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深度探索：历史穿越小说十大杰出作家详解

根据多份权威榜单和行业专家的评价，本文对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历史穿越小说作家进行了全面梳理，揭示其作品特色与成就。排名第十的是三戒大师，他是起点平台的白金作者，以开创网络历史小说新风尚著称。其作品善于结合权谋策略与丰富的历史细节，通过主角穿越到明朝的视角，融入科举争夺和政治斗争，被誉为“历史权谋写作的标杆”。紧随其后的是历史系之狼，凭借深厚的历史学专业背景，以严谨的考据和真实现场感塑造作品风格，擅长秦汉题材，倡导拒绝“金手指”，强调逻辑真实，让读者体验到极具代入感的历史场景。赵子曰则是一位多题材跨越古战场的典型，也以架空东晋十六国背景展开，展现权谋与制度变革，文笔古朴，有精彩的战争描写。

天使奥斯卡的作品则因细腻考据和浓厚的历史沧桑感闻名，用真实还原甲午战争后中国崛起的场景，融合民族主义情怀，开启了“救亡图存”类架空小说的新篇章。柯山梦专注于明末题材，以群像塑造和军事逻辑见长，双穿设定带来技术与制度的深刻探讨，被誉为“明末架空天花板”。榴弹怕水以家国大义和宏大叙事著称，其代表作描述穿越者赵构抗金，将真实历史与虚构完美融合，塑造了英雄辈出的壮丽画卷，被视为“热血史诗”。灰熊猫则突破传统，提出袁崇焕汉奸论等大胆观点，引发学界广泛讨论，他的军事策略刻画硬核，重新审视明亡清兴的历史过程。月关是“网络历史小说之王”，通过男穿权谋与后宫相结合的创新模式推动明朝题材热潮，轻快的文风与细致的人物刻画赢得众多粉丝。

阿越被认为是“宋代穿越小说开山鼻祖”，潜心15年创作，严谨的考据堪比“宋代百科全书”，作品背景设在北宋变法时期，触及工业革命的可能性，开启了硬核史学类穿越的新时代。排行第一的是酒徒，他代表中国历史架空小说的巅峰，作品既有思想深度，又不失文学韵味。以隋唐乱世为背景，小人物的成长轨迹折射出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多次获大奖，成为推动架空历史文学走向主流的重要力量。总体来看，当前历史穿越小说的发展趋势偏好以明朝为核心题材，表现出资料丰富、想象空间大的特点。同时，从单一的权谋渐向融合科技革新、制度变革等“硬核知识”方向转变。头部作家的实体出版与影视改编也不断扩大该类型作品的影响力，使其逐步由小众文化走向大众市场，成为文学娱乐的新宠。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对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一直有极大的阅读兴趣，主要的原因是这个领域非常难写。当代文学70多年，可能只有“乔厂长”一个时代，其他时代的文学几乎没有工业题材的份额。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个题材难写的程度。大概是在上世纪80年代，水运宪创作了中篇小说《祸起萧墙》。小说甫一发表便引起强烈反响，水运宪和他笔下的人物傅连山，发现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篇小说也使那时引领文学风潮的“改革文学”一改人物的“强势”或“超人”模式，在丰富和扎实的现实生活中，表达了新时期工业题材进入文学纵深的可能性。这一点，水运宪是有文学史贡献的。

