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且乘：魏晋南北朝和唐末五代十国混乱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间段的历史是最不为我们所熟悉的，其一是东晋至隋朝期间的十六国和南北朝，二是唐末五代十国。这两个时期之内，战乱是常态，一直是军阀和地方政权割据，相互争霸，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没有出现一个大一统的政权。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人用《易经·解卦》六三爻的爻辞解释，即“负且乘，致寇至。”“负”指背负东西的人，代指地位卑贱的人。“乘”指乘坐车驾，乘坐车驾的人都是些君子、大人等地位、德行高贵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群地位卑贱的小人坐在只能君子大人乘坐的车驾上，这就会引来强盗抢劫。也就是俗话说的“德不配位”。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这两个时期内，一直充满了虚伪和背叛，仁义道德在这期间几乎绝迹，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平极端败坏。无论是作为一方势力的君主，还是为人臣者，相互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猜疑，期间的所有人似乎都变得自私自利，不是你搞死我就是我杀掉你。今天你做皇帝，明天你惹我不高兴了，我就干掉你，我来当皇帝。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存在得相对长久一点。

这期间权贵军阀们生存得很艰难，身价性命乃至家族都朝不保夕。当然，这两个时代的普通百姓活得更加艰难，长久而频繁地战乱，使整个社会民生凋敝，天灾人祸之下，真是乱世人不如狗，百姓间易子而食者不计其数，天底下最悲惨的事莫过于此。

魏晋南北朝和唐末五代十国这两个时期，君臣相害、以下犯上、弑兄弑父之流、朝秦暮楚之臣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其实深层次原因，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第一卷就讲得明明白白，司马光认为国家治理、君臣相保、社会稳定的第一要义——名器。名器即法统，名不正则言不顺，名器即亡，则礼焉能存也，道德必将沉沦。名器既失，则君臣不能相保，强盗必将百出，国将不国。

《资治通鉴》第一卷从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起，为啥从这开始？因为这件事就是周朝灭亡的序章了，周威烈王自毁名器，而后有春秋战国的纷乱。

曹丕篡夺刘汉天下、司马氏篡夺曹魏江山皆是得国不正，所以他们需要靠九品中正制来团结笼络门阀世家，而这一制度直接将名器假于人手，所以魏晋两朝帝王之权力威严来自于帝王本身的能力威信强弱，帝王智慧权谋手段高超则皇权威严不可侵犯，帝王一旦平庸无能，则皇权下移，臣权上侵皇权。所以有后面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门阀士族政治，更有后面的五胡乱华、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对峙这一割据政权混乱斗争时期。

唐末五代十国之混乱局面也有最初之萌芽，即唐玄宗李隆基在安史之乱后将本用作边镇防御的节度使制度发展到内陆，形成元和四十八藩镇，给予节度使太大的权力，致使唐末藩镇割据，各藩镇军阀，举着大唐的旗帜反对大唐，端着唐朝饭碗吃饭，放下饭碗砸唐朝的锅，中央朝廷名存实亡。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读历史不仅仅是为了批判历史上的种种罪恶，缅怀曾经这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宏观上厘清历史脉络，于历史细节中发现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事发展规律。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所遭受的屈辱苦难，但是我们也不能沉迷于过去的辉煌成就，我们需要从过去的成败得失中总结经验教训，明确现在该怎么干和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唐末到五代十国的南唐，南岭和武夷山成为客家先祖躲避战乱的好地方！

在韩愈在潮州担任刺史的55年后，公元874年，王仙芝起兵反唐，黄巢加入， 直到10年后（公元884年）才平息。其间黄巢起义军避实就虚，避开藩镇力量强大的中原地区，向南方长驱直下，渡过长江，转战荆襄、皖南、浙东、福建，攻克了广州、桂林、长沙，最后攻下洛阳，绕了一大圈后（也算是一次长征）于公元881年攻占长安而称帝。后来因大将朱温叛变降唐，导致起义失败。黄巢起义军范围波及唐朝的大半个江山，有人统计说因此造成800万人死亡，导致唐末国力大衰。

