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创作《人生》前后（下）

路遥念完小说，流下了热泪。路遥对王天乐说，“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动上帝。”

白云山位于榆林市佳县城南5公里处的黄河之滨，这里山水相映，白云缭绕，松拍参天，庙宇林立，是全国著名的道教名山，白云山因终年白云缭绕，而称白云山，庙也因“山门无锁白云封”而叫白云观。

但凡来榆林旅游的客人，大都要到白云山去看看，都说白云山上白云观的签很灵验。路遥之前曾经去过，但这次他去白云山，却不只是想看看玩玩，而是特意走向正殿抽了一签。他抽到了令他满意的一支好签——上上签，签语是“鹤鸣九霄”。一抽出这一签，道士就说，啊！你这人要出名呀！出大名呀！

在陕北高原行走了半个月。回西安途中，路过铜川，路遥把小说一字一句念给在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采煤四区工作的弟弟王天乐听了一遍。路遥念完小说，流下了热泪。路遥对王天乐说，“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动上帝。”

回到西安，路遥和妻子林达一同来到作家李小巴家里。路遥向李小巴讲述了农村“分田到户”的情况，之后他说，他用了不到一个月写出了一部13万字的小说，他感觉较以前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好。林达说，她读原稿时都哭了。

隔了几天，路遥把原稿拿给李小巴看。李小巴看后，认为这是路遥在小说创作中跨出的很大一步。小说的最初标题是《你得到了什么？》，李小巴说，这个题目不合适，指要和涵盖都不够，但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题目。

交谈中，路遥说起李小巴的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名字时，笑着说，像个外国人的名字。接着，路遥又说，自己这部中篇里主人公“高加林”的名字，是取了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的后两个字。

1981年秋，路遥将稿子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王维玲。不久，便收到王维玲热情洋溢的回信，对这篇小说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年底，又专门把路遥约到北京修改作品。

“人生”这个题目，就是王维玲和路遥一起商量确定的。之后，王维玲又将《人生》转给《收获》杂志，这样这篇小说就可以在杂志上与出版的单行本同时发表、出版。

《收获》1982年3期发表了路遥创作的酝酿两年，21天写完的中篇小说——《人生》。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个小说的单行本《人生》。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人生》发表后，立即轰动了整个中国文坛，被视为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因为小说所塑造人物的真实，因为“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所面临艰难选择，因为所反映的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正是中国的现实……《人生》不仅在文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它由文坛走向了知识界、走向了大学校园、走向了工厂农村，更走进了千千万万各行各业读者的心中。

全国各地报刊短时间内，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其中，专论“高加林“的文章就有三十多篇，文学界形成了路遥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一时间，关于“高加林”，关于“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对“高加林”的是非评判，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上展开了激烈交锋，理解的声音、肯定的声音，和完全对立的谴责的声音、批判的声音，沸沸扬扬，热闹非凡，成为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奇特景观。

著名作家陈忠实在后来谈到自己创作的心理历程时坦言，当时，就在他整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准备出版的时候，路遥的《人生》发表了：

“我读了《人生》之后，就一下子从自信中又跌入自卑，因为路遥的《人生》在我感觉来（路遥比我年轻七八岁），一下子就把他和我的距离拉得很远。因为路遥离我太近了，路遥的《人生》对我的冲击远远超过了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我的冲击，因为这个人就在你的面前呀！就那个胖乎乎的，整天和你一起说闲话，还说他跟哪个女的好过······就这么生动的一个人，一部《人生》一下子就把你拉得很远。······《人生》一发表，我就感觉到了什么是表层的艺术，什么是深层的艺术，在这一点上我感觉路遥《人生》上的突破，不是路遥个人的突破，而是文学回归文学的本身，摆脱强加给文学要承载而承载不了的东西。所以，这种突破，路遥显然就获得了一种很大的自信。”（陈忠实《有关写作的三个话题》）

《人生》被各种出版样式不断翻版，连环画也是其中之一

“小说《人生》发表这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你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编辑邮箱：wbb037@jfdaily.com)

路遥为什么伟大？

我父辈对路遥是非常痴迷的，倘若有人敢对路遥的文学水平产生一丝质疑，他们就会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路遥在他们那代人心中的地位不可撼动。《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是众多男青年的梦中情人，孙少平是女青年的心中偶像。他们谈论起路遥的小说时，最爱说一句话就是：“×××小说中的×××，感觉就是在写我自己。”

路遥活着时，他在大众心目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而去世后，路遥的形象被逐渐“圣化”。在这种光环照耀下，路遥作品的褒贬，都无法做到中立客观。

