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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头人》：讲给成年人听的黑色童话

《枕头人》：讲给成年人听的黑色童话

有些戏值得一演再演、一看再看，马丁·麦克多纳编剧、周可导演、鼓楼西剧场出品制作、最近在保利剧院上演的《枕头人》，便是属于这一类经受得住时间淘洗的好戏。

剧作：真相是一只“薛定谔的猫”

《枕头人》带有一种爱尔兰剧作家如王尔德、贝克特等人特有的怪诞风味，其中有怜悯，有嘲讽，有滑稽，有恐怖……各种不调和因素彼此渗透与混合，既产生欣赏的愉悦，也引起微微的不安。全剧弥漫着庄周梦蝶的恍惚、欲辨难言的茫然，将人由政治-伦理-文化批判，引入哲学的沉思。

《枕头人》一剧，讲述业余作家卡图兰在警署受审和被处决的故事。故事里又嵌入了《小苹果》《路口三个死囚笼》《河边小城》《作家和作家的哥哥》《小绿猪》《小基督》等许多“故事中的故事”。关于故事，马丁·麦克多纳借卡图兰的嘴，卡图兰又假借“一位伟人”的权威说：“讲故事者的首要责任就是讲一个故事。”卡图兰声称自己“只讲故事，没有什么用意，没有任何社会目的”。卡图兰的申辩听起来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这有点像是脱罪的辩白，也像是一种自外于将讲故事当作政治宣传或道德训示的姿态。

本雅明说：“每天早晨，我们会听到发生在全球的新闻，然而我们所拥有的值得一听的故事却少得可怜，这是因为我们所获知的事件，无不是早已被各种解释透穿的。”“事实上，讲故事艺术有一半的秘诀就在于，当一个人复述故事时，无须解释。”（《讲故事的人》）当代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告诉人们，文本潜含的意义是锁闭的。任何文本的意义，只有在阅读的过程中才能产生，读者/观众只有根据切身的生活经验和以往的艺术经验，才能对作品作出评价。

卡图兰所讲述的故事，大多与暴力、血腥、儿童死亡有关。警探图波斯基千方百计地想在刑讯中逼问出这些故事的“用意”“意味什么”“影射什么”，尤其是这些血腥的故事与卡图兰的生活有什么直接关系，以便给卡图兰定罪。诡异或怪诞的是，《枕头人》中，作家本人（卡图兰）和他哥哥（迈克尔）的故事，与作家所虚构的《作家和作家的哥哥的故事》，互相缠绕。那么，作家杀死虐待他哥哥的恶父母，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行为，还是他所虚构的故事中的情节呢？尤其是正当“喜欢处决作家”的警探图波斯基，认定写作血腥虐童故事的作家就是现实中的冷血杀手时，另一位警官埃里尔却在一间儿童游戏室里找到了失踪三天的小哑女玛丽娅。她不但没有死，还扮成“小绿猪”正玩得不亦乐乎。纯粹依靠暴力和猜测给作家定罪的理由不攻自破。这样看来，真相似乎已大白天下：故事《小绿猪》是一种虚构，现实生活中的“小绿猪”是一种儿童游戏。那么，卡图兰捂死他哥哥迈克尔的行为，难道也不过是在“枕头人”游戏中的角色扮演？可是，当你企图在更大的叙事结构中解开这一谜团时，猛然发现陷入更大的缠绕。因为在全剧末尾，图波斯基一枪打爆卡图兰的脑袋。死去的卡图兰慢慢地从血泊中站起来，向人们讲述在临死前给他的七又四分之三秒的那一刻，在他脑海里浮现的一篇故事：当枕头人告诉卡图兰的哥哥迈克尔，他将面临的可怕生活以及他将死在他唯一最亲密的弟弟手中后，弟弟的选择；还有警察将卡图兰写下的小说“一烧而光”与“放进档案室封存五十年”的两种不同结局……也就是说，全部故事，包括故事中的故事，只不过是一个“鲜血淋淋、弹孔炸开”的脑袋尚未完成的构思？

由于不同层次的故事互相缠绕，一件事情（或一个行为）同时存在于故事和“故事中的故事”两个层面。在一个叙事层面中的“真实行为”，在另一个叙述层面中却分明是“虚构”。于是，卡图兰是否杀死了他的哥哥迈克尔，就成了既是又不是，成了一个永远没有谜底的哑谜。真相，成了薛定谔（Schrǒdinger）那只著名的“既活着又死了的猫”。对于信守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剧作家来说，这是一种极不相同的透视角度，包含一种陌生化的思维模式与复杂的叙事结构。在那些坚信上帝已死的作家看来，主审法官的缺位，神圣的单一真理早已被人们分解、切割成无数相对的真理。他们通过怪诞、魔幻、虚实交错的后现代手法，出虚入实，编织有无，把读者/观众带到一个巨大的悖谬面前，去表现美丑殊异、善恶悬隔的一元判断和单向思维难以把握的人和世界的无限复杂性。

剧中，警探图波斯基也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住在高塔顶端的古怪老人挽救一个聋子小男孩免于火车碾压的故事。他解释道：他用古怪老人的精确计算，比喻警察的“辛勤侦查工作”。他取消了卡图兰对他的故事质疑、提问的权利，并自我褒奖地宣称“我的故事好过你所有的故事”。它向人们表明，唯一的真理，唯一的本质，只有在枪管下才能实现。当然，你也可以将“好警察”图波斯基看成一个黑色喜剧中的丑角，一个作者嘲讽的靶心。只是其专制性已远远超出滑稽可笑的限度，让人生出许多联想。

