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两广总督驻守肇庆，为何清朝将两广总督的驻地迁至广州？
在中国地图上，广西和广东是两个毗邻的省份。两省人在相貌、语言、文化习俗方面亦有相通之处。而在历史上，为了方便管辖和促进发展，明朝和清朝设立了两广总督这一职位。两广总督的驻所最早是在梧州，而后又迁至广东的肇庆和广州。
肇庆和广州同在广东，为何两广总督要将驻所从肇庆迁移至广州呢？
明朝时，两广地区管理混乱，给社会增添了很多隐患。1449年，囚犯黄萧养＂越狱聚众，千万攻广州＂，势如破竹。明廷派遣孟鉴巡抚广东，并调回支援广西剿贼的广东军队。时任广西总兵官田真化因为广西动乱尚未平息，未经请示，就调回了在广东镇压黄萧养军队的广西副总兵武毅。而后，广西“浔、梧瑶乱”，广西总兵武毅请求广东官军支援，而广东副总兵董兴以广东地方动乱推脱。
兵部尚书于谦于是上书明代宗，让翁信、陈旺接替总兵职位，再派遣王翱监督军务。在这之后，两广有了第一任总督王翱，总督驻所则在梧州。由于两广总督是因为治乱而设，为了方便总督巡视治乱，明朝又建成了位于肇庆、广州的两座总督行台。而肇庆和广州，则是后来两广总督的两个驻所。
1580年，两广总督刘尧诲把两广总督的驻所从梧州迁至肇庆。明亡后，两广地区内部多起义动乱，广东还遭受葡萄牙人的骚扰。清康熙年间，两广又卷入到三藩之乱，社会一直不大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分设广东总督、广西总督，想要更好地应对复杂局势。后来广西总督又几被撤裁，广东总督保留。雍正十二年（1734年），两广局势稳定下来，广东总督更为两广总督，驻所为肇庆。乾隆十一年（1746年），两广总督驻所迁至广州。
肇庆和广州，是两广总督重要的两个驻所。两者同在广东，有着许多的共同点。
从长远看，两广总督由于要辖治两广，所以驻所最好能够方便、快捷地联系广西和广东。
肇庆市位于广东省中部偏西，东南为珠江三角洲，是广东和广西的交界城市。在交通方面，肇庆是广东地方通向西南诸省的必经之处。肇庆在唐代时就有驿站。明朝在肇庆开通了水陆驿道，其中，自肇庆崧台驿沿西江可至梧州府虎门驿的水路驿道，是两广间传驿的主要通道。萧彦《制府疏草》就认为肇庆是广东省离梧州较近的城市，可以起到兼制广西，又联络广东的作用。
广州市位于广东省中部偏南，南接珠江三角洲，与港、澳两地隔海相望。在交通上，广州濒临南海，境内有西江、北江、东江三江合流。所以其对外是中国的“南大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对内又是连通东西南北城市的重要交通枢纽。凭借优越的交通优势，广州如果成为两广总督的驻所，可以及时地获知两广的情况，方便联络和指挥。
肇庆和广州的文化基础都较好，皆为广府文化的发源地。教育水平在两广地区算是发达。
举个关于肇庆的例子。851年，17岁的肇庆籍人莫宣卿金榜题名。他不但是广东省首位状元，还是隋唐科举制下年纪最小的状元。而广州在明清时期坐拥528名进士，逊于杭州、苏州等，在全国排名第十。
除此之外，肇庆和广州的文化设施也算是完善。肇庆端溪书院，享有“岭南第一学府”的美名，还与广州的粤秀书院、羊城书院、越华书院被称为为“广东四大书院”。
文化基础较好的城市自然也是更利于管理。此外，两广总督把总督设在肇庆和广州，大概也是希望这两个城市成为两广地区发展教育的榜样。
上图_ 两广总督 劳崇光，1859年10月至1862年10月在任
肇庆和广州能够成为两广总督的驻所，有很大一个原因是两地方便调兵抵御强盗。
