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这个医学博士生一边写毕业论文一边完成了一本科幻小说

正在等待毕业答辩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学生王迪菲最近乐开了花。此前一边写毕业论文一边在创作科幻小说的他，终于迎来了这两件“都很重要的事”的顺利推进。“论文盲审已经通过，准备答辩，自己的科幻小说《最终身份》也终于出版了。”他说，没想到但也很感激，文学和医学，会在他的人生中“互相作用”。

// 爱好文学让他最终选择医学专业 //

“年轻的科学家祁龙，在另一位科学家的研究基础上，发现了长寿的秘密。就在他为自己争取诺贝尔奖，即将达到人生巅峰的时候，却出现了重大变故……

两个世界、两场战斗。混乱中，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这是王迪菲在《最终身份》里设下的悬疑。

从交医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王迪菲曾担任过住院医生，后来又回校攻读博士学位，主攻乳腺癌发病机制及治疗的研究。一个科研压力繁重的医学生缘何钟情写科幻小说？王迪菲想了想，大概是自己中学时种下的文学梦从来不曾破灭。

王迪菲从小对科学幻想充满热情，并且喜爱阅读文学作品，对于创造独树一帜的科幻和奇幻作品情有独钟，其中以科技类惊悚小说和影视作品尤甚，如《侏罗纪公园》《基因突变》等。

“我初中开始创作科幻小说，积极投稿于《萌芽》《中文自修》等各种文学杂志。上了高中后，也是看了《午夜凶铃》里的一些情节后，对医学产生浓厚兴趣，于是报考了交大医学院。”王迪菲笑着说。

最初是文学作品让他一步步靠近医学，在医学专业里探索遨游，而正是医学的养分，加上还不曾破灭的文学梦，让他在此后的数年里一直保持积累素材和灵感的习惯，即使没有什么实质产出，但是没关系，这并不妨碍内心默默追求和修炼。

“坦白说，正是在医学院求学期间，接触到了当代医学科学的最新前沿理论和技术，这为自己创作科幻小说提供了充实的养料。”

“即使是科幻小说，也不是天马行空，也要有‘脚踏实地’来支撑。如果没有专业背景，如果我不是在医学院学习的话，我想我肯定永远想不到。”于是，王迪菲把很多在实验室、细胞台、动物房里的日常，经过自己想象和变幻之后，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崭新的科幻世界。

“这是个普通实验室的简洁版布局，有生物安全柜、高速离心机、细胞培养箱，唯一不同的是房间正中放置着的一个比较新颖的实验装置”“全息图像展示的是人的胸腔三维图，两片肺当中包裹着心脏，肺和心脏都呈现透明状，可以看到里面的血液在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流动”……当对着电脑敲下小说文字时，现实和科幻，似乎都离王迪菲近在咫尺。

// 身边亲友头一次发现他“隐藏的技能” //

科幻作家刘慈欣《三体》的大热，让王迪菲再一次萌生了创作热情。

几年前，王迪菲参加了一个科幻作品征文比赛，虽然比赛本身没激起浪花，但是组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却与他取得联系，给出修改建议，并推荐出书。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磨合，王迪菲终有《最终身份》的问世。

一边写毕业论文，一边写科幻小说，确实比较烧脑，但两者都值得怀揣一份纯粹的热爱而全力以赴。“我默默创作的事情，可以说是秘密进行的，我父母都不知道。在父辈的观念里，文学和医学没有交集，而我毕竟要靠专业立身，博士生也老大不小，总不能还停留在做梦的年纪吧。当书付梓印刷的时候，父母还是觉得没有想到。但从他们的眼睛里，我看出惊喜和另一种骄傲吧。”

王迪菲在写完《最终身份》第一稿后唯一分享的是他的女朋友。小两口最近刚刚领证，她是他的第一个读者，也是她的阅读感受，给了小说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今年1月，当书开始销售，身边好友陆续知道后，大家纷纷表达了祝贺，头一次发现王迪菲身上“隐藏的技能”，一声声“大作家”的调侃，让王迪菲有些不好意思。

