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学科知识：文学作品

现实型文学是一种侧重以写实的方式再现客观现实的文学形态。它的基本特征是：

现实型文学的最基本特征是再现性。再现，指对外在客观现实状况作如实刻画或模拟。它要求文学立足于客观现实，面对现实，正视现实，并忠实于现实生活，而不是绕开现实，躲避现实。

文学作为反映，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一方面，它应在其话语系统中，真实地再现现实矛盾与规律;另一方面，文学应在认识基础上，显示出对现实矛盾和规律的情感评价。

现实型文学立足于客观现实，再现现实矛盾和本质规律，在艺术表现手段上的基本特点便是逼真性。

逼真，是指以写实的方法，按生活中各种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精细逼真的描绘。客观事物感性状貌和细节的真实，是它的特色。

理想型文学是一种侧重以直接抒情的方式表现主观理想的文学形态。它的基本特征是：

表现性，指把内在主观世界状况(如情感、理想、想象、幻想等)以形象呈现出来。显然，在理想型文学中，主观理想具有高于一切的地位。

理想型文学的主观理想精神，在文学反映方面体现为对现实矛盾的情感评价的侧重。理想型文学与注重客观再现的现实型文学不同，它极大地突出了文学的抒情表现功能。理想型文学的情感态度常常是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像现实型文学那样不动声色地将情感隐藏在对事物的描绘之中。这也正是现实型文学与理想型文学作家之间论争的一个焦点。

现实型文学以写实的方法达到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描写，理想型文学则充分运用夸张、变形、虚构的方法，不求外表的真实，而遵循情感的逻辑，追求情感的真实。理想型文学并非完全不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但这种素材一经作家的处理，便具有了独特的夸张、变形的色彩。

动静文学丨在民间传说中，三姑娘总是善良苦命，大姑娘总是阴险毒辣

新世纪以来，贵州文学色彩斑斓，从“60后”到“80后”，优秀作家层出不穷，成为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的生力军。专栏《动静文学》以节选的方式，推荐贵州作家的作品。本期推介的是汪文学的《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现代诠释》第六章之二——附论姐妹间的对立矛盾关系。

在传统中国社会，女子不能继承娘家的家业，因此，姐妹间多半不可能因为财产分配不均而发生冲突。那导致姐妹之间发生妒忌和仇恨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蛇郎”型故事中所展现的姐妹关系的现实状态

在中国古代这个典型的男权社会里，道德家所关注的人际伦理基本上皆是以男性为中心展开的。因此，在传统经典文献中，讨论以女性为中心的姐妹伦理之言论甚为少见。不过，民间文学中有关姐妹的故事，为我们了解传统社会姐妹关系的真实状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文本。

民间文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类型，即“蛇郎”型。这种类型的故事，虽以“蛇郎”救弱女为主要情节，但它在情节的开展过程中，却较为集中地展现了姐妹关系的现实状态。

一般而言，“蛇郎”型故事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情节单元：

第一个情节，一位老人有三个女儿，老人外出做事，遇到灾难，为化解灾难，他答应将其中一个女儿嫁与“蛇郎”为妻。如壮族《蛇郎》，樵夫许诺将三个女儿中的一个嫁给偷吃他午餐的花蛇为妻；羌族《青蛙花》，老人杨打枪答应将三个女儿中的一个嫁与青蛙为妻；《美丽的三女儿》中，一位老汉上山砍柴，被迫答应将三个女儿中的一个嫁给要吃他的老狼为妻；流传于长白山区的《三姊妹》，一位上山砍柴的老汉被迫将三个女儿中的一个许配给要咬他的大蛇为妻。

第二个情节，大女儿、二女儿拒绝承担父亲的许诺，不愿嫁与丑陋的动物为妻；善良的三女儿念及父亲的养育之恩，理解父亲的难处，甘愿牺牲自己。以上所举的几则故事，都有这种类型化的情节。

第三个情节，丑陋的动物变成了英俊少年，与三女儿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大女儿妒忌三女儿的幸福生活，设计将三女儿推下井中或河中淹死了，自己冒充三女儿与“蛇郎”共同生活。

第四个情节，三女儿用种种手段报复大女儿。如《蛇郎》中被害死的三女儿先后麦成斑鸠、竹子、梯子、竹钉折磨大女儿；《三姊妹》中被害死的三女儿先后变成小麻雀、花椒树、梳子折磨大女儿；《美丽的三女儿》中被害死的三女儿先后变成小麻雀、果木树和小板凳折磨大女儿。