肇庆能成为两广总督驻所的一个原因是，官员们能够方便征调两广资源抵御强盗。嘉靖末年，广东沿海强盗诸多，经常骚扰广东内境。彼时两广总督总驻所还在梧州，但有的官员已经注意到了肇庆。据《明会典》“因惠、潮二州有寇，暂移提督驻潮州，事平，复移肇庆。”梧州在明朝是属于广西，距广东的惠、潮两地二千里，通信不畅。而肇庆位于广东，距离两地不过百里，征调更加方便。
嘉庆广东巡抚的韩封山根据实际情况，认为“粤海形势沿海村落处处可通外洋”，所以广东多海盗。而前文提及，广州是广东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并且不临海。在遇到海盗事件时，广州能够利用交通优势快速调兵，又因为不直接濒海，而有一定的缓冲空间。
上图_ 清军与海盗激战，据《靖海全图》，香港海事博物馆藏
肇庆有很多优势，为什么两广总督的驻所会从肇庆变更为广州呢？
康熙时，两广总督吴兴祚在肇庆成立鼓铸局。鼓铸局，就是官员铸造钱币的官署。一般来说，鼓铸局会设在各地统治中心，所以肇庆也算是“两广央行”。看来清朝统治者一度对肇庆的经济发展寄予厚望。
但实际上，广州经济发展得更好。广州对外贸易一直很繁荣。在清朝乾隆时期，广州十三行是清朝唯一对外贸易的商行。其与欧洲、拉美、大洋洲等都有贸易关系，海关收益颇丰，成为“天子南库”。在这种情况下，两广总督如果再对广州经济上心一些，银子就哗啦哗啦地能进账啊。所以后来广州成为两广总督的驻所。
广州是清朝经转外国贡品、本国商品等的重要枢纽。由于贸易来往繁多，货物有价值，所以很多海盗都不惜冒险劫持。比如说乾隆时期，海盗们把广东水师的巡船误认为商船，于是杀害参将钱邦彦。海盗为财害命，甚至杀官，可见广州社会治安存在问题。
海盗问题只是问题之一，广州还面临着不安好心的澳门葡萄牙殖民政权，以及对广东虎视眈眈的英、法等殖民者。面对着内外复杂的局势，为了保证广州乃至清朝的安全，广州顺理成章地成了两广总督的驻所。
上图_ 1900年的两广总督府
两广总督的设立对两广的发展有很多好处的。有的两广总督在文化建设上不遗余力。如嘉庆至道光年间的两广总督阮元，在任时创办了学海堂，发掘并培养了两广地区的许多人才。有的两广总督关注了广东的农业发展问题。如乾隆时期两广总督孙士毅，主张在广东垦辟沙田，促进了解决粤东产粮不足问题的解决。更重要的是，两广总督能够调动两广地区的资源，使得两个邻省在危难时有所依赖。
【1】沈登苗 《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
【2】杨景秀 《博弈与平衡：明代两广总督的权力运作》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
金银线绣，也称钉金绣、盘金绣，是广绣三大技术绣种之一（另外两种是丝绒绣和珠绣）。1957年，广州市发现的明正德年间戴缙夫妇墓中出土有金线绣衣裙，这是广州目前发现的该工艺最早的实物遗存。
翎毛夹金绣，是绒、金、银等绣线材质混合使用的一种工艺手法，体现了盘金绣自成一体的工艺技术。如下图所示的馆藏民国初酸枝木雕龙纹广绣黑缎地盘金绣百鸟图四折屏屏风，整组屏风都是采用了“翎毛夹金绣”的工艺手法，禽鸟的部分用丝绒绣，植物以及湖石采用盘金绣。
民国初 酸枝木雕龙纹广绣黑缎地
*选自：胡大芬，广州绣品工艺厂有限公司著《传统广绣针法工艺全集》
清中期有专门生产和经营金银线的商铺，金银线的含金量程度不同。行业中将金银线分为土金和洋金，土金即国产金银线，洋金为外国进口的。到了清末，金银线中使用的金或银的成分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用金属代炼的金银丝线，多属于洋金。