导演周可十分明智。她没有因为《枕头人》从鼓楼西剧场搬至保利剧院，而被舞台变大所诱惑。戏剧场景（审讯室、禁闭室）仍设置在四面墙的没有背景的密闭空间。不作时空限定的中性景观，较容易使一个具体可感的戏剧场景抽象化，使故事变成寓言，变成童话。童话，尤其是像狼外婆一类与巫术仪式紧密关联的古老童话，是人类为逃离神话压在胸口的梦魇的最早窗口。而与死亡有关的黑色童话，大多夹带着一条沾血的尾巴，关联着大自然无边的神秘。

更具创造性的是，导演在呈现那些血腥的虐童故事时所采用的漫画化手法。无论是投映在墙壁上用童书手法勾勒出来的漫画，映衬在幕布上皮影戏般的黑色剪影，还是角色扮演中类似童话故事的人物造型与偶化的机械动作……既将怪异、夸张与死亡的恐怖奇妙地结合起来，又借助滑稽、嘲讽所产生的喜乐情调，弱化恐怖感与厌恶感所带来的微微不安。导演取舍裁度，劲气内敛，无意像时尚文青般大呼小叫，拒绝将警署的刑审当成奥威尔（Orwell）式的政治闹剧大肆渲染，也无意消除不调和因素所造成的龃龉与矛盾。只是，当迫害、恐怖都变得可笑之时，你禁不住要发问：历史和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枕头人》，人们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读。有人说它是一部炫目的黑色喜剧；有人说它是一部涉及政治与社会的复杂故事；有人读出“恶趣”；有人读出“温暖”……编导者无意抹煞作品的实用关怀，但马丁· 麦克多纳和周可都相信：在作家和导演把读者/观众带往对生活意义某种启悟的门槛前，就该收住脚步。

马丁·麦克多纳只讲故事，不作解释。

给成人读的童话故事

从前有两个罐子，一个是好的，一个是破了的。有一天他们到河边打水，没有破洞的罐子是满满的一杯水，有破洞的罐子只能盛半杯水。他感到自己没用，顿时来了一位老人对破洞的罐子说：“你虽然没有盛满满的水，但你走过的路上开满了鲜花……”。

有一次我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有一位活泼开朗的陕西安康小姑娘今年24岁叫杨佩。她带灿烂的笑容跑上来舞台，她叫我很吃惊她的双臂没了，但还是很快乐，她的表演也让我吃惊，她没了双臂她靠自己的双脚来养活自己，她的十字绣都绣的很好看，而且她绣得很快。

当主持人问她，她来到中国梦想秀的梦想是什么。她说她要开一家十字绣店。后来她的梦想实现了。

有一个和她一样的，一位叔叔，这位叔叔他没了双腿，但他很坚强。他和正常人一样去爬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尽管没了双腿和双臂，只要我们有一颗完整的心，做什么事情都会很完整。就算自己是残疾人只要有一颗完整的心和一个灿烂的笑容，就能和别人一样，做完整的事。

有一天他在河畔孤独的飞着，他飞了一会儿，遇见了拥有雪白衣裳的飞蛾。他高兴的说：“飞蛾姐姐，你能和我一起玩吗?”飞蛾瞟了他一眼说：“看看你那样子，别把我的衣裳弄脏了。”蝴蝶的心情顿时一落千丈，颓丧的飞走了。

他飞了一会儿，又遇见了一只鸟儿，他鼓起勇气问：“小鸟，我能和你一起玩吗?鸟儿看都不看他说：“你能飞我这么高吗?你都飞不了我这么高，你怎么和我玩?”经过两次奚落，蝴蝶已经没有信心在去找其他的动物玩了。

他飞着飞着，看见了一大片花园，决定去照顾这些美丽的花儿。蝴蝶每天很早起来，忙着浇水施肥。一天从花丛中走出一位美丽的少女，蝴蝶发出惊叹：“这不是花仙子吗!”花仙子说：“你每天都辛勤的照顾我们，我决定让你的翅膀变美丽。”说完，花仙子从每种花儿里都选出最美的颜色送给蝴蝶，蝴蝶那灰糊糊的翅膀霎时变的很美丽了。

蝴蝶再次高兴的在河畔边飞舞，他又遇见了飞蛾和小鸟，他们都觉得蝴蝶变漂亮了，都纷纷围着他转来转去，不像昔日那样瞧不起他了。

星期天，小马虎一起床就大喊：“我的眼睛呢?我的眼睛不见了，我的眼睛不见了……”小马虎的妈妈闻声赶来，帮忙在房子里找，可是整间屋子翻遍了也找不到。

小马虎的妈妈着急了，忙说：“快穿衣服，去医院检查。”

小马虎穿好衣服，乘着汽车来到医院。医生告诉小马虎：“你的眼睛出走了，你平时是怎样对待你的眼睛的呢?”小马虎想了想，羞愧地说：“我平时常用脏手擦眼睛，躺在床上看书，还常常看电视直到深夜，不注意用眼卫生……”“怪不得，你的眼睛生气极了，就出走了。现在，我帮你安上一对“临时眼”，这对“临时眼”只能撑得住三个星期，在这几个星期里你一定要好好地对待“临时眼”，才有机会让你的眼睛回来。”

“呜呜呜……我知错了。”经过医生的教育，小马虎每天坚持两次眼保健操，不再随便用脏手擦眼睛……

三个星期过去了，这一天，小马虎一大早醒来，咦，小马虎的眼睛回来了，他高兴得跳起来，大喊：“我的眼睛回来了，回来了!”小马虎边照着镜子，边对眼睛保证：我以后一定好好保护你，你可别再跑了。

镜子里，眼睛高兴地眯成了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