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三武灭佛？

佛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因素之一，它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艺术和社会，也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的一千多年里，它并没有一帆风顺地发展和传播，而是经历了多次的禁止和打击，甚至有些时候达到了毁灭性的程度。这些禁佛事件被称为“三武灭佛”，是指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和唐武宗灭佛这三次大规模的毁佛运动。它们发生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动机下，但都对佛教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打击，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过程和影响两个方面，分别介绍这三次灭佛事件的共性和特点，以期对佛教历史有一个更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趣谈万物，闲论千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三武灭佛。

三武灭佛是指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三次大规模的禁止和打压佛教的事件，分别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和唐武宗灭佛1。这些皇帝的庙号或谥号都有一个“武”字，所以称为“三武”。佛教界把这些事件称为“三武法难”，是佛教史上的最大危机。

如果再加上五代十国时期后周世宗进行的类似的禁佛运动，就合称为“三武一宗灭佛”或“三武一宗法难”

三武灭佛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这些皇帝都有统一天下或巩固政权的野心，而当时佛教已经渗透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到国家的税收、兵役、法律等方面，有时还与反对势力勾结，威胁到皇权的稳定。因此，他们想通过禁佛来削弱佛教的势力，增强自己的权威，同时也为了收回寺院的土地、财物、奴婢等资源，以补充国库和军需。

：这些皇帝都受到了儒学或道教的影响，对佛教有所偏见或不满。他们认为佛教是外来之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容，甚至是腐化堕落之道。他们想通过禁佛来推崇儒学或道教，以实现汉化或道化的目标，同时也为了消除思想上的分歧和纷争。

：当时的僧团规模庞大，管理松懈，僧人素质参差不齐。有些僧人不守清规戒律，甚至做出一些违法乱纪、伤风败俗、欺世盗名的事情。这些行为引起了皇帝和社会舆论的反感和厌恶，也给禁佛提供了借口和理由。

：当时的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财物、奴婢等财富，而且不纳税不服役，享有特权。这些财富往往是从百姓或官府中刮来的，导致了僧俗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皇帝和百姓都想从寺院中夺回或分得一部分财富，以解决自己的困难或需求。

：北魏太武帝灭佛，从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开始，到正平二年（452年）结束，持续了六年。太武帝在崔浩和寇谦之的劝说下，改信道教，对佛教产生了偏见。他在西征长安时，发现佛寺僧人多所破戒，而且与反魏势力有牵连，就下令坑杀长安沙门，并命令平城太子拓跋晃焚毁佛经，处决僧侶1。太子因为笃信佛教而缓行，僧侶们得以多作准备，故被杀的不多，但是殿宇多毁1。太武帝还下令没收寺院财物，用来铸钱或供养军队。正平二年（452年），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所杀，文成帝拓跋濬继位，下诏恢复佛法。

：北魏太武帝灭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佛事件，对佛教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打击。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当时被毁的寺院有2185所，被杀的僧侶有十万余人。佛经、佛像、塔舍等无数被焚毁或损坏。佛教在北方地区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和挫折。

：北周武帝灭佛，从建德三年（574年）开始，到建德八年（579年）结束，持续了五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原本崇尚佛教，后来受到道士寇谦之等的影响，转奉道教，并对佛教有偏见。建德三年（574年），他下诏整饬寺院，沙汰僧尼，并且召集了多次佛道辩论会，试图证明道教的优越性。建德四年（575年），他下诏没收外国僧人，并禁止摩尼教等异端宗教。建德五年（576年），他下诏毁除京城内外所有寺院，并勒令僧尼还俗。建德六年（577年），他下诏没收天下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他还下令销熔铜铸的佛像、钟磬等器具，以铸钱或农具。建德八年（579年），北周武帝逝世，北周宣帝即位，下诏恢复佛法。

：北周武帝灭佛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禁佛事件，对佛教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和打击。据《北史·释老志》记载，当时被毁的寺院有1360所，被杀的僧侶有十万余人。佛经、佛像、塔舍等无数被焚毁或损坏。佛教在北方地区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和挫折。