王迪菲说，很多作家写书的时候，总有一些道理或者有一些自己独特的想法想要输出，而他写这本书其实是站在一个商业小说的角度，让读者在一天疲惫生活之后通过阅读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找到放松的方法，给生活增添一些乐趣。与一些外向型的科幻不同，他更立足于人的内向型科幻，展现了人与人之间和对自我的认知。

“能够加印一次”，是他对出版首秀的期待。据透露，当下，已经有好几家影视公司在与之接洽影视改编、制作广播剧，这让王迪菲倍感振奋。

谈及未来，今年6月毕业后，王迪菲还是会选择与医学相关的工作，但仍会继续把文学作为自己的爱好坚持地走下去。

来源:青春上海News—24小时青年报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有历史学家说过，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地球上的其它物种建立文明，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大脑中创造出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在未来，当人工智能拥有超过人类的智力时，想象力也许是我们对于它们所拥有的惟一优势。

科幻小说是基于想象力的文学，而最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阿瑟·克拉克的作品。除了儒勒·凡尔纳和乔治·威尔斯外，克拉克的作品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现代科幻小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出版了他的《2001太空漫游》和《与罗摩相会》（又译《与拉玛相会》）。这两本书第一次激活了我的想象力，思想豁然开阔许多，有小溪流进大海的感觉。

读完《2001太空漫游》的那天深夜，我走出家门仰望星空。在我的眼中，星空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我第一次对宇宙的宏大与神秘产生了敬畏感，这是一种宗教般的感觉。而后来读到的《与罗摩相会》，也让我惊叹，如何可以用想象力构造一个栩栩如生的想象世界。正是克拉克带给我的这些感受，让我后来成为一名科幻作家。

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渐渐发现，我们这一代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人，因为之前没有任何一代人，像我们这样目睹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与我们童年的世界已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而这种变化还在加速发生着。中国是一个充满着未来感的国度，未来可能充满着挑战，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吸引力，这就给科幻小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其在中国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作为一个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中国的科幻小说家，则是幸运中的幸运。

我最初创作科幻小说的目的，是为了逃离平淡的生活，用想象力去接触那些我永远无法到达的神奇时空。但后来我发现，周围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像科幻小说了，这种进程还在飞快地加速，未来像盛夏的大雨，在我们还不及撑开伞时就扑面而来。同时我也沮丧地发现，当科幻变为现实时，没有人会感到神奇，它们很快会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只有让想象力前进到更为遥远的时间和空间中去寻找科幻的神奇，科幻小说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变成平淡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名科幻作家，我想我们的责任就是在事情变得平淡之前把它们写出来。

但另一方面，世界却向着与克拉克的预言相反的方向发展。《2001太空漫游》中，在已经过去的2001年，人类已经在太空中建立起壮丽的城市，在月球上建立起永久性的殖民地，巨大的核动力飞船已经航行到土星。而在现实中的今天，人类在太空中航行的最远距离，也就是途经我所在的城市的高速列车两个小时的里程。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却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网络覆盖了整个世界，在IT技术所营造的越来越舒适的安乐窝中，人们对太空渐渐失去了兴趣，相对于充满艰险的真实的太空探索，他们更愿意在VR中体验虚拟的太空。这就像有一句话说的：“说好的星辰大海，你却只给了我Facebook。”

这样的现实也反映在科幻小说中，克拉克对太空的瑰丽想象已经渐渐远去，人们的目光从星空收回，现在的科幻小说，更多地想象人类在网络乌托邦或反乌托邦中的生活，更多地关注现实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科幻的想象力由克拉克的广阔和深远，变成赛博朋克的狭窄和内向。

作为科幻作家，我一直在努力延续着克拉克的想象，我相信，无垠的太空仍然是人类想象力最好的去向和归宿，我一直在描写宇宙的宏大神奇，描写星际探险，描写遥远世界中的生命和文明，尽管在现在的科幻作家中，这样会显得有些幼稚，甚至显得跟不上时代。正如克拉克的墓志铭：“他从未长大，但从未停止成长”。

