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精髓：人性、历史与文化的多维解读

《白鹿原》作为一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其精髓并非一言可蔽之。它是一部描绘人性、历史、文化交织的长篇巨著，每一页都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深沉的思考。

首先，《白鹿原》的精髓在于对人性的深度剖析。小说通过白嘉轩、鹿子霖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现了人性的多面性。他们既是传统道德规范的践行者，又是现实利益的追逐者。在权力的诱惑和道德的束缚之间，他们进行着艰难的抉择，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这种对人性的深入挖掘，使得《白鹿原》成为了一部具有深刻人文关怀的作品。

其次，《白鹿原》的精髓也在于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小说以白鹿村为背景，通过白、鹿两大家族的兴衰荣辱，展现了封建社会的历史变迁。陈忠实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如权力斗争、家族恩怨、道德沦丧等。同时，他也通过对历史的描绘，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和对社会进步的渴望。这种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使得《白鹿原》成为了一部具有历史深度的作品。

此外，《白鹿原》的精髓还在于对文化的传承与反思。小说中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如儒家思想、家族观念、乡土情感等。通过对这些文化元素的描绘和反思，陈忠实先生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同时也揭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和挑战。这种对文化的传承与反思，使得《白鹿原》成为了一部具有文化厚度的作品。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白鹿原》的情节设置合理而紧凑，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了张力和吸引力。从家族恩怨到权力斗争，从个人情感到社会变革，每一个情节都紧密相连，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生动的故事世界。这种情节设置的合理性，使得读者能够沉浸在故事中，与人物共鸣，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

综上所述，《白鹿原》的精髓在于对人性的深度剖析、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文化的传承与反思以及合理的情节设置。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水浒传的历史性与小说性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它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鲜明，充满了英雄气概。然而，关于水浒传的历史性与小说性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学者与读者的讨论。水浒传究竟是一部历史记载，还是仅仅是作者施耐庵的虚构作品？它的历史背景是否真实？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历史？这些问题在文学研究中引发了许多探讨。

水浒传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时期，背景设定在当时的社会动荡与腐败官场之中。虽然小说的许多情节和人物看似来源于史实，但它并非简单的历史记录。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些类似的起义和反叛活动，例如晁盖领导的“梁山泊起义”，但这些历史事件与小说中的情节有所不同。小说将这些历史事件进行了艺术加工和创作，许多故事情节和人物设定是作者根据社会现实和民间传说进行虚构和夸张的。

水浒传中的108位梁山好汉形象深入人心，其中许多人物如宋江、武松、李逵等已经成为了民间传奇的象征。虽然这些人物的名字和形象在历史文献中有所记载，但并不能完全确定这些人物的真实身份。例如，宋江的事迹在《宋史》中有提及，但并没有详细的历史资料证明他就是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很多角色在历史中的形象和小说中的英雄形象有较大出入。因此，水浒传中的人物大多是经过文学加工后的虚构人物，具有更强的象征意义和戏剧性。

水浒传中的许多事件虽然取材于历史，但大多数情节是经过创作者的艺术处理。例如，梁山泊的英雄们最终被招文官和武官，接受了朝廷的任命，成为了“朝廷命官”。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梁山起义的结局并不像小说中那样得到朝廷的认可，许多起义领袖最终都未能得到封赏，反而遭到镇压。因此，水浒传中的结局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它不仅符合当时社会对于“忠义”的美好追求，也反映了作者对社会公正和理想国家的幻想。

综上所述，水浒传虽然以北宋为背景，许多人物和事件的设定取材于真实历史，但它更是一部充满小说性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小说中的人物多为虚构，历史事件也经过了夸张和虚构处理。水浒传的历史性与小说性并非对立的，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丰富性和深刻性。通过这种历史与小说的结合，水浒传不仅塑造了英雄人物，也表现了民间对正义与忠义的热烈追求。

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

◆摘 要：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手法，不同于形式主义与新批评主义将文本视为封闭自足的个体，它主张历史与文本的互动，重视“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本文将以这两个角度分析解读余华的小说《活着》，试从主人公福贵的一生中来窥探中国大半个世纪的历史，旨在揭示在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活着》既能文学化地反映历史，又能促进历史文化的塑造，实现文学与历史的互动。

