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人物：查尔斯•狄更斯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年－1870年），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出生于海军小职员家庭，10岁时全家被迫迁入负债者监狱，11岁就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动。曾在黑皮鞋油作坊当童工，15岁时在律师事务所当学徒，后来当上了民事诉讼法庭的审案记录员，接着又担任报社派驻议会的记者。他只上过几年学，全靠刻苦自学和艰辛劳动成为知名作家。
狄更斯是高产作家，他凭借勤奋和天赋创作出一大批经典著作。他又是一位幽默大师，常常用妙趣横生的语言在浪漫和现实中讲述人间真相，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艺术上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著称。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等称誉为英国的“一位杰出的小说家”。
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 was an English writer and social . He created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memorable fictional characters and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greatest novelist of the Victorian period. During his life, his works enjoyed fame, and by the twentieth century his literary genius was broadly acknowledged by critics and scholars. His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continue to be widely popular.
Born in Portsmouth, England, Dickens left school to work in a factory after his father was thrown into ' prison. Although he had little formal education, his early drove him to succeed. Over his career he edited a weekly journal for 20 years, wrote 15 novels, 5 novellas and hundreds of short stories and non-fiction articles, lectured and performed extensively, was an letter writer, and campaigned for children's rights, education, and other social reforms.
早期：《匹克威克外传》、《奥列佛·特维斯特》、《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等
国外旅行时期：《圣诞欢歌》、《钟声》、《炉边蟋蟀》等
后期：《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远大前程》等
晚期：《我们共同的朋友》、《艾德温·德鲁德之谜》等
迟子建《伪满洲国》：小说家最大的荣耀在于创造历史
12月31日深夜，南京寂静无声，通过飞机窗外看不到灯火。作家迟子建匆匆从北国赶赴南国，迎来2019年第一场雪。
2019年1月1日是迟子建作品《伪满洲国》再版发布的日子。这是她从事文学创作以来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长达70万字。在南京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举行的分享会上，迟子建与作家格非、毕飞宇，批评家何平、《钟山》杂志副主编何同彬等人一起参加了这场文学讨论。
“中国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
迟子建认为，《伪满洲国》是她一本“跨世纪的小说”。这部长篇的筹备起始于1998年，写完以后正式出版是在2000年，初版是在作家出版社，后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个版本。在后续的十多年里，这始终是她个人写作历史上格外看重的一部长篇作品。
在格非看来，《伪满洲国》称得上是一部历史长篇小说。“我觉得中国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很多人觉得20万字以上30万字以上就是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来不这么看。”
“比如说《追忆似水年华》，从我个人意义上，它不是长篇，因为它的主题非常单纯，它没有托尔斯泰式的构架。现代中国文学史里面最有长篇气息的作家是茅盾，他的篇幅其实并不长，但它的构架是长篇的构架。”
什么是长篇的构架？在格非眼里，迟子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长篇小说作家，尤其是她对具体人物情感的描述，和当地东北那么多的风土人情，所有的地理、气侯，所有的全部集中，构筑成一个庞大、瑰丽、神秘的地方风俗史和社会史。
“历史小说写作跟写一个虚构性的长篇小说完全不同，因为历史就摆在那里，你需要做大量的功课，需要建立一个规律的规范。”格非说，他发现，迟子建在写作时做了大量的案头的工作，读了非常多的书。她整个写作的过程中关注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视野非常开阔。
“跟历史学家最大的不同是，作家会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情感和生存方式，不仅关注宏大叙事，更关心小人物跟历史之间的关联。这个是我读她这本书的时候特别有认同感的地方，这也让我肃然起敬。”格非说。