：唐武宗灭佛，从会昌二年（842年）开始，到会昌六年（846年）结束，持续了五年。唐武宗李炎喜好道术，受到道士赵归真等的影响，对佛教有偏见。他在李德裕等宰臣的支持下，下令整饬寺院，沙汰僧尼，并且召集了多次佛道辩论会，试图证明道教的优越性。会昌四年（845年），他下令毁除京城内外所有寺院，并勒令僧尼还俗1。会昌五年（846年），他下令没收天下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1。他还下令销熔铜铸的佛像、钟磬等器具，以铸钱或农具。会昌六年（847年），唐武宗逝世，笃信佛教的唐宣宗即位，下诏恢复佛法。

：唐武宗灭佛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禁佛事件，对佛教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据《旧唐书·武宗纪》记载，当时被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被拆的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有4万余所，被没收的寺产无数，被强迫还俗的僧尼有26万5千人1。佛经、佛像、塔舍等无数被焚毁或损坏。佛教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受到了致命的阻碍和衰落。除此之外，其他从西域传来的宗教如摩尼教、景教等也受到波及，此后逐渐退出中原地区。

从以上三次灭佛事件的过程和影响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共性和特点：

通过对三武灭佛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件并不是偶然或孤立的现象，而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的。它们反映了皇权与僧权、汉族与少数民族、儒学与佛教、道教与佛教等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激化，也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所面临的挑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事件也显示了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顽强生命力和适应能力，它们虽然给佛教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也促使佛教进行了自我反思和改革，使其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心理和习惯，更加融入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武灭佛也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好了，今天就闲聊到此，胡大人不胡说，点点关注，感谢支持。

读懂中国丨豫博里的中国中国历史上首个“禁酒时代”的见证

所处年代：春秋晚期 外观形制：长约131厘米，横宽约68厘米 高约29厘米，重94.2千克 馆藏单位：河南博物院

为更好展示河南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文物考古发掘研究、保护利用成果，贯彻落实文旅文创融合战略，讲好河南文物故事，助力塑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河南日报、河南博物院携手打造专栏“豫博里的中国”，一周一期，带领读者跟随中原文物穿越历史时空，见证中华文明发展轨迹，深切感悟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不久前，2024年央视龙年春晚吉祥物“龙辰辰”正式亮相，它的眉弓和龙肩上的装饰取自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云纹铜禁”的纹饰，精美别致，增添了意趣和古韵。国宝云纹铜禁也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它为何叫“禁”？背后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用心良苦地颁发过“禁酒令”，云纹铜禁，正是中国第一个“禁酒时代”留下的实物见证。

在河南博物院的展厅里，云纹铜禁可谓是“显眼包”，不仅仅因为它是“大块头”，更因为繁复华美的气质，铜禁周身布满了错综复杂的镂空云纹，层层相映，制作之精美堪称巧夺天工。它见证了中国第一个“禁酒”时代，中国首批6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为什么称之为“禁”呢？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说，禁，是古代贵族在欢宴或祭祀时，放置于庙堂上用于承放酒杯、酒壶的案子。周人吸取商人“酗酒亡国”的教训，将承放酒杯的案台称为“禁”，就是“禁戒饮酒”之意。周朝还发布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规定：王公诸侯不准非礼饮酒，只有祭祀时方能饮酒；民众聚饮，押解京城处以死刑；不照禁令行事的执法者，同样处以死罪。云纹铜禁的四周盘龙，昂首吐舌，构筑起铜禁的庄严与神圣，大概是取神兽警示之意，劝诫人们慎饮杯中酒。

1978年，云纹铜禁出土于淅川下寺2号春秋晚期楚墓，它的主人正是敢于“问鼎中原”的楚庄王之子王子午。今天，人们看到的云纹铜禁瑰丽浪漫，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其出土时的样子。