《戴花》是水运宪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讲述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国现实的作品，其写作难度是可以想象的。但读了这部作品之后，我还是被小说的故事和人物所打动。小说写这个年代一群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德华电机制造总厂学习实践。按照当时的政策，无论他们学的是什么专业，一律要下到车间当学徒工。主人公杨哲民被分配到翻砂车间熔炉班，成为车间老工人莫正强的徒弟，也成了一名劳动强度最高、危险最大的炉前工。莫师傅文化不高，大大咧咧，几乎“乏善可陈”；一个大学生成为一个大老粗的徒弟，杨哲民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杨哲民发现师傅并非等闲之辈，他外粗内细，为人善良；再相处一段时间后，杨哲民又发现，莫师傅不仅主观武断，而且争强好胜。他内心里真实想要的，是戴一朵大红花。在劳动节的晚会中，他倾情领唱《戴花要戴大红花》，唱得热泪盈眶，甚至感染了所有的人，台下台上两千多人一起合唱。莫师傅也一样，他刚见到杨哲民时喜欢得不得了，“民儿民儿”地叫着，甚至请他到家里吃饭。倒是莫师母看出了些许端倪：收一个正规的大学生做徒弟，说不定哪天就打你的翻天印——“翻天印”就是徒弟造了师傅的反。莫师傅喜欢杨哲民是真实的，他忌惮杨哲民打他的“翻天印”也是真实的。他甚至情不自禁地想过，杨哲民“你到底是革技术的命，还是革我的命”？他怕的是杨哲民赶上自己，成为劳模。于是，他甚至在杨哲民成长道路上设置障碍。他们是师徒，但也是对手。在这对师徒身边还有各种不同的人物，有同学之间产生的情感关系，有陷入不可理喻的复杂纠纷等。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但对于杨哲民、姜红梅们来说，那是一段挥之难去的青春岁月，也是充满了理想和激情的过去。《戴花》主要故事展开的空间并不大，基本是在一个车间里。但对小说来说，这个车间就是一个“小宇宙”。在这个“小宇宙”里，“戴花”是响彻时代的主旋律。但是，水运宪仍警醒地说，他的小说不是要向年轻人传递什么“精神”，尽管那个时代已经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他就是要写好故事，写好故事里的人物。

应该说，小说主人公对职业精神的专注、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以及人与人之间基因复制般的真心相爱，也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和共鸣，这一点，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它的价值。特别是小说结束时，当杨哲民从市劳模会上回来后，他第一时间就去了师傅莫正强的墓地，将自己身上的绶带和大红花一起系在了墓碑上，师母让毛妹子将印有劳动模范的搪瓷缸子和白毛巾也都放到墓碑底下。用荣誉祭奠一个心心念念不忘当劳模的师傅，是所有人对莫正强的尊重，也是小说体现出的最鲜明的时代性。

最近，批评界在讨论文学性的问题，这非常重要。虽然文学性从乔纳森到雅各布森都没有说清楚，而且至今仍是一个不明之物，但是，文学性肯定是存在的，就像现代性、历史性、音乐性、戏剧性等一样。文学性应该是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我们将文学中有内在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呈现或打捞出来。这个过程当然是一个对话过程。在我看来，文学性虽然有很多可以阐释和添加的新的元素，但也有不变或相对稳定的文学元素，比如典型性、情感性和时代性。《戴花》中鲜明的时代氛围，应该说是小说文学性的一大特点。上世纪60年代已经是遥远的历史，如何书写或还原时代氛围，是对作家的一个极大的挑战。水运宪虽然是这段生活的亲历者，但是，讲述话语的年代，毕竟不同于话语讲述的年代。特别是经过半个多世纪以后，那段历史被各种叙事描摹得色彩斑斓，油画般地涂抹了无数层油彩，这一“历史化”过程也一定会影响到作家的思绪和立场。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水运宪在最大程度上保有了他对那个年代的原初记忆。这个时代氛围是在会场、车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物件、奖品、饮食、衣着、节庆中得到呈现的。那个时代存在着极大的问题，改革开放就是对那些问题的修正。但是，作为文学作品，对那个时代生活的反映、表达，对作家来说同样义不容辞。这也正如水运宪所说：“戴花要戴大红花”，这句话反映的正是那个年代人们万众一心、奋勇争先的精神气质。虽然历史不可复制，但那个时代的雄伟进程、人民大众艰苦创业的燃烧岁月、改天换地的豪迈气魄，永远值得激情书写。讲好那个年代生动鲜活、感人肺腑的中国故事，应该是一代作家责无旁贷的历史担当。

在《戴花》的精细描摹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不同的生活面相。一方面，是莫师傅对杨哲民说的“一起进步”，不能说不诚恳。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师傅没有太深的心机，他只能用时代的流行话语表达他在“时代中”，类似的场景或对话在小说中无处不在；另一方面，莫师傅与家人和其他人的关系，比如骆科长、姜红梅，特别是姜红梅对杨哲民的爱情，小说写得酣畅淋漓。或者说只要回到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就是过去生活的自然延续，衣食住行依然如故。这又告诉我们，生活的观念是顽固而难以改变的。观念意义上的生活，只改变了生活的表面而不能改变生活本身。这是《戴花》的一大发现，也是小说的力量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水运宪的小说就是植根于生活的小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与其说《戴花》是书写历史的小说，毋宁说是水运宪是在诚恳地与历史的对话。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5年1月7日上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主办的“二月河文学创作四十年纪念暨历史小说写作趋势研讨会”在北京湖北大厦举行。

