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先锋小说”？
先锋小说是指中国文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也被称为新潮小说或实验小说。 代表作家有马原、洪峰、余华、苏童、格非等，先锋文学无论在题材范围、思想主题、形式技巧和创作理念上都借鉴和模仿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与传统文学迥然不同的特征：
1.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旧有意义模式的反叛与消解，作家的创作已不再具有明确的主题指向和社会责任感。 如在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和《冈底斯的诱惑》等作品中，“怎么写”的问题远远超过“写什么”，小说的主题模糊暧昧或者根本没有主题，作者在为叙事而叙事。
2.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了旧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求，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 先锋作家们追求新历史主义的创作，如在苏童的“枫杨树乡村”系列作品中，以前作品中的那种宏大真实的历史观被消解，小说得到了可以直接进入人物心灵的途径，原生态地展现历史地表之下的真实的人物生活状态。而马原小说中的那句“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打破了传统的阅读真实现。
3.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文本特征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文本意义的消解也导致了文本深度的消失，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放弃象征等意义模式，通常使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 像余华的很多小说中，人物根本没有自己的名字，用“1、2、3”这样的符号来代替；残雪的《山上的小屋》中凌乱的梦境、嘈杂的现实，文本结构像她所描写的生活本身一样混乱不堪。
总之，先锋小说对小说叙述方式和语言形式的大胆探索为中国当代小说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它对后来的小说创作有着一定的影响，但是它将“叙述”和“语言”视为小说写作活动的全部意义显然过于偏颇，内容上的凌空高蹈也是其逐渐衰落的原因。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九八五年对中国小说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
在此之前的六年，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史称“新时期”。“新时期”起于一九七五年，止于一九八九年。而一九八五年刚好将新时期一分为二。
前面六年，由于中国刚刚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所以文学恰逢其时，承担了记录这一段历史的特殊使命。当时在中国，几乎所有识字的人都在如饥似渴地读小说，借以了解所有其他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经历的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事情。
由阅读催生了巨大的写作需求，有太多的人选择写作为职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中国至少有数千家杂志，许多著名的杂志发行量都有数十万册之巨，有数家杂志甚至超过百万册。
当时公众（读者）还停留在对内容的关心上，他们更希望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段必然的时期。这段时期，中国文学产生了若干标志性的流派，如“伤痕文学”——以揭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伤痛为主；如“反思文学”——以回溯和思考那段历史为主；“知青文学”——以记录数以千万计的城市学生上山下乡经历为主，等等。一句话，写什么——是那个时代的作家们最关心的。
可是一九八五年，一切都不同了。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对多年一成不变的小说形式产生了强烈的抵触。一个一个似曾相识的小说故事让人们觉得乏味。一场对于小说形式的革命势在行。忽然，在中国影响巨大的《上海文学》杂志于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日推出了小说《冈底斯的诱惑》。《人民文学》杂志也接二连三推出《透明的红萝卜》、《白色鸟》、《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等一批奇形怪状的小说。中国文坛一下热闹起来。
这些作家的名字是马原、莫言、何立伟、刘索拉、徐星。他们的小说一下引来了广大读者的惊诧和批评家们的惊世骇俗之说。有敏锐的批评家马上发现——这些作家与他们之前的作家有本质不同。前面的更关心写什么，而他们关心的是怎么写。而且，他们的故事已经不再对十几年以来的民族苦难津津乐道，他们似乎更关心眼下的喜怒哀乐；或者回望童年，寻找故乡和往事。文化大革命似乎被他们冷落了。
更有意思的，这些作家笔下的故事不再像先前的故事那么苦大仇深，不再那么煽情，不再那么有头有尾结构完整严谨。他们的故事变得支离破碎，经常给人以散乱的印象。同时，他们的故事也缺少了那种让读者升华的元素，缺少了对读者启迪和训诫的气息，甚至缺少了传统意义的审美。
读者会从他们的小说中读出作者的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读者觉得——那些作家不再像上帝一样高高在上，不再崇高神圣。作家似乎来到他们身边，他们可以平视他，甚至可以俯视他。读者会觉得自己似乎也可以走进小说，因为小说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何其相似。对读者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自然也相当奇妙。
更为有趣的是，先前已经成名的一些作家如王蒙、韩少功、王安忆等也都易弦更张、另辟蹊径。他们的小说面目一新，变得奇特而有趣。
