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从平叛安史之乱开始

杨贵妃小鸟依人般地依靠在李隆基的怀里撒娇，“陛下，您是天子，您怎么会错呢？留在长安，我们只有死路一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到了成都府，一切再从长计议。”

杨贵妃的这番话，让李隆基愧疚不安的心平衡了些许。

只要走出这道大门，他们就可以离开长安城了。

方才老百姓激起的民变，杨国忠突然的死亡，多少让李隆基、杨贵妃有了心理阴影。

长安城内，也不太平了，他们要尽快离开。

眼看着李隆基和杨贵妃的马车，即将驶出城外，李豫挥鞭策马向前。

“皇爷爷。”他策马靠近了马车，轻声呼唤李隆基。

车帘的一角被掀起，露出李隆基那一张沧桑的脸。

李豫赶紧拱手，“皇爷爷，孙儿就送您到这里了，您千万保重！”

一直跟在马车后面的李亨，听到了李豫的话，一脸震惊。

“什么意思，你不和我们一起走？”

李豫欠身抱拳道歉，“父亲，恕孩儿不孝，不能再侍奉您左右！”

闻言，李亨一脸着急，沉声质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隆基见李亨毫不知情，眸底闪过释然，便将昨晚上祖孙两的对话，言简意赅地说了。

而后，他红着眼睛看向李豫，“你有这份心，为父很欣慰，珍重！”

父子俩隔空凝视许久，就算是无言的道别。

马车里的李隆基，默默地看着这一幕，心里的猜测有了答案，看来太子并没有参与其中。

李豫对着马车里的李隆基粲然一笑，又看了看父亲李亨，再次开口，声音哽咽，“此西去，道路险阻，阿翁、阿父多加保重！”

提着脑袋守卫长安，把生的希望留给两位长辈，这不得不让李隆基、李亨这两位加起来已经快130岁的男人动容。

可他们感激的话，还没有说出口，黑夜里有什么东西破空而出。

一支支冷箭，突然从黑夜中飞出，不约而同地射向马车。

陈玄礼最先反应过来，大喝一声，“护驾！”

士兵们挥舞刀剑，纷纷抵挡暗中飞来的冷箭。

冷箭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把李隆基所乘坐的马车刺成了马蜂窝。

李隆基抱着杨贵妃在车子里，心胆俱裂。

正当他惊惧不已时，只觉得马车外面的箭矢之声越来越少。

“皇爷爷莫怕，有孙儿在此，谁敢杀您？吾定把他大卸八块！”

这话音一落，就听到外面刀剑的碰撞之声，俨然是李豫和人正在剧烈打斗。

不知过了多久，打斗声渐渐平息。

车帘子被掀开，浑身是血的李豫，出现在了李隆基面前。

望着为了护驾而深受重伤的李豫，李隆基老泪纵横，“好孙儿，要是没有你，皇爷爷命休矣！”

李豫脸色有些苍白，但脸上却洋溢着笑意。

“皇爷爷，您是李唐的天子，您在一天，天下的百姓就心安一天，长安城的百姓也有多一天的盼头！您就是天下子民的信仰，孙儿绝对不能让您有事！”

安禄山到底有没有服散

安禄山的研究，说是汗牛充栋或许都略显保守。作为安史之乱的主角之一，关于安禄山的种种研究，涉及政治史、民族史与宗教史，甚至在医疗史中也颇有篇幅。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沈睿文先生新著《安禄山服散考》则是学界对安禄山的最新研究。此书分十一章，另有附录两篇，据绪言“这是一个杂色拼盘，将不同的碎片拼接在一起”。诚如斯言，全书涉及祆教、道教、医药、房中术、陵寝及政治史诸多方面，这个杂色拼盘通过安禄山为线索，勾勒了隋唐时期的一个隐蔽而极富趣味的物质世界。

友人周君言：“安禄山真是个奇妙的存在，藩镇、丝绸之路、突厥、粟特祆教、佛教，现在又加上道教，各流派研究者都能在他身上抠出点有用的东西。”确实如此，安禄山的复杂性，虽不能说空前绝后，恐怕也是独树一帜了，玩笑来说，是大胖子肉多够分。《安禄山服散考》可算是把安胖子身上已经被分割殆尽的肉又用剔骨刀细细清理了一遍。

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释名》曰：“澜，连也。言波体转流，相连及也。”本书之澜之相连及，则是安禄山的服散。