对我影响最深的并非孙少平、田晓霞，而是隐藏在那篇六万字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的路遥。

路遥的创作态度毋庸置疑，这是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能将创作演绎成一场行为艺术，犹如一场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平凡的世界》在创作开始之前，路遥就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仪式。

路遥以《人生》成名，每天都会收到读者来信，他们把路遥当成人生导师。有极端者威胁路遥说，如果几月几号不回信就死给他看，这让他感到责任重大。

路遥坦诚地说：“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

成名当然会带来巨大的满足感，同时也伴随着空虚，路遥坚定地认为只有劳动才能有存在感。于是他决定写一部大书，共计百余万字，还必须在四十岁之前完成。

有了宏伟的计划，路遥开始了他的“行为艺术”表演。他独自一人去了趟沙漠——毛乌素大沙漠。有一段迷人的描述：“无边的苍茫，无边的寂寥，如同踏上另外一个星球。嘈杂和纷乱的世俗生活消失了，冥冥之中，似闻天籁之声。”

后来总有人批评说路遥的创作手法太落伍，那是因为批评者的眼光还停留在文字或文本上，这样的眼光才是落伍的。路遥的文本结构传统，不等于创作落伍，他创作的脚步已经跨出了所有形式的文本。任何领域优秀的创作者，一定是坚定的行动者。

《平凡的世界》续集《平凡的人生》

沙漠既空旷又荒凉，这里最适合清空大脑。忘记《人生》的成功，忘记读者的追捧，忘记献花与掌声，一切荣誉如过眼云烟。他需要回到过去，寻找与文学“初恋”般的感觉，在意识上穿越到“一无所有”的年龄，对文学依然保持着热情。

在沙漠中行走，现实的时间感消失了，路遥要寻找文学的时间。《平凡的世界》一百余万字，但时间跨度只有十年，即从1975年初到1985年中国城乡交叉地带的变迁历程。十年时间，岁月中的沧海一粟，而路遥能将这“一粟”时间中的人与事，拓展成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仿佛沙漠中的沙，一沙一世界。

创作一部鸿篇巨制，还要有足够定力，用路遥自己的话说：“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当时文学界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过时了，路遥本人对现实主义创作也没有足够的自信。他找到一种自我安慰的方法，支撑着他将《平凡的世界》写完。他说，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而是一种精神。

从中可以看出路遥的文学观。创作方法只是工具，文学中传达出的精神才是价值意义。所以，今天我们再来讨论创作方法的是与非，已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一部作品是因为创作方法而穿越时间，成为经典的。

80年代文坛百花齐放，各式各样新潮的文学流派层出不穷，能留下来的凤毛麟角，那时有太多“先锋派”在赶时髦，忘记了文学最有价值的永远是精神内核。

我读《平凡的世界》并未感觉到所谓的落伍。当年的“文学热”已“冷却”，激进的创作方法反而落得个“一地鸡毛”。创作手法并不存在先进和落伍的差别，如同样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繁花》，作者金宇澄采用宋元时的话本小说进行创作。按80年代的文学观，《繁花》落伍吗？

路遥不仅生活奢侈，在创作上也“奢侈”。在创作前，大量搜集素材，他认为“生活可以故事化，但历史不能编造。”他查阅了十年间的所有主流报纸，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一页页翻阅报纸，手指被磨露出毛细血管。看着磨损的手指，成就感油然而生。

小说中写的是陕北农村人的琐碎，但要在宏观上把握时代的脉搏，“建立在对生活极其熟稔的基础上。”所谓的熟稔不单指熟悉，路遥当然对农村生活再熟悉不过了，所有对农村的记忆需要通过时间再来一次“发酵”，否则作家的才华是没有意义的。

路遥的才华不只在于写作本身，而是对于素材“发酵”程度的把握。素材的“发酵”如同练兵，当创作正式开始时，每个人物，每段情节，都是作者麾下的千军万马，甚至会出现“上帝视角”，孙少平、孙少安、田润叶、田晓霞、孙玉厚、孙玉堂、田福军等人的命运都由“上帝”一手安排。

1985年秋天，路遥来到铜川煤矿开始《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孙少平的原型，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就是在这里工作。他摊开稿纸的那一刻，仿佛揭开“酵池”的盖子，记忆的“益菌”瞬间涌出。

我至今记得自己面对三卷大部头作品时的苦恼，这么厚，多久才读完啊，最少得两个月，结果只用了两个礼拜。翻开小说第一页，一发不可收拾，我仿佛瞬间嗅到了“平凡”的味道：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杂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路遥很穷：借钱去北京领奖，自己的作品买不起……）

