皇帝对继续任职的先朝宰相的敬称。表示事之如父”。那么，在历史上，刘禅是否果真尊称诸葛亮为“相父”？这究竟是小说家的想象还是历史事实？

对于诸葛亮“相父”称号的问题，学界似乎普遍都认可《三国演义》的说法，认为刘禅继位后确实曾尊称诸葛亮为“相父”。任重在《臣为君父的时代——中国古代君相关系的演变》中提到“蜀汉皇帝刘阿斗口口声声称诸葛亮为‘相父’”，李锋军《也谈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兼与朱子彦先生商榷》也说“诸葛亮功勋卓著，被尊为 ‘相父’”，沈伯俊《诸葛亮形象三辩》同样指出诸葛亮“既是支撑蜀汉政局的擎天栋梁，又是拥有‘相父’之尊的刘禅的精神靠山”，谭良啸《刘备在白帝城论析》则认为刘备令刘禅“父事丞相”的遗诏是为了要“明确诸葛亮的相父地位”。

根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记载，刘备的确曾下诏敕后主：“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然而，笔者认为，虽然刘备在弥留之际叮嘱刘禅对待诸葛亮要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刘禅在继位后就一定会尊称诸葛亮为“相父”，二者并无绝对的关联。“事之如父”与尊称为“相父”是两码事，不宜混为一谈。刘备令刘禅“父事丞相”，但并没有指明让刘禅尊称诸葛亮为“相父”。退一步讲，即便刘备真的令刘禅尊称诸葛亮为“相父”，但刘禅继位后会不会奉诏施行也不宜贸然下定论。所以，无法根据这条记载证明诸葛亮享有“相父”称号。

从现有文献来看，刘禅在给诸葛亮的诏书中均称其为“君”，在《讨曹檄文》中则称“诸葛丞相”。此外，尚有“葛氏”的叫法，《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魏略》曰：“及（刘）禅立，以（诸葛）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但均不见“相父”的称谓。况且，如果刘禅果真尊称诸葛亮为“相父”，那么对于如此至高无上的荣耀，对诸葛亮甚为敬重的《三国志》作者陈寿一定会在书中明确指出，不会隐而不显，而其他文献亦无证据表明刘禅曾尊称诸葛亮为“相父”。

先秦时期，君主与宰辅间的关系比较淳朴自然，君称臣为父的例子并不鲜见，周武王以姜尚为相，尊其为“师尚父”。春秋时期，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战国时期，秦昭王称范雎为“叔父”，秦王嬴政称吕不韦为“仲父”，项羽称范增为“亚父”。然而，自汉武帝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封建社会官方统治思想后，君相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宰相虽贵为群臣之首，但在皇帝面前也只能是臣仆，几无可能被尊称为父。

东汉末年，权臣董卓欲效仿姜尚称“尚父”，便去询问左中郎将蔡邕的意见，蔡邕说：“太公辅周，受命翦商，故特为其号。今明公威德，诚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为未可。宜须关东平定，车驾还返旧京，然后议之。”（《后汉书·蔡邕传》）蔡邕认为姜太公辅佐周室，安邦定国，天下尊之，故可称“尚父”。董卓虽有安定社稷之功，但尚须平定关东后方可商议。可见当时人们对于尊臣为父的态度相当谨慎，已非先秦时可比，董卓虽大权在握，亦不敢突破禁忌，只得止之。

汉末三国时期确有个别被称为“仲父”者，如彭城张昭与绵竹秦宓。张昭南渡后，为孙策所用，委以文武，“吴中称谓之仲父”（《三国志·张昭传》注引《典略》）。刘备定蜀后，广汉太守夏侯纂延请秦宓为师友祭酒，尊称为“仲父”。但这只是地方官吏或普通大众对德高望重者的一种尊称，并非君王对臣下的称号。

当时又有“相公”“相王”的称谓，如王粲有诗云：“相公征关右，赫怒振天威。”（《三国志·武帝纪》注）曹操时为丞相，又称魏公，故曰“相公”。《汉晋春秋》载司空荀顗云：“相王尊重，何侯与一朝之臣皆已尽敬，今日便当相率而拜，无所疑也。”（《三国志·陈留王奂传》注）其中“相王”指爵位为晋王的相国司马昭。无论“相公”还是“相王”，均只是在丞相或相国的官职名号后加爵位而已，与“相父”称臣为父的内涵显然是有区别的。

《三国演义》向以“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章学诚《丙辰札记》）而著称，取材于历史又不为历史事实所限，是它的一大创作特点，许多基于历史事实进行艺术加工的故事如桃园三结义、温酒斩华雄等虽不是历史事实，但已是妇孺皆知、深入人心，这诚然是艺术创作的极大成功，但同时也模糊了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限，“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于三国历史的正确认识。

《三国志·诸葛亮传》虽记载有刘备给后主刘禅所下父事丞相的遗诏，然“事之如父”与尊称“相父”并不等同，且史书也未见刘禅尊诸葛亮为“相父”的明确记载。同时，中国古代历史上虽曾有过尊臣为父的特殊现象，但“相父”之称却甚罕见，典籍所见多为“尚父”“仲父”等称号，且多在儒家思想尚未确立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先秦时期。西汉武帝之后，除在养老敬老的礼仪层面曾有过少数“父事三老”之特例外，中国古代国君尊臣为父的历史已一去不返。