服散，是指服用五石散，也多用来代指服食丹药的，这是魏晋以来华夏士大夫的风尚，与祆教高层、粟特人安禄山看似毫无关系。沈睿文通过安禄山身体病症的种种表现、唐玄宗所赐药物及赐浴华清池等记载，判断安禄山这一祆教高层也服食丹药，此行迹颇类唐士大夫。服散这一行为，在沈睿文看来是安禄山借机亲近自诩为道教皇帝唐玄宗的一种方式，也是蕃将逐渐浸染华风的体现。

服散须解散下石，不然就会出现严重的病症，如身体溃烂、目盲、性格暴躁等等。书中认为，安禄山似乎并不清楚如何解散，这导致了他最后的死亡。解散之法，唐玄宗十分清楚，也知道解散不及时会导致的后果。沐浴是解散方法之一，沈睿文提到：“在天宝十四载，就在安禄山兵反前夕，唐玄宗赐书安禄山：‘为卿别治一汤，可会十月，朕待清华清宫。’”他认为唐玄宗对安禄山赐浴华清池，就是有解散的意图，同时也是一种对安禄山的控制。

与赐浴华清池类似，书中提到唐玄宗给安禄山的赏赐中有不少解散的药物，诸如鲫鱼、桑落酒、马酪是针对服散后的下痢；清酒治疗石热；金石凌汤也是解散的重要药剂。同时玄宗还派遣药童昔贤子到安禄山宅邸煎药，沈睿文认为这一方面说明安禄山对解散法不熟悉，另一方面也是“透露了唐玄宗并未告知安禄山解散下石去火毒的具体方法”，其中或许有玄宗通过解散来控制安禄山的意图吧。

正是通过考察安禄山服散的情况，沈睿文展现了安禄山一方面在幽州利用种族特点与宗教宣传，自拟为斗战神，凝聚胡族；另一方面在唐廷利用服散接近唐玄宗并取得信任的双重策略。同时，也展现了唐玄宗作为道教皇帝利用道术来控制安禄山的企图，虽然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控制并没有消弭安史之乱。

这里的论述中，有两个问题，第一，安禄山真的服散了吗？第二，赐浴华清池是为了解散吗？

安禄山是否服散，史籍并无明文，沈睿文的立论依据基本都属于旁证。《旧唐书》中记载安禄山“以体肥，长带疮。及造逆后而眼渐昏，至是不见物。又着疽疾。俄及至德二年正月朔受朝，疮甚而中罢。以疾加躁急，动用斧钺，严庄亦被捶挞，庄乃日夜谋之”。《新唐书》《资治通鉴》及《安禄山事迹》中所载大体一致。沈睿文以长疮病疽、目昏不见物及性情暴躁为安禄山的三个重要特征，而且这三个特征也都符合服散失节制造成的病症。

只是，细细想来，难道只有服散失节才能导致这三种情况吗？或许还有另外的解释，即糖尿病。有论文讨论过安禄山与糖尿病的关系，可惜文章中语焉不详，没有什么深刻研究。沈睿文也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但认为唐人已经认识到了糖尿病，时称消渴症，并有《消渴论》一卷。史书中也记载了马周和邓玄挺得消渴症的情况，故而安禄山若是得糖尿病应该会写明。

不过，稍加注意，古人命名为消渴症的糖尿病，症状多为口渴多饮而体貌消瘦，看似与重达三百多斤的安禄山没什么关系，但这仅仅是糖尿病某一类特征，而非全貌。实际上越是肥胖的人越可能患有糖尿病，得了糖尿病也不一定都消瘦，有种说法即减重就是降血糖。而且糖尿病也会导致视力下降（目昏不见物）、皮肤感染、糖尿病足（长疮病疽）等病症。糖尿病人因为胰岛素分泌迟滞造成低血糖，同样会导致脾气暴躁。如此看来，说安禄山服散可以，那说安禄山得了糖尿病也行。糖尿病中的2型糖尿病多是中年发病，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史书这些症状多是指中年至晚年的安禄山。

前面列举沈睿文认为是解散之用的药物，但这些药物也颇能对应2型糖尿病的一些症状。鲫鱼、桑落酒与马酪，在沈睿文看来是针对服散后的下痢，而糖尿病人容易出现植物神经紊乱也会导致下痢。金石凌一物，早就失考，它的作用也不仅是解散，实则沈睿文书中第147页注2中就提及元稹《为令狐相公谢赐金石凌红雪状》，此状中说金石凌可以用来解暑，想想安禄山的体重，就知道解暑对安胖子而言是多么重要了。

其实，以上论说安禄山患有糖尿病也不过是推论，沈睿文论安禄山服散也是推论。如果以推论来作为关键的论述，还是颇为冒险的。

抛开服散、糖尿病的纠结，我们再来看看华清池。白居易《长恨歌》中说：“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华清洗浴在唐人眼中是颇为香艳的。那三百多斤的大胖子安禄山在华清池洗浴真是为了解散吗？答案不像服散与糖尿病那么模糊，绝对是否定的。

