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位巨头,二十四位法人
有一本我觉得很棒却没有看完的书叫《第二十二条军规》,荒诞派或者说解构主义逐步成为文学的一座山峰。
不得不说本书的开头第一章甚是惊艳,充满力度与节奏,一下子就奠定了我心中佳作的地位。
对于大历史事件的朴实化描写,我初见于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描写,更贴近于现实主义。而现在的小说更荒诞化一点。往往将二战或者一战的发动归结于一系列的偶然或者某些小部分人的荒诞行为与思想,然后在人们的漠然与愚昧下愈演愈烈,直至点燃火药桶。给人感觉战争也如天灾一样,首先凶兆显现,然后灾难来临,最终生灵涂炭。
我个人觉得战争一定是审慎的,德国纳粹在屠杀犹太人时,必认为其是科学合理的。而一个个参与其间的刽子手,他们觉得屠杀不过是一项工作,与给绵羊剪毛并无二意。
因此,用这种“诙谐”的毒舌方式讲述战争,总让人觉得少了那么一丝“残酷”。

高尔基走近神坛,托尔斯泰被“拉下神坛”
如果用现在的流行语来形容高尔基心中的列夫·托尔斯泰,那就是“你是我的神!”
1900年,高尔基与他心中的“神”初次相见。
1901年末到1902年初,托尔斯泰在加斯卜拉养病。高尔基就是在这个时期随手记下了关于托尔斯泰的笔记,最终收录在《回忆托尔斯泰》中。
他在《回忆托尔斯泰》中直截了当地对托尔斯泰“表白”:
书中收录了高尔基与托尔斯泰朝夕相处的珍贵回忆,包括44篇笔记和1封书信。
这是作者高尔基与托尔斯泰的文学回忆录,也是译者巴金与托翁的精神交往,让我们看到一个复杂多变的托尔斯,以及他不轻易为人所知的思想。
提起托尔斯泰,总是忘不了《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经典作品。
于是,我们大多数人眼中的托尔斯泰都自带光环:出身贵族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俄国文学三巨头”之一、“俄国革命的镜子”等。
高尔基在《回忆托尔斯泰》中,也多次用“神”“上帝”等词语,来表达自己对托尔斯泰的崇拜。
可当高尔基真正走近神坛,他才发现真实的托尔斯泰与想象中不太一样。原来,“在成为’巨人’之前,他首先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
比如,高尔基原以为托尔斯泰应该喜欢谈论高雅的文学艺术,可事实上,他爱谈的题目是上帝、农人和女人,而且语言极其粗鲁;他爱玩的是打纸牌,而且经常是“认真地、热情地打着牌”。
如果遇到了不喜欢的作家,托尔斯泰也很“毒舌”。比如,托尔斯泰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言:
这一切都让高尔基陷入矛盾之中。他一面仰慕着托尔斯泰的才华,一面又因为托尔斯泰的“人性的弱点”而难受。
可也正因如此,托尔斯泰的形象更加真实可感,不是吗?
高尔基与托尔斯泰,这两位相隔40年的忘年之交,历时10年的动人友谊,以及一次次的思维碰撞,都在《回忆托尔斯泰》中延展开来。
比如,看到高尔基的文章,托尔斯泰会教导他:
而对于托翁的出走,高尔基选择拒绝记者们的采访:
从“神化”到“人化”,高尔基一步步走进真实的托尔斯泰,多方位探索托尔斯泰的文学成就和思想倾向,在内心深处终于理解了被“神化”的托尔斯泰。
所以当高尔基收到托尔斯泰去世的电报时,他忍不住地痛哭起来。
托尔斯泰虽然远去了,但他的作品和精神在百年之后依然熠熠生辉,在《回忆托尔斯泰》中激起文学与心灵的回响。
波拉尼奥在这儿就好了……吗?