王子今先生在《秦汉称谓研究》一书中写道：“《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赵子龙单骑救主》中赵云对刘备夫人又称呼‘主母’。……这是《三国演义》作者作为小说家想象的汉末称谓，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历史资料的实证。”笔者认为，王子今对于“主母”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相父”，汉末三国时期并无“相父”的称谓。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刘备遗令后主父事丞相的历史事实基础上，将其演化为刘禅尊称诸葛亮为“相父”，这种做法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且非常精彩而为人所称道的，反映了以罗贯中等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们对古代君臣和谐关系的美好向往。但就目前材料看，诸葛亮“相父”的称谓还只是小说家基于历史事实的艺术想象，不宜作为定论进行历史研究。正如章学诚所言，“但须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虚实错杂”（《丙辰札记》）。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2022年度重点研究课题“新时代传承弘扬陕西优秀家风家训研究”（22ZD1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

历史演义小说

该类小说基本上根据史书提供的记事格式、叙事框架，汲取史书中的丰富素材和叙事养分，杂糅民间讲史、传说的内容与形式，通过一定的审美想象与艺术虚构，运用浅近通俗的语言，来演绎历代的兴废争战故事，从中揭示朝代兴亡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历史演义小说源自于民间讲史。唐五代讲史类变文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文》《李陵变文》《前汉刘家太子传》《韩擒虎话本》《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可以视为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宋元时期，都市瓦舍中风行的讲史平话，擅长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其传世的讲史话本，尚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薛仁贵征辽事略》和《全相平话五种》（即《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续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等。另外，明初编纂的《永乐大典》，亦记载了元明之际的26种“平话”，可惜话本已佚，名目不详。宋元讲史不仅成为历史演义小说取材的渊薮，而且在叙事经验和艺术形式上也直接孕育了历史演义小说。 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它的影响下，明清各类历史演义小说犹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从开天辟地，一直写到清末民初。其中较著名者，有《东周列国志》《西汉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隋唐演义》等。 历史演义小说现存作品约有70余部。按其题材内容，大致可分为：演述开国建朝的历史演义，如《三国演义》《两汉开国中兴志传》《英烈传》等；演述抗敌卫国的历史演义，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辽海丹忠录》《平虏传》等；历朝纪事演义，内容涉及整个朝代或其他组合性朝代，如《东周列国志》《全汉志传》《南北史演义》《二十四史通俗演义》等。按作品的结构方式，则大致可分为：朝代编年体演义，这类演义多半以《通鉴》类史书等作为敷衍对象，按时间顺序编演史事，反映朝代的兴衰更替，如《全汉志传》《东西两晋志传》《隋唐两朝志传》《南北史演义》等；列传体演义，这类演义“叙一时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或数人”（《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如《隋炀帝艳史》《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梼杌闲评》等；大事本末体演义，这类演义仿照史书的纪事本末体，敷演某一朝发生的某一重大史事，详其本末，原始要终，如《征播奏捷传》《剿闯小说》《续英烈传》等。 历史演义小说贯穿了明清章回小说发展史的始终，它上承唐五代变文、宋元讲史，开创了古代小说发展的新时期，确定了古代小说向长篇章回小说发展、迈进的新方向，直接影响、带动了其他类型章回小说的产生与兴起。

该类小说基本上根据史书提供的记事格式、叙事框架，汲取史书中的丰富素材和叙事养分，杂糅民间讲史、传说的内容与形式，通过一定的审美想象与艺术虚构，运用浅近通俗的语言，来演绎历代的兴废争战故事，从中揭示朝代兴亡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历史演义小说源自于民间讲史。唐五代讲史类变文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文》《李陵变文》《前汉刘家太子传》《韩擒虎话本》《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可以视为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宋元时期，都市瓦舍中风行的讲史平话，擅长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其传世的讲史话本，尚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薛仁贵征辽事略》和《全相平话五种》（即《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续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等。另外，明初编纂的《永乐大典》，亦记载了元明之际的26种“平话”，可惜话本已佚，名目不详。宋元讲史不仅成为历史演义小说取材的渊薮，而且在叙事经验和艺术形式上也直接孕育了历史演义小说。

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它的影响下，明清各类历史演义小说犹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从开天辟地，一直写到清末民初。其中较著名者，有《东周列国志》《西汉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隋唐演义》等。

历史演义小说现存作品约有70余部。按其题材内容，大致可分为：演述开国建朝的历史演义，如《三国演义》《两汉开国中兴志传》《英烈传》等；演述抗敌卫国的历史演义，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辽海丹忠录》《平虏传》等；历朝纪事演义，内容涉及整个朝代或其他组合性朝代，如《东周列国志》《全汉志传》《南北史演义》《二十四史通俗演义》等。按作品的结构方式，则大致可分为：朝代编年体演义，这类演义多半以《通鉴》类史书等作为敷衍对象，按时间顺序编演史事，反映朝代的兴衰更替，如《全汉志传》《东西两晋志传》《隋唐两朝志传》《南北史演义》等；列传体演义，这类演义“叙一时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或数人”（《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如《隋炀帝艳史》《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梼杌闲评》等；大事本末体演义，这类演义仿照史书的纪事本末体，敷演某一朝发生的某一重大史事，详其本末，原始要终，如《征播奏捷传》《剿闯小说》《续英烈传》等。

历史演义小说贯穿了明清章回小说发展史的始终，它上承唐五代变文、宋元讲史，开创了古代小说发展的新时期，确定了古代小说向长篇章回小说发展、迈进的新方向，直接影响、带动了其他类型章回小说的产生与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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