路遥（1949-1992，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有《平凡的世界》《人生》）从出生到去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与贫困做斗争的。

1949年12月3日，路遥生于陕北清涧县，原名王卫国。他的父母亲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育有5个儿子，3个女儿。身高只有1.5米左右的父亲挑着全家十口人的生活重担。为了生存，在路遥7岁时，父亲决定将这个长子过继给他的哥哥、远在延川县的王玉德。

对于在父母家的生活，路遥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与屈辱。父亲性格软弱，活得很窝囊。路遥小的时候，被别人家的孩子打了，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往往是父亲又一顿揍。

路遥一直在伯父家度过了他的学生年代。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家里也很穷，路遥时常为买不起几分钱一支的铅笔而发愁。当时，路遥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搞恶作剧，专门把他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贫困艰难的生活给路遥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

在大学里，路遥的生活是很简朴的。同学白正明说，一身灰的卡叽服是他的礼服，“老三样”（白、黄、玉米发糕）吃完后一碗开水冲菜汤是他很喜欢的美味佳肴。上大学后，路遥日后的妻子林达给予了他很多帮助，林达是北京人，家里境况好，其父亲是归国华侨，曾担任廖承志的秘书。林达在经济上给了路遥很多接济，就连路遥背到学校里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达给准备的。

路遥的四弟王天乐，在一篇纪念路遥的文章里，把路遥称为“悲剧人物”。王天乐之所以称路遥为“悲剧人物”，除了怜悯他生前的艰辛和病痛，也慨叹他出人意料的贫穷。

王天乐在文中回忆路遥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1年3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后的情形：“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去领奖还是没有钱，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让我再想一下办法。”

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路遥早在发表《人生》的时候，已经是知名的作家，《平凡的世界》更是让他如日中天。一个如此著名的作家，居然要借钱去北京领奖，而且连自己的作品都买不起。

最后，领奖日期临近，弟弟王天乐在外借了钱，火速赶到西安火车站，送给焦急等待的路遥，愤愤地说：今后不要再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路遥咬牙：日他妈的文学！

路遥的朋友海波曾说，他穷的原因并不复杂：一是挣得不多，二是花得不少。据海波回忆：

路遥的工资不高，具体多少我记不清，只记得我在青海那年，他的工资比我的还低。1991年年底，他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和“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有一点津贴，但也很有限。国家的津贴好像是每月100元，省里的他没说过，估计不会更多。那么，路遥的稿费多吗？据我所知，不多，甚至可以说少得可笑。别的不说，光说他长达百万字的巨著《平凡的世界》，稿费最多也不过3万元（每千字30元）。这些都是路遥告诉我的，时间长了，也许记得不太准确。但有一笔稿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著作权报酬。1989年的一天，我去找他，他说：“今天不能坐在家里‘拉话’，得去一回第四军医大学招待所，你若不忙，和我一块去，咱们边走边‘拉’。”去了之后，才知道是和中央电视台《平凡的世界》剧组见面。见面后，对方没说多少话，只是给了路遥一个信封，说：“这是你的著作权报酬。”路遥自己没接，示意我收起来。离开那里后，我们到一个饭店里吃饭，拿出来一数，总共680元。我说：“就这一点？”他只是苦笑。

本来收入就不多，再加上还要接济农村的穷亲戚，赡养农村的两双父母，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路遥虽穷，却出奇的大方，大方得让人意外。他喜欢喝咖啡，至少从1982年开始就喝那种“三合一”的袋装咖啡。他的烟瘾很大，一天抽两包以上，且不肯“量入为出”，抽的都是好烟。100多块钱的工资有时还不够他的烟钱。而且他抽烟只认准一个牌子，一连几年，别的牌子绝对不抽。

路遥对别的很随便，吃饭一个馍一块饼就能打发，穿衣十块钱一件也无所谓。

小弟王天笑说：“我就记得他连抽过几年的‘恭贺新禧’，一天总要两三包。只要在写作，他总习惯燃着一根烟，有时候整根烟都燃完了，他都忘了抽，于是就再点一根。”

路遥也在文章里写道：“我可以用一百元钱买一条高级香烟供‘关键’的几天抽，也可以用五十元钱买一件仿羊皮夹克穿几个冬天。”

海波曾问他，为什么不降低烟的档次？

路遥不同意，认为抽好烟不是生理上的需要，是心理上的需要。不是为了打肿脸充胖子，而是为了营造一种相对庄严的心情。《路遥传》的作者厚夫认为，抽好烟，“有捍卫其强大自尊心的一面，这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