“将小说的每一个细节凝练成一朵花”
写《伪满洲国》的时候，迟子建居住在哈尔滨，每天完成写作后她离开房间，有一种恍惚感，她突然觉得自己变身成笔下的人物：李香兰、沈雅娴……她分不清自己是在那个年代还是现在，周围游动的好像都是那个年代的影子。
历史小说涉及到的细节繁多。迟子建关注宏大时代背后的每一个细节，大到烟馆和妓院，小到秧歌的扭法。她写当铺，写人们什么时候来，当票什么时候开，死当怎么处理；写来当铺的人如何心事重重，典当的物品又如何通过高高的柜台，从下面递到上面，里面的人又是用怎样的眼神，俯瞰着来当铺的芸芸众生……
“每一个细节的背后，一朵花的背后都是一棵大树，要把这些树叶都看到了，才能从你的细节里面凝练成一朵花，放到我的《伪满洲国》。”迟子建说。
在毕飞宇看来，《伪满洲国》宛如一曲描摹历史的史诗。在中国，史诗可以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三国演义》，一种是《红楼梦》。在他看来，《红楼梦》式的史诗更有价值，因为《三国演义》里面所处理的事件，所处理的人物在历史上已经被命名过了，作家所做的不过是组装，这样的史诗的作用是呈现历史。但《红楼梦》里面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除了园子里的树木以外，石子以外我们看不见，它的历史文化，需要作家凭空命名，并使用文字模拟和重塑。换句话说，《红楼梦》的价值不在呈现，而在于创造历史。
“小说家最大的荣耀就在这里，他不能创造一棵树，不能创造空间和时间，但他可以创造历史。”毕飞宇说。“历史为什么要创造？因为历史特别容易被淹没，特别容易被遗忘。”
“在我看来，《伪满洲国》最出彩的地方不在于它呈现了什么，而在于她通过大长篇，史诗般地创造了只属于她的历史，就这一条，《伪满洲国》就了不起。”毕飞宇对迟子建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文学伴随我，跟随我，安抚我”
今年，迟子建已经55岁了，距离她的写作生涯开始，无数岁月已经飞逝。在毕飞宇看来，她的写作宛如拿一把榔头或者凿子在那里打石头，把石头一块块打落下来后，再打再落。通过一个一个汉字，一个一个作品，把自己落成了一个丰碑。
迟子建回忆，她的童年在故乡北极村，世界就是这么一片方圆之地。当她成年以后到过了很多的地方，见到了更多的人更绚丽的风景以后，回过头来看世界还是那么大，它真的是一个小小的北极村。
“我只不过一步一个脚印这样走，我最后归于我的土地。至于任何的评价体系对一个作家来讲完全是不重要的，因为一个人要活着，尤其像我这样的女人活着，是需要文学作为伴侣的。我对这个伴侣的要求只是陪伴我的人生，它能陪伴我好好的到80岁，我会说生命万岁，文学万岁，其他的什么都没有都挺好。”
“在我生命中，有一支无形的笔伴随着我，跟随着我，安抚着我，我觉得远比外界的荣誉来得更为美好。我颈椎不好，戴任何的桂冠对我来说都是负担。”迟子建坦言。
历史家国情思：话剧《北京法源寺》的多重意蕴
作者（林硕 高媛），文章首发《青岛早报·文艺评论》，转载请注明。
该小说曾在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产生了持续地轰动效应。著名导演田沁鑫将《北京法源寺》改编为话剧，上演之后，凭借其波澜宏大的历史叙事，颠覆反叛的人物塑造，巨大强烈的戏剧张力赢得广泛关注，成为话剧舞台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其历史背景之复杂，舞台人物之众多，家国情怀之浓厚，都为本剧增添了丰富深刻的多重意蕴。正如导演本人所言，“在步入现代化的进程中，看如何变革。是传奇，是故事，是真实，是志士；是启示，是传承，是精神，亦是佛儒。重温历史，可以惠及当下。《北京法源寺》，是不得不排的戏。”
王德威曾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批批饱读诗书的仁人志士纷纷寻求救国之道，使这段波诡云谲、跌宕起伏的历史事件给晚清政局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而话剧《北京法源寺》正着眼于历史嬗变的节点，结合法源寺独特的地理位置，营造出独特的戏剧空间，将剧中的历史人物相互勾连。
法源寺位于北京宣武门外教子胡同南端，始建于唐初公元645年，寺内古槐藏经，丁香吐蕊，每年春季的丁香诗会被誉为“京城四大花事”。唐太宗李世民为哀悼将士营建，至武则天主政时期竣工，赐名“悯忠寺”。唐武宗掀起灭佛运动之际，幽州一带的佛寺被毁灭殆尽，而法源寺因其特殊的昭忠性质得以保存。至清世宗雍正帝时期改称“法源寺”，又有乾隆帝御笔宸瀚“法海真源”。
本剧深沉浓重的悲剧色彩在“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场，她们的妻子肝肠寸断的惨烈场面中达到高潮。若临刑前更多的是关于社会变革，家国大义的深沉思索，行刑时更多的则是现场观众与台上角色的情感互动，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唤醒世人，即使维新改革思想并不一定适合当时的中国。可通过人物一次次的振臂高呼与深情自述，观众很难不被带入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感受谭嗣同“像一个女人一样深深爱着大清”的血泪情深。现场回旋飘荡着李白的《清平乐》，哀婉惆怅的歌声令人断肠，亦激发现场的怀古深情，忧国忧民之思。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舞台上的故事在现实中都有回响。2005年9月，阔别故土整整五十七年的李敖重返北京，终于来到了这座令他蜚声海外的法源寺，提笔写下了“物我两忘，人书俱老”八个大字。 六年后的2011年丁香诗会之期，笔者踏入这座古寺，偶遇一位上师。因缘际会之下，我随怹游览宝刹。上师指着大殿中的一口明代古钟言道：当年李敖施主造访，我们指着钟上的出资人姓名给怹看。上面赫然有“李敖”二字，足见施主创作《北京法源寺》乃是早有定数。
历史的深沉厚重，人物的复杂饱满，思想的深刻震撼，都在《北京法源寺》中得以充分体现。正如美学家苏珊·朗格所言：“戏剧是一种诗的艺术，因为它创造了一切诗所具有的基本幻象——虚幻的历史。戏剧实质上是人类生活—目的，手段，得失浮沉以及死亡的映象。”在《北京法源寺》的舞台之上，美感与戏剧冲突的碰撞亦鲜明激烈，如禅音缭绕，余韵悠长。
林硕，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致力于近现代历史与文学研究，文章散见《新华文摘》《人民政协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