再后来朱温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并于公元907年废黜唐帝，自称皇帝，以梁为国号，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是指均定都于北方中原地区的五个朝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直到960年，后周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五代结束。

除了中原外，同期中国还存在过十个国家（十国）。其中实力最强大的，应属面积几乎包括现在整个江西省及浙江西部的南唐（是李氏唐朝在南方的延续，是“南唐”而不是北方的“后唐”）。

南唐以江西为中心，强盛时期大约地跨今江西、安徽、江苏、福建北部、湖北和湖南等地。而南唐的范围，大多也是当年黄巢起义军没有经过和破坏的地区。

黄巢起义期间，中原和长江中游的人民受到严重侵扰， 特别是发展迅猛的黄巢军“以人为粮”更是骇人听闻。于是客家先民从河南和长江中游再次出发南迁，沿赣江平原来到岭南和武夷山北麓，即现在的赣南、闽西、粤东北的三角地带定居。

本文摘自图书《一江潮客情：潮汕与客家历史文化访思录》，余源鹏著，该书于2023年获得由广东省文联主办的第十届广东省民间文艺著作奖。

作者从近1600年的粤东地区历史纵向发展入手，以广东省的潮汕民系和客家民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横向对比潮客各地的民居建筑、历史遗迹、风土人情、民俗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亲身探访和田野调查的见闻和思考，分析、判断、总结撰写成书。

全书分“潮汕与客家历史访思录”、“潮汕文化访思录”、“客家文化访思录”等三章内容，将潮汕与客家的历史相结合，还原了潮汕人和客家人通过五条江河来往的千年交融共生过程，展示了众多潮客名人风采及重大事件，为寻阅潮客各宗族始祖迁徙年代背景提供了便利。

该书以风趣幽默的笔触记录生活在粤东大地的人民的精神风貌，首创性解析了潮汕人的重商基因、宗亲观念和匠心精神等的成因，探讨了客家建筑与客家人迁徙路线的内在关联，并分析客家建筑对人的影响，总结了知名爱国客家将领的共同点，具有丰富的知识性，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潮汕与客家地区历史、地理、建筑、人文、民俗常识的通俗读本。

该书内文中包含12页全彩插页，赠送2张双面明信片，还有潮客地区实景黑白照片57幅；封面有3幅展现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手绘图。

该书一经出版，即在广东潮客文史界引起广泛关注，主流媒体纷纷刊发文章报道：

2022年4月4日，《汕头日报》刊发文章：《青山同云雨 潮客“一江亲”——探源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交融共生，余源鹏新书〈一江潮客情〉上市》。

2022年5月15日，《潮州日报》刊发了广东省“从艺70周年文艺家”林文杰前辈的文章：《一部还原大潮州历史文化的力作——〈一江潮客情〉赏析》。

2022年5月30日，《梅州日报》刊发通讯文章：《探访研究粤东潮客文化历史，潮州学者余源鹏所著〈一江潮客情〉出版》。

2022年6月19日，《南方日报》发文介绍新书。

2022年8月1日，《揭阳日报》刊发文章：《读〈一江潮客情〉，解开家乡文化的羁绊》。

《一江潮客情》作者余源鹏于2022年推出的另一本著作《行孝：孝敬的十二年种方式暨新时代孝道》

《一江潮客情》作者余源鹏，出版的现代潮汕长篇寻宝探险民俗小说《千年宋井》，在汕头广播电台《讲古台》栏目袁中录老师对全书进行精彩演播。

汕头电视台《民生档案》栏目播出对作者余源鹏的专访电视节目《千年宋井：属于潮汕人的寻宝之旅》

2023年11月，《一江潮客情》作者余源鹏，出版图书《阅读时光里的古村镇：从30个视角品鉴150个古乡村陈城镇》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为何江西经济发展那么稳定？