有人说,人文在没落,不久后就会走向消亡。
有人说,文艺创作者就知道无病呻吟,对于这个世界现实的一切,他们取之用之,却产生不了什么真正的作用,甚至他们提供的精神慰藉,也不是“我们”想要的。
总言之,我们无法看到文艺创作者们所见,无法听到他们的声音,应该说,我们根本不理解也不了解他们。
波拉尼奥,全名罗贝托·波拉尼奥·阿巴洛斯(Roberto Bolaño Ávalos),如果看过《2666》,便一定知道他。毫无疑问,《2666》展现了他对人性复杂一面的洞察。但是,我们一般会随意地将这类文学作品归入“拉丁美洲文学”,然后对它试图要表达的观点,又归入让我们思考疲劳的、我们认为仅属于他们的民族、人性与政治议题中去。然后,轻轻一句,“他们离我们太远,我们没办法去感受、理解。”
一如既往,了解作家的入口是他们的作品,而创作源于生活。波拉尼奥的小说同样取材于他个人经历,比如特拉特洛尔科事件,是他灵感来源。
《波拉尼奥的肖像:口述与访谈》中提到,关于波拉尼奥的访谈——一般而言,访谈都是访问者主动邀约受访者——是波拉尼奥做主动方的。这可看作,他愿意自我解剖给观众看,看作品以外他真实的一面。这本书,说是口述与访谈,但表述的形式更似波拉尼奥传——其中也会夹杂一些访谈,不止波拉尼奥本人的——大概是以波拉尼奥提供的资料(口述与访谈)为底色,再加以调整,试着通过回顾他的一生,描绘出一个更完整的,更接近《2666》这些他的作品的波拉尼奥。
不过,在书中有人会提醒读者,其实波拉尼奥有许多张面孔。他深受现实以下主义影响,又从文学意义上创立现实以下主义,作为现实以下主义三巨头之一,他曾以反叛的风格被欧美之人认识并负有盛名。要注意,如果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一些你认为有问题之处(情节重复或突然出现等),不是他的故意安排,而是他在处理文本时“不修边幅”。
所以,或许,某些时候某些作品的价值,可能因为作者的英年早逝而提升,而不是它本身。波拉尼奥现象及《2666》,佐证了一个问题,即欧美十分喜欢将文艺创作者的死亡浪漫化,他们视其为“牺牲”,然后将其人其作品放大,传播。这不是在否定《2666》,反而在提醒读者,我们喜爱的文艺创作者,很多时候会被利用、被消费。波拉尼奥便是其一。
波拉尼奥算是无病呻吟的那类文艺创作者吗?他自小爱书,知识渊博,关注社会运动与政治事件,作品是他对自己所见所闻所经历的思考,单以《2666》看,未免悲观消极,然而值得玩味的反而是,他对社会的影响,还是在他逝去之后才呈现出有效性。他的不同形象开始在他作品以外,别人的口中、笔下被塑造,甚至被模仿。换言之,“波拉尼奥的肖像”已不再只是波拉尼奥个人的面孔,还包含了他的追随者们的立场与形象,尤其在他逝世后。
人文没落了吗?文艺创作者不能制造影响力吗,或是不能制造有用的影响力吗?波拉尼奥似乎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但他又已成为过去的样本。他似乎有继承者,在作品、遗稿、精神甚至产业各方面,但也引起不少争执,在当时甚至没有停息的意思。不知道这能不能算入波拉尼奥理想的勿忘他的范围里,或许我们还应记得曾有这样一句话:“人真正的死亡不是肉体的死亡,而是对他/她记忆的消失。”波拉尼奥其实很怕这一点。他写了很多有关被遗忘的作家的文章,这其实反映了他对“作家被遗忘”这方面的焦虑与恐惧,他很高兴在他逝世前,他拥有了一条属于他的街道,不是说他拥有这条街的归属权,而是这条街以他名字命名。他希望一百年后,依然有人谈论着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知道他,知道他的作品。
至今,离他逝世已过18年,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以及记得他参与的社会运动,他推崇的现实以下主义,他名字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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