有一个人至今清楚地记得初见云纹铜禁时的情景，他就是河南博物院修复师王琛。他说，云纹铜禁运到修复室时，是用两个麻袋装着的，打开麻袋一看，真是让人倒吸了一口凉气，附兽、座兽全部脱落，且面板严重变形，很多云纹也剥落缺失了，整件器物已经碎成了数百个碎片，面目全非。“残破程度太严重了，我盯着碎片足足看了3天。”王琛说。

面对这样一堆碎片，当时年仅21岁的王琛，跟随父亲王长青先生——我国青铜古器文物修复界的大家之一，开启了长达3年的云纹铜禁修复之路。整形、加固、补配、錾花、大焊、铸接、黏接、着色、作锈……用了20种工艺，终使云纹铜禁重放异彩。学界认为，云纹铜禁的出土，将中国失蜡法铸造工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100多年，对研究古代科技意义重大。

在河南博物院文创商店里，“云纹铜禁”小醉猫冰箱贴也颇受欢迎。一只小醉猫横躺于酒案之上，爪里仍握一瓶酒，夸张可爱且醉醺醺的神情仿佛在提醒人们“酒虽好，切勿贪杯”，自律、自省、自重的寓意，不言而喻。

春节将至，家人团圆、亲戚朋友聚会之际，免不了觥筹交错。国宝云纹铜禁再次温馨提示：“美酒虽好，切莫贪杯。”（

中国宵禁史：从什么朝代开始，国人晚上出门不算违法？

《水浒传》中曾多次提及元宵佳节，月夜赏灯的盛景。城市中的上元节夜里人头攒动，车马喧嚣，也屡屡成为了梁山好汉搞事情的场所：

先有宋公明夜看小鳌山，被刘高陷害，引出了花荣、秦明和黄信一筹好汉大闹清风寨；后有梁山人马趁元宵节夜里百姓赏灯城中无备，袭击大名府，搭救玉麒麟；大聚义后，宋江一心招安，带着众心腹到东京探访李师师，不想忍了一肚子鸟气的黑旋风李逵狂性大作，杀将起来，将东京搅了个鸡犬不宁，同样是发生在元宵夜里。

历朝有宵禁制度，只有在诸如元宵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里，才允许普通百姓夜间出外走动。那么，古代的宵禁制度从何时开始，又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呢？目的无非三点。

首先自然是防备盗贼，影视剧中常见的城中一队队巡夜的士卒，还有那些唱着“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打更人并非虚构，是真实存在于历史中。

倘若是战争时期，城外敌军的探子或者奇袭部队，也肯定是晚上进入城中。此外，灾荒或者战乱都会产生大批的流民，如果夜间城中无人防备，流民一股脑涌入，治安之混乱简直不堪设想。有了负责宵禁的官吏时时探查，便能对上述情况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

宵禁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代，《周礼·秋官司寇》列出“司寤氏”一职位，并明确其职能：“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这便是最早专门负责夜禁事宜的相关职司的记载。

《史记》中写到：飞将军李广喝酒喝到很晚，回去的路上走到霸陵亭，被霸陵尉拦下。李广虽然自报家门，霸陵尉却仍牛哄哄地说：“大将军尚且不允许夜行，何况你呢？”李广只好在亭子里挨了一宿。可见到了秦汉时期，夜禁制度已经颇为严格，就算是位高权重也不能逾矩。

盛唐虽然气度恢弘，自由开放，但于宵禁一事却没有丝毫放松，反而更加严格和系统。

在唐代，鸣街鼓不仅是城门及宫门开启或关闭的信号，也是百官上朝办公的时钟，同时又是夜禁开始与结束的标志。在规范的宵禁管理制度下，白日的长安车水马龙，是繁华的国际都市；当夜晚来临，长安城便“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一派清冷寂寥了。