第五个情节，三女儿与“蛇郎”夫妻团圆，大女儿得到可悲下场。如《蛇郎》中的大女儿掉在一锅开水里烫死了；《三姊妹》中的大女儿被麻雀肉中的尖骨头卡死了；《青蛙花》中的大女儿沦落为乞丐，讨口为生；《美丽的三女儿》中的大女儿摔死了。

“蛇郎”型故事的情节结构和故事内容所体现出来的人际伦理，有着特别引人注目之处。

首先，在情节结构上，“不忠的姊妹”是现实的，有依据的，即依据于世俗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姐妹间的妒忌与仇恨，表现民众惩恶扬善的道德理想。

其次，“蛇郎”型故事中反映的姐妹关系中，姐姐的形象一般都是以刁钻、狡诈、凶残、邪恶为特征；而妹妹，特别是最小的妹妹，往往都是聪明、善良、宽厚、仁慈的，她总是被大姐待和迫害。

除了“蛇郎”型故事，其他反映姐妹关系的民间故事，也有大致类似的情节。如满族的《不行清风、难得细雨》，讲的是李家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大女儿嫁了个举人，二女儿嫁了个秀才，三女儿嫁给庄稼汉。小儿子上京赶考，没有盘缠钱，去向姐姐借，大女儿、二女儿虚情假意，为富不仁，只有贫穷的三女儿倾囊相助，卖掉所有的嫁妆，援助弟弟赴京赶考。

第三，与姐妹故事相关的，还有关于女婿的故事。在兄弟、姐妹的故事中，强势一方是大哥、大姐，弱势一方是最小的三弟和三妹，排行居中的二哥、二姐在老大与老三的矛盾对立中，有的保持中立，但更多的则是倾向于老大一边，伙同老大追害老三。

女婿故事亦是如此，中国民间多呆女婿故事，但三个女婿同时出场时，往往又有高低之分。在通常情况下，大女婿是举人或秀才，二女婿也不差，至少是个殷实人家，三女婿常常是个庄稼汉或掏粪工。他们通常在节庆时节或岳父的生日那天聚在一起，或猜谜语，或作打油诗，相互嘲弄，以显高低。岳父通常也是势利眼，他与大女婿、二女婿一样，瞧不起小女婿。故事最后通常都以小女婿的胜利告终。

女婿故事中表现出来的女婿之间的矛盾对立，实际上就是姐妹之间妒忌、仇恨关系的自然延伸。

导致姐妹之间发生妒忌和仇恨的根源是什么？

民间通俗文本中展现出来的姐妹关系，与兄弟关系一样，充斥着血腥味，是妒忌和仇恨，甚至是互相残杀。与兄弟关系一样，强势一方是年长的姐姐，弱势一方是年幼的妹妹，世俗社会往往把批评和指责对向姐姐，把同情和赞美放在妹妹身上。

与兄弟关系一样，当哥哥迫害弟弟时，嫂嫂总是助纣为虐，或者根本就是由她唆使挑拨的；大女婿瞧不起小女婿，姐姐总是站在姐夫一边，或者根本就是中她直接促使的。

姐妹关系如同兄弟关系，充满着妒忌和仇恨。但导致姐妹之间发生妒忌和仇恨的根源，与兄弟关系又略有区别。如前所述，导致兄弟冲突的直接原因是财产分配不均和妻妇的挑拨离间，间接原因是兄弟出生的先后顺序而导致的父母爱心的转移。

一般而言，在传统中国社会，女子不能继承娘家的家业，因此，姐妹间多半不可能因为财产分配不均而发生冲突。由于丈夫的挑拨离间而导致的姐妹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也较少见。

我认为，导致姐妹之间发生妒忌与仇恨的主要原因，是莫罗阿和朱迪丝·维尔斯特所指出的，因姐妹出生的先后顺序而导致父母爱心之转移，因爱心之转移而导致姐姐对妹妹的妒忌和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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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恩：现实主义从“教科书” 向魅力型转化