活动中，与会嘉宾围绕二月河先生及其作品，以及其对当下历史写作的影响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回忆了二月河文集出版过程中的点滴往事，特别是初次读到《雍正皇帝》时的震惊与兴奋。他表示，二月河先生的作品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与历史意义，其独特的叙事风格、深刻的人物刻画以及对历史事件的精准把握，使其作品在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学家林乾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二月河先生作品中对历史事件的处理与呈现方式，认为其作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巧妙地融入了文学创作的想象与艺术加工，使得历史事件更加生动、鲜活，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与吸引力。同时，林乾还指出，二月河先生的作品对当下历史写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提醒我们在进行历史创作时，既要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又要兼顾文学的艺术性，力求做到二者有机统一。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柳建伟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探讨了二月河先生作品中的人物塑造与叙事技巧。他认为，二月河先生在人物刻画方面具有独到的见解与高超的技艺，能够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生动的语言表达以及丰富的情感变化，将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同时，柳建伟还指出，二月河先生的叙事技巧也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其作品常常采用多线索交织、时空交错等叙事手法，使得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认为在纪念二月河文学创作四十年之际，探讨历史小说写作趋势具有重要意义。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具有突破性，开创了历史小说的新局面，成功地将雅俗两条河流汇聚一起。他以正史为骨架，以野史、杂史和民间传说为血肉，创作出雅俗共赏的作品。其小说的“雅”体现在深刻的思想主题和独特的帝王观上，将帝王作为活生生的人来写。对于当前历史小说的新趋势，他希望未来的历史小说写作能借鉴二月河的经验，实现传统历史小说与网络历史小说的优势互补，推动历史小说的繁荣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陈福民表示，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对中国文化史和小说史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写作曾受意识形态影响，如《朱元璋传》《李自成》等需呼应农民起义的正确性。但是，二月河的创作使中国当代历史写作获得解放，他关注的是中国从皇宫到民间的政治生活，这是过去历史写作中缺失的部分。他首次认真处理了中国人的历史政治生活，以三位帝王为媒介，呈现了完整的政治生活图景，揭示了被遮蔽的朴实政治生活，为中国历史写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通过对满清帝王的书写，全面展示了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包括军事、经济、人情世故、文化等方面，对少数民族、对中国华夏文化的贡献及帝王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给予了正面评价，具有教育意义，是值得学习的。

武警电视艺术中心原主任丁临一认为，二月河及其作品的影响力一直存在，从未远去。他通过作品展现了康、雍、乾三代帝王的开创性贡献，以及清朝在领土、人口、文化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同时他认为二月河先生的作品具有时代性，反映了大国治理的艰难与复杂。他坚守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默默守护中华文化的传统。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表示，历史小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月河是当代历史小说的杰出代表，其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当前，历史小说的发展前景广阔，大量史料被挖掘整理，古籍文献数字化、大数据等技术让读者能接触到丰富资源；考古新发现为创作提供新素材。同时，历史观念的刷新迭代为历史小说创作带来新视角和可能性，需用新的历史观、价值观和叙事方式重塑历史。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认为，二月河的创作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其作品诞生于1984年以后，正值中国思想转向的关键时期。《康熙大帝》《雍正王朝》等作品，尤其是1992年的《雍正王朝》反映了当时对盛世历史的正面建构，契合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人对世界政治关系的思考。二月河的作品通俗易懂，深受各阶层喜爱，背后体现了当时社会对政治想象的变化。

《文艺报》副总编辑岳雯认为，二月河的小说曾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迷人的庇护所，让人们在阅读中逃离现实，获得快乐，成为一种文化功能的共享。其作品在当时纯文学追求独立性的背景下，承担了泛文学的功能，审慎嵌入现代意识形态，与社会观念紧密相连。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刘大先谈道，二月河的作品应放在历史背景下考察，其历史小说的审美与文学先锋性主潮背道而驰，但在大众层面却广受欢迎，正是契合了当时改革的主潮。其作品使清朝的帝王故事成为可不断开发的IP。同时，他提出，如何更新对清代历史的认知，对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都至关重要。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分享道，二月河的《雍正王朝》颠覆了传统评价中雍正的暴君形象，使其成为网红，与网络文学“四爷热”及文创产品紧密相关。其作品通过皇帝和臣民展现完整王朝叙事，实则关注人民，用古典年号描绘从流民乞丐到边疆的历史全貌，普及大国治理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