一九八五年，一些全新的名字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王朔、余华、苏童、格非，他们的小说同样天属异秉且光芒四射。但是在当时并未引起特别的关注。一方面是由于读者对新文本还有相当的隔膜；另一方面，文坛一直被传统势力所统治，他们决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仍然强大。新一代的作家在一九八五年还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小说传统写作的背景尽管可以追溯到很久很远，但是却在二十世纪之初发生了断裂。那刚好是西方文学现代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二十世纪前七十年，世界小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先是意识流进入小说，对被称之为小说黄金世纪的十九世纪小说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之后是以卡夫卡、加缪为代表的荒诞小说；之后是以格里耶、萨洛特为代表的新小说；之后是风靡全球的黑色幽默小说，至今畅行天下而不衰。所有这一切，当年的中国小说家们竟然一无所知。他们在熟悉了十九世纪伟大小说家们之后，只还知道一个苏联，他们对苏联小说如数家珍。
而中国文坛八十年代中期才崭露头角的这批作家，他们的背景与其前辈截然不同。上面说到的那种断裂在他们却从来不曾存在过。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就在现代主义小说的阅读中长大，在仅仅不足一百年历史的电影阅读中长大，在后期印象派以及毕加索、马蒂斯的全新绘画的阅读中长大。
他们的文学观念自然与其前辈大相径庭。对他们而言，小说就应该是《尤利西斯》、《城堡》、《局外人》、《橡皮》、《童年》、《第二十二条军规》这种样子；就应该是《冈底斯的诱惑》、《透明的红萝卜》、《白色鸟》、《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春之声》、《爸爸爸》、《小鲍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十八岁出门远行》、《乘滑轮车远去》、《褐色鸟群》这种样子。
从一九八五年开始，中国小说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虽然这些小说引发了大范围的非议，但同时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形成全新的兴奋点。一批目光敏锐的批评家成了最早的先锋小说的号手。他们迅速将目光对准新作家及其新小说，他们的名字是李陀、吴亮、程德培、蔡翔、李庆西、李劼、陈晓明等。同时对此给予密切关注的还有文学史家陈思和。
一九八五年开始的这些小说家的全新写作，先是受到批评家的激赏，同时受到亿万读者的追捧。一场轰轰烈烈的小说革命就此拉开了序幕，最终被文学史家冠以“先锋小说”永远地留在了中国文学史当中。
在此之后的十几年，及至今日，这批作家中的大部分人真正扛起了世纪大旗， 成为中国跨世纪文学的主力军。莫言、余华、苏童、格非依旧是中国广大读者最熟悉也最喜欢的小说家。他们是中国小说的骄傲。
（选编自《小说密码》，花城出版社）
苏童：我是否对于先锋小说有过真正的背叛
苏童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文坛露面的。遥想当年，这个从苏州走出来的还带有童稚之气的青年作家刚刚跨出北师大的校门不久，可是他的《妻妾成群》《红粉》等一批中、短篇小说的问世以及被改编为影视作品，一下子让他红火起来。再后来，他的长篇小说《米》，还有以他的“枫杨树故乡”为背景的系列小说，直至《蛇为什么会飞》《人民的鱼》等，让我们看到，苏童的创作正在成熟起来，并且不断地超越自己。
之所以谈及这个问题，缘于我在不久前与一位记者朋友谈话的时候，他多次提及我以前写作的先锋姿态。也是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我忽然意识到，他的言谈之间隐隐约约地透露出对我的批评：你背叛了先锋小说。
他谈到了《米》，他很喜欢《米》，我知道好多朋友对我的这个长篇处女作的喜爱超过了我自己对它的喜爱。人们大多喜欢血气方刚、剑走偏锋的东西，哪怕它粗糙，哪怕它有严重的缺陷。所谓“先锋”当然只是对其作出的文学化表述，究其实质来说，那是一种对年轻的热血沸腾的写作的关注。事隔多年以后，我努力地回忆我在写《米》时的写作状态和情景，我所能回忆起来的是我酷似一只横行无忌的螃蟹。我记得我当时非常热血，同时非常冷血，几乎就像一次文学的极限体验，我怀着一种破坏欲和颠覆欲，以异常鲁莽和冷酷的推进方式将一个家庭的故事描绘成一个近乎地狱的故事，我要破坏和颠覆的东西太多了，被认定的人性、道德、伦理框架，能打碎的统统打碎。我甚至觉得我当时的写作状态有点像跳大神的状态。除去叙述语言和叙述结构，《米》大概加深了我在读者中的先锋印象。现在回头看这部小说它的优点很明显，有锐度有力度；缺点同样也很明显，整部作品涉指人性空间，但我不满的恰好是这个人性空间，它过度尖利而失去了弹性，一个应该是丰厚的多层的空间未免有点狭窄单调。
长话短说，我想借此弹出我所要表达的观点。在二十年的写作实践之后，我渐渐有一个深切的体验，没有一种写作姿态天生是先进的，没有一种事前确立的写作姿态可以确立作品的写作高度和写作质量。至于说到先锋立场，我对它的态度似乎越来越暧昧了。我很矛盾，一方面我赞赏所有的独特的反世俗的写作；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预设的“先锋”姿态是有害的，它像一种病毒一样会损害一个健康自然的作品的生理组织——如果一个作品有生理组织的话。我理解“先锋”更多地把其理解为一种写作姿态，如果说文学场是个竞技场，先锋大概是个跑姿特别、步伐节奏与他人不同的选手，他必将是引人注目的，但问题也将随之而来，他跑得快吗？他的成绩好吗？谁也没法确定。这时候我当然也茫然失措。于是我想先锋不先锋也许是不重要的，好比万河奔流入大海，问题不在于你是一条什么颜色什么流向的河流，而在于你是一条河流还是一条小溪还是一方池塘，问题在于你是否已经让自己像一条河一样奔流起来。
我想比较完美的写作是不预设姿态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背叛先锋本身是一种先锋，同时写作者宣誓效忠于先锋的浮躁，就像宣告效忠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保守陈腐一样有害。文学话语中也要警惕霸权，不该臣服于来自先锋派的权力话语，和抵抗来自保守的甚至被异化的现实主义霸权一样的重要。所谓独特的文学品格永远是最迷人的梦想，是在嘈杂声中难以分辨的自己的呼吸，良好的写作习惯与其说是一种行动，不如说是一种聆听的姿态，在聆听中自言自语。
我不知道我是否对于先锋小说有过真正的背叛，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在长期的写作生活中曾经背叛过自己。就文学范畴来说，背叛也许是变节，也许是革命，我也许并不真的关心这样的悬疑之争，在对自己的灵魂做出坚贞的许诺之后，一切都可以改变，唯一不可改变的是河水奔流的姿势，那是一个作家不可更改的写作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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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纳小辑 /［英国］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余静远 叶丽贤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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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苏童：我是否对于先锋小说有过真正的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