唐传奇是中国相对早期的小说文学形式，字里行间展开了一幅唐朝的市井生活画卷，其叙事情节自然也受到当时社会制度的影响，其中宵禁便是一个重要且有趣的因素。在唐传奇中，常常涉及鬼怪神魔，而这些异时空的生物，在白天往往只是偶然现身于人们的生活，到了夜禁开始之后，街道上空无一人，白昼的花花世界此时便为这些“神鬼所占据。

《裴通远》一篇中，家在崇贤里的主人公裴通远的妻女，去通化门观看唐宪宗的殡葬，至夜方归。坐车到天门街时，夜鼓响起，母女两人再往前行，遇到一位跟在车旁的白发老妪。一问之下，老妪也住在崇贤里，母女两人便邀老妪她同行。不想老妪在里门下了车后就消失不见，而与这位神秘老太同车的几个女子竟相继死去。

正是有了宵禁制度的潜在设置，才引发了阴阳两界的时空转换，令故事情节显得紧张而又神秘。

宵禁制度发生松弛，是在晚唐和五代。原本唐朝实行坊市制，“坊”是里巷的意思，多用于街巷的名称；“市”是指聚集货物，进行买卖或者贸易的场所。白居易诗中曾写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可见当时长安城有十二条大街，街道整体划一，所以房屋结构像围棋棋局。唐朝严格系统的宵禁制度，便是在坊市制基础上形成。

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掌控力每况愈下，甚至演出了皇帝在兵乱中仓皇逃出都城的戏码。宪宗、文宗和宣宗这样的帝王，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内斗宦官，外控藩镇，以及防备吐蕃南诏这些虎视眈眈的邻居，难以分出时间管理内政细务。坊市制越发难以维持，卖油的，卖点心的，卖小玩意儿的小店铺便如同雨后春笋出现在这些坊区中。《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安南崇仁坊集市繁盛，“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属于中国人的“夜市时代”就此到来。

北宋初创，便将宵禁制度的“一更”宵禁变为“三更”宵禁，一方面说明赵氏官家们统治变得人性化，另一方面也可见宋朝皇帝们的自信，认为在自己的统治下，扩大夜间的开放程度，并不会引起太大的治安问题。为了方便市民夜间贸易，汴京城门很晚才关，而城内却无时间限制。

《东京梦华录》记载，马行街“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可见大宋朝夜市空前之繁华。而到了上元节这一天，汴梁城中各处张灯结彩，人潮涌动，更盛于白昼。而像宋徽宗这样爱玩的皇帝，则会在城门外专门设置的看位，夜间观灯，与民同乐。

到了清两朝，皇权制度森严，宵禁也“死灰复燃”。两朝法律明文规定：

一更三点敲响暮鼓，禁止出行；五更三点敲响晨钟后才开禁通行。在二、三、四更在街上行走的，笞打四十下；在一更夜禁后、五更开禁前不久犯夜禁的，笞打三十下。

如果是在京城违犯了夜禁的律法，则惩罚更为严酷。特殊情况下，只有疾病、生育以及死丧可以通行。但如此严格的宵禁制度，似乎并没有起到多大的用处。

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写道，中国“各个城市都有千百名更夫在街上巡夜，按规定的间隔敲锣，而且街道都有铁栅并且上锁。尽管如此，宅院被夜贼抢劫一空的事还常常发生，这或许因为更夫本人就是盗贼，或者是和盗贼合伙。”此时中国之城市面貌，与两宋时相比，不由令人叹息。

北京街上的宵禁，直到晚清时还在实行。辛亥革命后，绵延数千年的宵禁制度才终告废除。宵禁的存在，在战乱频仍时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维护治安之用。但当经济发展，商业社会需要前行之时，这种制度就不免成为了阻碍进步的枷锁。制度本身无对错，如何根据时代的发展需要采用相应的政策，才是为政者必须不断思考的问题。

曹胜高《论晚唐宵禁制度的松弛及其文化影响》

骆彦宁《宋代夜间治安管理研究》

梅雪《唐代宵禁制度与唐传奇的时空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