陈国恩，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出版著作《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16部，主编教材4种、博士原创学术论丛19种，发表论文280余篇，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省部级项目，成果多次获省政府奖。主持国家精品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主讲国家精品在线课程“文学欣赏与批评”，获湖北省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现实主义，是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世界有多生动和丰富，现实主义的小说就可以有多生动和丰富。从这个意义说上，现实主义永远不会过时，但是这并非说现实主义在发展中没有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相反，确有一些认识误区需要澄清。把文学艺术，特别是把擅长反映生活画卷的长篇小说当作“生活教科书”的观念，就是需要澄清的误区之一。 文学是生活教科书的观点，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学士学位论文中提出，他说：“艺术家的作品，特别是那种名实相符的诗人的作品，按照作者公正的说法，可以配得上这个名称—— ‘生活教科书’，这本教科书是所有人都乐于使用的，甚至那些不知道或不喜欢其他教科书的都乐意使用。”（《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论文选》，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的年代，俄罗斯民主革命呼唤着思想启蒙，而他敏锐地感应了时代的脉搏，意识到文学要承担起历史的使命，让读者从文学获得历史的知识、人文的知识、社会的知识，并把民主主义的知识转化为精神力量，汇聚成时代大潮，推动俄罗斯社会的发展。这反映了一个青年思想家比较单纯的理想：他认为文学作为生活教科书，可以教会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下的俄罗斯民众一些革命的道理，让他们行动起来，创造历史的奇迹。可是不得不说，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一个大学生，他所要明白的“道理”因受阅历的限制，是比较简单的。他的所谓“应当如此的生活”相当笼统，而他设想的达到“应当如此的生活”的途径又过于简单。这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是生活教科书的观点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也使他自己的小说《怎么办？》试图以“新人”教会俄罗斯人民生活和斗争，虽激情洋溢，然而深度不足，艺术上比较粗糙。 文学是生活教科书的观点，反映了启蒙时代的历史要求。在这一观念中，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作者要通过文学宣传革命道理，教育民众。文学的意义主要不在于自身，而在其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因而，这样的文学，思想性一般高于艺术性。尤其是小说，故事情节、形象塑造、结构安排等方面须服从启蒙的主题。“教科书”本身的逻辑保证了文学反映生活合乎规范，但也限制了作家的创作个性，束缚了作者想象力。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的思想大于形象，就是一个证明。相反，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小说展示了心灵辩证法，抵达历史和人性的深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以拷问人类灵魂的深，震慑了读者；鲁迅的《呐喊》与《彷徨》批判国民劣根性，喊出了“救救孩子”的时代强音。这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都是以其触摸人性的深度和美的艺术而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他们的成功，表明现实主义小说的力量来源于作家创作个性的魅力，而不是普及意义上的“生活教科书”。 一般地说，当文化发展到一个比较高水平的时代，每个人都会表现出自觉而独特的个性，人们的精神生活会趋向多样化。成熟的读者不再需要从文学来领会生活的规范，从文学习得个人行为的模式，他们必然地会超越“教科书”的标准，向文学提出新的要求，期待文学提供多样化的审美满足。他们与作家的关系变成平等的，不再是教育与被教育的那种不成熟的状态。他们会把一些思想平庸、想象贫乏、语言干瘪、描写肤浅的作品弃置一边，对于那些富有个性、对生活有独特发现，而形象鲜活、想象奇特、语言又充满张力的作家则会投去钦佩的目光，藉此开始深入的心灵交流，获得审美享受。 从“生活教科书”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转向个性化和魅力型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一个关键就是作家要与读者建立起平等的关系。作家不是高高在上的宣讲者，不应该是把他所自认为的生活信条传授给读者。作家甚至要认识到，他的思想水平不一定高于读者，读者需要的仅是你作为一个作家对于人生的独特感悟，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某种富有个性的类型可供读者探索和欣赏，读者能从你所展示的生活画卷中读出一种心灵的样式，与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联系起来，思考人生的问题，包括人类精神生活深层次的困惑或面临的挑战。现实主义小说的风格越是鲜明，越能引起读者这样的思考，就越具有艺术的魅力，越具有普遍的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深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教科书”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这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阶段的历史进程相吻合的。这一现实主义文学观切实地发挥了教育民众、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重大历史作用，使这一历史阶段的读者领略了一种充满阳刚之气、具有重大教育意义的小说风格。但不能不承认，由于“生活教科书”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赋予作家特殊的使命，造成一些作家牢记着要向读者传授些什么，注重了思想的传播，却忽略自己对所传播思想的理解，忽略了自身思想修养的提升，更忽视了思想与人性的极为复杂的关系，因而事实上放过了人，或者其自身的思想水平不足以更为深刻的理解人，理解人与时代的复杂关系，理解人的心理的精细和微妙，因而写出来的作品缺少艺术魅力，甚至是纯粹的图解和说教。 需要强调的是，从“生活教科书”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转向个性化和魅力型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并不是降低了思想对于创作的意义，更不是否定作家需要提高思想修养，而是向作家提出了更高的思想要求，要求他们不是止步于思想的教条，而是努力吸收全人类的思想和文明成果，以开阔的眼光、深邃的思想、博大的心胸，去观察生活，穿透生活的表象，领会生活的意义，以自己独特的精神样式激发读者探索人类精神生活的奥秘，充实他们的心灵，以明白人类生存极致境遇中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一个作家抱持这样的观念和创作态度，持之以恒地努力，就不愁不会得到读者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