◆关键词：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活着》

自新历史主义提出以来，国内外都不乏对其的研究，不论是对其理论本身的探讨，还是将其运用到电影，小说进行分析。因此本文选取余华所著的《活着》作为文学文本，该小说自发表以来也获得学界不少的关注，但是大部分研究是探讨其叙事结构以及其对生命引发的思考，所以本文将从新历史主义中的两个角度“历史的文本性”以及“文本的历史性”来分析《活着》，试图让读者通过这种不书写历史，却处处承载着历史的小说去触摸那个年代最真实的生活。

一、《活着》与“历史的文本性”

“历史的文本性”是指只有通过文本，我们才能了解过去真实的踪迹。小说《活着》所反映的背景是国民党统治后期到建国初期，中国过去近乎六十年的灾难，都一一发生在主人公福贵和他的家庭上。福贵的几次重大人生苦难以及小说中人物的死亡，都无不反映了当时的战争与政治灾难。然而作者用福贵震撼人心的苦难使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力退居幕后，从而使读者从这些小人物的命运窥视出那些真实的历史事件。《活着》所处的时代，相继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打地主，分土地，三年自然灾害……在小说中，福贵因为去给母亲买药的途中被抓去服兵役，雖然背景是在解放战争，但是没有过多描述解放战争的爆发，只是通过一个非自愿兵的生活来反映整个战争阶段人民生活的困苦。

小说中没有对哪个重大的事件进行细致的描绘，也不从浓烈的历史风云中揭示历史的本质，而是从普通人的生活中来描绘历史，但恰恰是这些生活最真实的状态才更能反映出生活的本质，福贵所生活的村子便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作者以这样描写底层人物生活的方式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触目惊心的历史真实感。但同时，正如新历史主义主张，历史不是一种只提供认识的客观实体，其主张主体对历史的干预以及改写。所以对于《活着》这样的文学文本，它自然不能像专门的历史文献那样，展现一个完完全全真实的历史，它自然也会带有其独特的创作手法和艺术特色。比如文中的每一次死亡，都带有强烈的偶然性，有庆的死是因为输血过多，王教授的死是因为馒头吃太多，苦根的死是因为豆子吃太多……最后福贵身边的人一一死亡，只剩下福贵和一头牛相依为命，好像作者是为了写死亡来凸显活着，颇具戏剧性和小说性，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素材进行加工和想象，从而扩展了历史的深度和广度。

二、《活着》与“文本的历史性”

所谓“文本的历史性”，是指一切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因此作者所处时代的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会影响其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影响文本的构成，所以任何忽略作者本人生活时代背景的分析都是以偏概全的。这部小说的作者余华出生于1960年，他亲眼看到了中国土地政策的变化以及农民与此相伴的戏剧人生。因此，彷佛是作者以“福贵”的口吻讲述这一段伤痛的历史：解放战争，似乎都在“福贵”的叙述中一一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文本对历史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小说《活着》透过描些这些小人物的生死，让我们窥视到了中国过去大半个世纪的历史，从而引发我们对历史的思考。同时透过福贵的人生，也引发人们对生命的思考，面对亲人一个个离去，福贵没有埋怨生活，经历种种世事变迁，他比别人有更多的理由死去，但他却能够好好活着，依然以一种坚韧，平和的心态去看待生命，化解痛苦。

综上所述，本文从新历史主义中“历史的文本性”可以看出，作为一部虚构的长篇小说，《活着》是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所产生的，但是它也并不会是完完全全对真实历史的复述，只是将一定的历史戏剧化的置于文学文本中，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文学作品和真实世界的矛盾和冲突，使文学作品和真实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从新历史主义中“文本的历史性”可以看出，小说在被创作的时候，会受到作者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的影响，也会被作者的个人经历和想法所左右，余华创作的这部作品具有能动性，不仅能引发读者对历史的思考，也能让读者在一次次死亡中理解活着的意义。

[1]杨正润.文学的“颠覆”和“抑制”——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功能论和意识形态论述评[J].外国文学评论，1994（03）.

[2]杨会芳.讲述另一种历史———余华《活着》再读.文史博览（理论），2012（12）.

[3]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I].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王静（1997.10—），女，汉族，四川巴中人，硕士研究生，西南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