在此书中，沈睿文常引医书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恐怕并没有细细看过，仅电子检索而得。如第171页引唐代医书《外台秘要》卷三七云：“凡药石发，宜浴。浴便得解，浴讫不差（瘥）者，乃可余疗。若浴不差（瘥），即得依后服葱白、麻黄等汤，诸随身备急药目新附。”沈睿文径以此论华清沐浴是为了解散。然而，稍稍翻检《外台秘要》卷三七《饵寒食五石诸杂石等解散论并法四十九条》，触目皆是“急与冷水洗”、“宜冷水淋头并洗之”、“冷洗”、“淋以冷水”、“冷水洗”云云。的确，沐浴是解散之法，但不是温泉浴。据医书言，五石散等诸石散服用后，会有石热，导致浑身发烫，这时候就需要降温，如果还用温泉浴解散，大概算是自杀吧。

还有，在沈睿文的论述中，安禄山并不知道如何解散，这让我有点诧异。解散之法，在魏晋以降流传甚广，唐初编纂的《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医书中都有对历代解散方极为详细的记载。就算安禄山是粟特人，中文不佳，但他手下并非没有能人。被陈尚君先生称为“安史之乱叛方最重要的文献”的《严复墓志》记载了严复等人利用华夏传统的星象及五德终始学说为安禄山造势的过程，有这样的人在身边辅佐，安禄山会不明白如何解散？我估计沈睿文有点推理过度了。

虽有服散、糖尿病的两可推论与温泉解散的错误，沈睿文先生的这部书通过历史细节、考古材料，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复杂、狡猾但也多姿多彩的安禄山的生命形态，我想这就是一个成功。

正面评安史之乱：一个“过早的征服王朝”，中国史的分水岭

原创 森安孝夫 理想国imaginist

日本学者森安孝夫主张书写历史应当采取更为开放和包容的世界史视野，在《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中，他特别关注唐帝国与游牧民族，尤其是鲜卑、突厥、回鹘的关系，以及唐帝国与丝绸之路的关联，认为应该给予“安史之乱”正面评价。

“安史之乱不单单是唐代历史的分水岭，甚至也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历史，进一步说，是整个欧亚大陆历史的分水岭。”

“安史之乱成了与10世纪前后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动向联动的事件。换句话说，安史之乱是整个10世纪欧亚大陆变动的先兆。”

8世纪中叶爆发的安史之乱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此迄今为止已有众多的研究成果。以安史之乱为界，唐帝国不仅失去了西域，而且在本土也陷入藩镇(节度使、观察使等)割据的状态。

与帝国的前期(初唐、盛唐)相比，尽管唐朝的实际统治领土大为缩小，却在急速发展的淮南至江南的农业经济的支撑下，又继续保持了足以与前期匹敌的近一个半世纪的生命力。

倘若从国家的常备军这一角度来观察问题的话，在唐代前期，常备军是靠面向所有民众的租庸调制这种徭役来维持。而安史之乱后则不同，国家乃是基于重视课税的两税法以及食盐专卖、商业税等间接税得到的税收来雇佣常备军。

根据中国史研究者们的杰出研究成果，我们知道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已经从一个自己筹措调配军事力量的武力国家，转变成了一个用金钱来购买和平的财政国家。

事实也的确如此，换言之，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为避免误解，我以为安史之乱以后似乎不应该继续使用“大唐帝国”这一称呼。

在我看来，安史之乱不单单是唐代历史的分水岭，甚至也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历史，进一步说，是整个欧亚大陆历史的分水岭。可是，历来的研究在涉及安史之乱的起因时，一般提出的原因大致如下：

诸如由于宰相李林甫讨厌科举出身的政敌，所以积极启用安禄山这样的异族武将担任边境节度使等(煽动胡汉对立的李林甫恶人说)；因为玄宗宠爱远方的安禄山，导致安禄山与玄宗身边的皇太子以及宰相杨国忠(杨贵妃一族)之间权力相争；被怀疑具有反意的安禄山，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选择；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与杂胡化的河北地区的对立等等。

上述这些看法全都是来自中国史视点的评价，而且几乎都是负面评价。

最近数年来，我通过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角度，对粟特人、突厥人、粟特裔突厥人为主角的8世纪康待宾和康愿子之乱、安史之乱、仆固怀恩之乱、8世纪至9世纪河朔三镇的动向，以及进入10世纪以后五代的沙陀诸王朝与辽帝国(契丹)的成立等一连串的动向进行重新考察，注意到承担上述事件以及动向的主角都是中央欧亚的势力，因而与通行学说截然相反，我一直在提倡或呼吁应该给予安史之乱以正面的评价。