唐朝末期与五代十国的历史局势，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乱世。但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江西的经济却表现出了与周边的不同，其发展的稳定性引人注目。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江西在这场大乱之中仍然能维持相对的安定呢？关键就在于江西的特殊地理环境。

从地理角度来看，江西位于中国的东南部，其三面被群山环抱，北面则是天险长江。这种自然屏障使得江西在外部入侵上具有天然的防线，难以遭受大规模的外来侵略。得益于这个地理上的有利位置，江西的社会与政治环境相对保持稳定，即便在周边发生了叛乱和战火蔓延，江西大部分地区还是能保持平静。这种安定的局面无疑与其地形特点息息相关。

唐朝末年，由于内外多重因素交织，民间战乱不断。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唐玄宗时期，当时实行的节度使制度逐渐带来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地方节度使逐渐积累起了超过中央的权力，仿佛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中央的皇帝名义上仍然是君主，但节度使们对皇帝的控制力微弱，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这场动乱对唐朝政权的稳定造成了深刻影响。

紧随其后，黄巢之乱也让唐朝痛失长安，皇帝不得不仓皇出逃。这一系列叛乱事件使得唐朝的灭亡逐步成为不可逆转的命运。在这段时期，五代十国相继登场，中原大地的朝代更替频繁，在短短几十年内便经历了五个政权的更迭，国家的动荡可见一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西所在的南方，虽有多股政权并立，如闽、南汉、楚、荆南等，但与北方的战火纷飞相比，南方政权的更替和战争爆发频率远低于北方，整体局势相对稳定。

江西在这片较为稳定的南方土地上，虽然受到了黄巢起义的波及，但很快便恢复了平静。尽管黄巢大军一度威胁到江西，但由于地形的隔离，江西的不同政权之间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因此，即便身处乱世，江西的局势总是显得相对平稳，局部战乱也难以波及全境。

从唐朝末年的政治布局来看，江西原本属于镇南节度使管辖，但随着黄巢的入侵，江西的地方政权逐渐被卢光稠、谭全播、唐宝等地方割据力量所取代，唐朝对江西的实际控制力已经名存实亡。尽管如此，江西各地的割据政权虽多，却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混乱，而是维持了“裂而不乱”的状态。直到杨吴政权的出现，这一局面才发生变化。

从天祐二年到天枯十五年，江西境内虽然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乱，但由于山地和江河的天然屏障，战斗的规模相对较小，整体破坏程度有限。最终，江西被吴政权统一，并在五代十国时期保持了相对的和平与稳定。即便在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南唐之后，江西依然安定无忧，除了个别的战役外，整个江西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几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此外，江西地理环境的稳定还得益于杨吴和南唐两大政权对其的保护。南唐和杨吴政权的存在不仅为江西提供了一个战略上的缓冲区，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该地区的和平。江西成为了南唐和杨吴的经济后方，既为它们提供了稳定的粮食和资源供应，也让江西在五代十国的战乱中得以幸免。正如南唐的李昇所说，江西区域的治安稳定，为民众提供了安定的生活和发展环境。

在这些政权的保卫下，江西在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展现出罕见的稳定景象。许多北方移民为躲避战乱涌入江西，这些移民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大量劳动力，也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尤其在江州、洪州、饶州和信州等地，北方的移民纷纷落户，这些地区不仅成为了江西的经济中心，也促进了文化的融合和技术的传播。

例如，江西的江州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而洪州则因商贾和政客的集中而成为政治与商业重镇。饶州、吉州等地虽然地势多山，但随着人口的增加，丘陵地区也得到了开发，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如小麦种植和瓷器烧制技术，也在此得到应用，使得江西成为五代十国时期少数几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总的来说，江西的稳定不仅仅依赖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还与外部政权的保护以及内部的移民潮密切相关。地理的屏障使得江西免受外部战乱的侵扰，而北方移民则为当地带来了劳动力和技术，推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在五代十国的混乱局势中，江西无疑成为了一个相对安宁、充满希望的地方。而这一切，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都为江西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江西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你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