与人们常有的误解不同，科幻小说并不是在预测未来，它只是把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排列出来，就像一堆想象力的鹅卵石，摆在那里供人们欣赏和把玩。这无数个可能的未来哪一个会成为现实，科幻小说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不是它的任务，也超出了它的能力。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从长远的时间尺度来看，在这无数可能的未来中，不管地球达到了怎样的繁荣，那些没有太空航行的未来都是暗淡的。

我期待有那么一天，像那些曾经描写过信息时代的科幻小说一样，描写太空航行的科幻小说也变得平淡无奇了，那时的火星和小行星带都是乏味的地方，有无数的人在那里谋生；木星和它众多的卫星已成为旅游胜地，阻止人们去那里的唯一障碍就是昂贵的价格。

但即使在这个时候，宇宙仍是一个大得无法想象的存在，距我们最近的恒星仍然遥不可及。浩瀚的星空永远能够承载我们无穷的想象力。

巴金图书馆“文坛茶话会”开讲科幻文学，巴金与科幻有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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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逝世120周年，6月14日，译林出版社推出的双翅目科幻小说新作《水星逆行》在巴金图书馆举行了新书分享活动。巴金故居在发布这场活动招募的时候写道：巴金先生曾经说过，“文学的希望是中青年作家，中国的科幻小说也要靠青年作家去努力。”并预告巴金图书馆将带来一系列科幻文学相关的活动。纵观巴金的作品，似乎从未有与科幻题材沾边的，然而从巴金的生活经历来看，他与科幻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82年，科幻作家金涛曾到上海拜访巴金，当时金涛想要邀请巴金为即将出版的《中国科幻小说大全》写序，当时七十九岁的巴金婉拒了这一邀请，在金涛的文章《巴金印象》中还透露，巴金当时说自己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时主要在与吃人的社会作斗争，没有精力过问科幻小说，但是他认为“科学幻想小说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早年学界普遍认为巴金与科幻文学应当是毫无关联的，在研究民国文学家与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关注得更多的是翻译了不少科幻小说的鲁迅，但随着对晚清民国科幻发展史的进一步研究，巴金与科幻文学千丝万缕的联系浮出水面，清华大学副教授，青年科幻作家贾立元（笔名飞氚）在《科幻世界》的“科幻史话”专栏中刊文指出，巴金、顾均正等这些住在霞飞坊的邻居们都“过问”过科幻。

霞飞坊当年住过非常多文化名人，1937年巴金迁居霞飞坊59号，和好友索非同住，索非是巴金进入文坛的引路人，也是开明书店的元老，其本人是一名科普作家，他和另一位科普作家顾均正一起创办了《科学趣味》刊物，顾均正笔名“振之”，他在三十年代末创作的科幻小说《伦敦奇疫》在《科学趣味》上首发，这篇小说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惊险科幻小说，它不仅包含了惊险的情节，还融入了科学道理和奇特的幻想，具备了“惊险情节，科学道理，奇特幻想，感人小说“这四个科幻小说的要素。1940年，由巴金任主编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近代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集《在北极底下》，收录了顾均正的这篇科幻小说。

1939年，巴金的三哥李尧林到了上海，与巴金同住，李尧林是南开中学的英文教师，也做翻译工作，常与巴金共同讨论译文。李尧林后来因病去世，巴金整理了他的译稿出版，其中就有他未译完的H·G·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莫罗博士的岛》。在霞飞坊的这段日子里，巴金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春》《秋》，值得一提的是在《春》这部小说里也藏着一部科幻小说，书中写道方继舜从外州县的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了一本写未来社会的小说《极乐地》，其中关于美丽理想世界的描述给这群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觉民写给觉慧的信中还提到“我们翻印的第一本书《极乐地》就要出版了。”写未来社会的小说《极乐地》，这并非虚构来的，这本小说的作者是中国原生代科幻作家鲁哀鸣，小说《极乐地》1912年10月由汉口人道学社出版，小说中的极乐地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社会，一群流亡者在极乐地创建了美好的理想世界，这部小说具有对时下社会一定的批判色彩，在当时颇有影响力，成为了不少进步青年的启发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