清末 广绣红缎地盘金绣人物故事图贺寿帐
根据绣品上的款识推断，这件寿幛上的文字是清末吴道镕恭贺长辈六十岁所撰。吴道镕（1852～1936），广东番禺人，原名国镇，字玉臣，号用晦，晚号澹庵，清末翰林。吴道镕于清光绪元年（1875）中举人；光绪六年（1880）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二年（1886）授翰林院编修。吴道镕中年以后厌倦仕途，喜以教育后学为己志，后以讲学终其身，辛亥革命后，闭门著述，以遗老自居，著有《澹庵诗存》、《澹庵文存》、《明史乐府》、《广东文征》二百四十卷等。吴道镕有“一代硕儒”之称，是当时士林所景仰的宗师。
民国初 酸枝木雕龙纹广绣黑缎地
四屏皆以黑缎为地，以金线绣梅、柳、花木及山石，以五色丝线绣百鸟，富丽堂皇又充满了勃勃生机，极具装饰效果。
屏风满绣孔雀、公鸡、绶带鸟、喜鹊、仙鹤、水鸭、长尾雉、锦鸡等多种鸟类以及荷花、牡丹、玉兰等数种花卉，针法多样，采用大量金线绣花卉图案，配色雍容华丽，做工精巧，尺寸较大，是广绣中的一件难得的精品。
清末黑缎地广绣花卉四品云雁纹氅衣
清末 红缎地广绣金线绣花卉纹对襟汉式氅衣
这是常见的晚清至民国汉族女子服饰，对襟形制，两侧开衩，褂身、领口、袖口均绣有牡丹、仙鹤、梅花等吉祥纹饰，用盘金法绣出蝴蝶，领口、袖口及下摆处均有拼接精致的花边，呈现出精工细作、华美秀丽的效果。
19世纪末 广绣淡黄缎地盘金绣花卉纹桌布
桌布呈方形，以黄缎为地，用金线绣出中心对称的花卉图案，四周有流苏装饰，富丽堂皇，极具装饰效果。
清末“广纶号”广绣花蝠寿字纹绣件
民国 广绣盘金绣花卉孔雀纹条幅
广绣条幅大面积使用钉金绣牡丹和玉兰，间以莲花、兰花及孔雀、公鸡、蝴蝶、鸟雀等，寓意花开富贵、四季长春。
古代粤商沉浮录，世界本有十三行
谭元亨先生在最后的“跋”中写到“依照编辑的意思，虽然十三行行商，在历史上比晋商、微商要辉煌得多，尤其在对外贸易上，更无疑匹敌，但对于读者来说，这确实一个全然陌生的对象，历史也差点把他们遗忘了。”
历史已然把他们遗忘了，对我而言。
如果不是偶然到广州长居一段时间，一次沙面之行偶入十三行博物馆，或许在我这个北方人的历史结构里也不会有“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根本对 “十三行”完全无感。也同样因为工作的因素，对贸易两个字自是敏感，那次去十三行博物馆主要目的是寻找中美第一次贸易摩擦“特拉瓦诺案”更多的信息，令我失望的是这次冲突在博物馆里只字未提。失望其实是因为知识的贫乏导致的眼界狭窄而已。
回了家就在当当上找关于十三行的书，结果一个字“少”，确实少。比较来比较去，《十三行世家》当时是被我筛掉了，因为书上有一行字“广东省精品出版扶持项目”，自是认为肯定是收人钱干人家事儿的命题作文，肯定无趣。然后选了罗三洋的《海上丝绸之路之绝唱-广东十三行》，一口气读完，吐出两个字“NB”，随后便在豆瓣上写了一篇书评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2958933/
那时我回到了北方，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返广州长居，繁忙之余去了粤海第一关纪念馆，又是满眼的十三行，那些依然熟悉的词语开始在脑袋中反复。这时的我已有了广州图书馆的借书证，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终于借回了《十三行世家》，翻开才知道这是本历史小说…..