这里所说的中央欧亚诸势力，主要指的是中央欧亚的蒙古人种阿尔泰裔(主要是突厥裔，也包括奚、契丹等蒙古裔)的骑马游牧民族和白色人种的伊朗裔粟特人，以及由其混血形成的游牧的、军事的、商业性的族群。

进一步我还主张，即便对站在唐朝一方“粉碎了”安史之乱的突厥裔的回纥(回鹘)，也应该可以做出另外的评价。

换句话来说，我提出了一种看法，认为作为中央欧亚型国家的典型(即所谓“征服王朝”)，辽帝国的雏形有三个方面，即在我曾经提倡过的渤海的基础上加上安史之乱势力，再加上回鹘帝国。而且，其趋势乃是整个欧亚大陆的一种必然的历史潮流(长期波动)。具体而言，如后文所示。

与生产力、购买力并列，推动历史发展的最大的契机和动力是军事力量。公元前一千纪初期，在中央欧亚干燥的大草原地带，擅长骑马的游牧民族登上了历史舞台。自从拥有了地面上最强大的骑兵以后，他们的动向便自然成为推动世界的原动力。

正如在第一章的时代划分部分谈到的那样，我在划分世界史的时代时，也设定了“游牧骑马民族的登场”“中央欧亚型国家优势时代”。尤其是作为欧亚大陆历史的一大转折期来说，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标志上述第五个时期开始的10世纪前后的时代。

进入这一时期以后，欧亚大陆自东而西出现了辽(契丹)帝国、沙陀诸王朝(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王朝)、西夏王国、甘州回鹘王国、西回鹘王国、喀喇汗国(黑汗王朝)、伽色尼王国、塞尔柱帝国、可萨汗国等同样类型的中央欧亚型国家。

也就是说，从“游牧骑马民族的登场”的公元前10世纪前后开始，经过漫长的岁月，游牧民势力对富饶的农耕定居地带的掠夺、征服，或者对农耕定居地带居民的调和、融合、同化的过程中，反复交错上演着成功与失败。

到10世纪前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用少数人来对拥有众多农耕民和都市民人口的地区实施稳定统治的方法，或曰秘诀。这些方法包括军事统治制度、税制、人才选拔制度、商业以及信息网络、文字的导入、文书行政、都市建设等方面。而支撑上述这些的最大的基础，则是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和基于丝绸之路的财富积累。

但是，倘若仅仅凭借上述两点的话，其统治只会是一时的短暂现象，无法维持更加稳定强固的“征服王朝”统治。为了实现稳固的统治，所需要的是构筑起一个将若干个要素复杂地组合融汇在一起的“系统”。而在该“系统”的根基之中，应当包括文字文化(文字的普及与使用文字的文书行政)，自不待言。

人口稀少的“北方”游牧民势力在立足于自己根据地草原的同时，也开始统治位于“南方”的都市以及农耕地带。这样一种中央欧亚型国家的大举出现绝不是偶然现象。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北方”势力已不只是单单凭武力，而是处于能够构筑一种通过文书行政来直接或间接地统治“南方”的阶段。因此，考虑到整个欧亚大陆上几乎在同一个时期都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其中应该可以发现历史的必然性。

此外，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一点，那就是在安史之乱中，安史方面的势力自不待言，即便是镇压了安史之乱的唐朝军队，其中坚力量也是来自中央欧亚的骑兵。

倘若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来观察问题的话，那就不能仅仅从中国史的角度给安史之乱贴上“乱”字标签，并只给予其负面的评价。反之，我们可以从欧亚大陆历史的角度出发，正面评价安史之乱。

从这一视角来看，安史之乱就成了与10世纪前后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动向联动的事件。换句话说，安史之乱是整个10世纪欧亚大陆变动的先兆。

中国学者荣新江也指出，在发动并维持安史之乱的背景之中，存在着游牧民的军事力量和因丝绸之路贸易而带来的经济力量两方面的因素。也就是说，安史势力成为征服王朝的基本条件似乎已经充分具备，然而最终安史势力却因未能争取回鹘成为自己的盟友，结果在军事上失败。

如果安史之乱成功的话，那么可能会成为安史王朝。然而遗憾的是，在8世纪时条件尚未成熟。因此，安史之乱可谓是一个“过早的征服王朝”。

原标题：《正面评安史之乱 | 一个“过早的征服王朝”，中国史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