“潘卢伍叶、谭左徐杨”十三行八大家，这本书的故事就是从雍正开洋前后讲起，以当时谭康泰为核心十三行行商们的发展的起伏为主线，描述了一场非常辉煌的以行商为主的中国与欧美的贸易史。然而现在凡提及十三行必然要提起两个人名一是潘启官（潘振承）、一是伍浩官（伍秉鉴），两个世界首富。可是正是因为十三行被历史的遗忘，让我们不由自主的忽视了在他们之前十三行依然存在了上百年了。
谭元亨便是将这样的变化分成了两段，像是两代人的交接，粗分是一口通商前与一口通商后，《十三行世家-古代卷》便是谭起谭落一代的故事，最后引出了潘启官的另一个时代。正如谭元亨所说，小说早于她的学术文章出现，很大一部分的原因便是他试图用这种通俗的方式更多的将历史概念通过历史故事普及出去，因为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而言要理解十三行，如果没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知识，确实是非常的困难。就像我初次听说“十三行”我就会问十三行就是十三家么？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官”字？为什么一群商人可以去收税？怎么他们的消息那么少呢？
十三行是历史的产物，研究十三行从某种意思来说就是在研究清朝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变化，它就是清朝历史对外关系发展的历史实际，其内涵是极其重要，如果没有一点明清对外关系的知识背景，确实难以理解。谭元亨也就在他的小说里结合着他的叙事，深入简出的把这些个概念传递了出去。谭元亨在书中不止一次的提起“士农工商，商居于末”，过去商人们是没有社会地位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自周朝以来，为防官商勾结，官是不能跟商打交道的，官更是不屑与商为伍。但看见财，难免起意，难免有些官们想方设法的要额上一笔，反正没有地位，卡要是理所当然。这也是十三行起起伏伏内耗的主要原因之一。天朝上国对外国人一则瞧不上二则怕的去，外国来贸易的外国人，一下子在身份上套上了两个标签，“外国人”而且还是“商人”，夷商。谁来打交道这就成了问题。中国自是对自己人狠的。外国人我管不住没有能力去管，大清子民我还管不住么？官府要的是税银，商人们盈亏绝不能影响税，官府们想到了连带，弄一个组织，选个带头的，出了事儿还要连带责任，出了事儿还要有人顶着，还要会说夷语懂夷风，行商机制就这么出来了。形成了以官治商、以行商治夷商的机制。
谭元亨是小说主角谭康泰（谭康官）的后人，对他们组上为商的历史自然是有另一番认识，但十三行在整个中国近代贸易史上的地位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除此之外，小说很重点探讨了广府文化，西关的小姐东关的少爷，顺德的独立女性，粤商裕国通商的理念，行商在广彩瓷、外销画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甚至于有抱负的行商们试图弥补大航海时代我们缺失的遗憾。书中提及发生在1740年巴达维亚的红溪惨案清政府对待难民的态度更是让人唏嘘。可是历史就是一面镜子，一照就更让人唏嘘。
这部小说值得一看，如果你前期能翻阅一下罗三洋的《古代丝绸之路的绝唱》、然后去一趟十三行博物馆和粤海第一关纪念馆看一看，再来看这本书或许会更加的有意思。
对于特别印象深的便是乾隆取消“番银加一征收”恶税制度时，以法国大班为代表的外商纷纷叩首焚香以表示对乾隆的感激，两广总督也准备接见夷商，然后行商谭康泰却告诉外商们没有必要向总督叩首跪拜。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这个思维一定是超前的。他们长期处于对外交流的第一线，或许他们早早地对本身深恶痛绝的这个机制不满，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实际让他们对一直接触到的公平贸易触动极深，俗话说新鲜玩意儿见多了。甚至于潘启官坐上了瑞典的哥德堡号远赴重洋到过瑞典还接受了瑞典国王的接见，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真正开眼看世界的只有那些脚步度量过的人们。
中国的近代史开端的讲述中总会提及“英国马戈尔尼使团访华”与乾隆跪拜之礼的礼仪之争，认为是清政府不开化的表现，但是仍有谭康官这样的中国人存在。康熙应最为开放，开海开洋，还和法国路易十四英雄相惜，互相吸引，还让法国派来了一群传教士过来教授天文数学，一个问题出现“马戈尔尼使团前的那些面见中国皇帝的外国人跪了没有？”如果没跪，自然没有让英国跪的道理，如果跪了，那确实是中西方礼仪不同，礼仪之争不假。
小说总的基调是悲剧是和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契合的，更是和清末社会极速衰败契合的，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十三行退出历史舞台，转而上海口岸开始发展，上海的通商仍然不乏十三行后人的身影。十三行的历史地位毫无疑问的被削弱了，但是对于向外人讲一讲十三行故事目的，谭元亨做了很扎实的一步，但是把他放在大历史中重新审视，或许仍需要一些其他的辅助。正如粤商的经商理念，不招官不攀官，要做大事不做大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