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坛巨擘武慕姚：躬耕砚田淡泊守志

《武慕姚书法选集》一书。资料图片

书法爱好者对武慕姚肯定不会陌生，他的书法富书卷气，清奇雅健之风于书林独树一帜，在国内外都颇有影响。他躬耕砚田，淡泊守志，不求闻达。他是个杰出的艺术家，但又是一个“名低实高”的人物。

武慕姚名福鼐，字慕姚，自号拙叟、瓶翁，斋号贞默。据《开封市志·人物卷》记载，武慕姚是河北永年人,久居我市，他是我省当代著名的书法家、鉴赏家、诗人。

武慕姚的祖父武延绪在湖北做官多年，颇有政绩，而且擅长书法，爱好收藏，9间大厅摆满了藏书，有3万余册。武慕姚的父亲武毓荃是清朝光绪年间的首批留日学生，后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1900年9月，武慕姚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武慕姚的祖父是光绪壬辰进士，曾任知县和翰林院庶吉士，家中书籍、碑帖、字画收藏极为丰富，祖父以桐城派文学大家姚鼐为榜样，为他取名福鼐，字慕姚。武慕姚自幼聪慧，4岁即能诵《千字文》，7岁诵诗，9岁时已将 “四书五经”烂熟于胸。

1928年，17岁的武慕姚考入中国大学国学系，学业涉及诸子、音韵、训诂、词学、诗文、金石、版本目录，六书文字等，受教于梁启超、陈寅恪、范文澜、黄侃、邵瑞彭等大师。在这期间，他又向蒋挹季，蒋吕梅，宋伯坪、蒋季重诸先生学习诗、书、画。

据介绍，1928年，武慕姚应聘到察哈尔第五师范任国文教员。1930年秋，应河南省立第一高中（1933年改为河南省立开封高级中学）校长邀请来到河南。当时的河南省立第一高中正闹学潮，进步学生已经连续赶走了几名教员。武慕姚的到来给学生带来了崭新的思想，深受欢迎。很快，河南省立第一高中就传出了“二武一张”的说法，即师生公认最好的国文教员是武慕姚，最好的数学教员是武狄生，最好的外语教员是张乐天。

武慕姚来开封的第二年，恰好武慕姚的恩师邵瑞彭也来到开封，时任河南大学国文系主任。他乡遇故知，这让武慕姚格外欣喜，学术上，他一有疑问就向邵瑞彭请教。武慕姚的文字学、版本目录学多得益于邵瑞彭。当时，邵瑞彭寓所常高朋满座，而邵瑞彭生性诙谐，爱开玩笑，常唤武慕姚为“慕桃”，惹得众人大笑。

武慕姚虽然已经为人师表，仍对邵瑞彭极尽弟子之礼。邵瑞彭稍有不适，他就亲奉茶汤嘘寒问暖。邵瑞彭爱吃北方水饺和冰糖燕窝粥，武慕姚常常让妻子在家做好后装在特制的保温饭盒中，亲自给邵瑞彭送去。邵瑞彭素知武慕姚的学问功底，对他十分器重。后来，邵瑞彭推荐他到河南大学国文系兼职任教。

武慕姚的气节让人敬佩。开封沦陷后，他随河南省立开封高级中学迁往南阳镇平。国民政府教育部曾派督学到南阳视察，随机听课，当时，正逢武慕姚讲庾信的《哀江南赋》。武慕姚讲得满堂声泪、群情激昂，学生在课堂上高呼口号：“驱逐日寇，收复国土！”课后，督学拉着武慕姚的手连声称赞。南京失守后，政府迁往重庆，武慕姚心忧天下，慷慨上书。

李培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期间请他出任县长，武慕姚深知当局腐败，婉言谢绝。1945年后，武慕姚先后再到鄢陵、许昌任教。许昌市市长曹志真久仰武慕姚大名，多次到家拜访，并向边区主任吴芝圃作了介绍。吴芝圃陪同陈毅亲自登门动员他参加革命，并安排他到许昌市公产学田委员会工作。

据《开封市志·人物卷》记载，1950年，经河南省委统战部联系，武慕姚从许昌返回开封，曾先后就职于河南省图书馆、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省文史研究馆。1958年，武慕姚被“归队教育”，先后在开封三中、开封工学院、开封五中等学校任教，后又调至新华书店负责古籍书画收购工作，同时，他又兼任河南省博物馆文物顾问直至退休。

武慕姚为人刚直、淡泊自守、不求闻达。他精于诗词、书法、金石、考古学和版本目录学等，著有《公式水觚谭》《毡椎闲话》，诗集有《枣香梦影》《安陵游草》《适斋题跋》《书法韵语三十六首》《春草轩小稿》《河南省金石目》等。他终生酷爱碑帖书画，致力研究，是公认的碑帖鉴赏名家，生前曾任河南省博物馆文物顾问。1973年，他应河南省博物馆聘请，筹备“河南省画像石和碑刻拓片展”，亲自鉴定并为展品书写说明文字。上世纪70年代，郭沫若多次来河南，有人让郭沫若留下墨宝，他说：“河南有武慕姚先生，我怎敢写字题词。”足见郭沫若对武慕姚评价甚高。

武慕姚书法功底深厚。其祖父武延绪公，擅长书法。幼承家学，武慕姚颜体写得特别好，大概是受祖父影响。后来，他又临习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诸体。武慕姚对碑帖进行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他在《书法韵语三十六首》中写道：“书崇汉魏略三唐，观海铭山眼界张。片名苻秦留妙斫，翩翩逸致鹤飞翔。”可见，系统的学习和研究让武慕姚对书法个体烂熟如胸，为个人书法创作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储备。

武慕姚擅多种书体，楷、行、隶皆精。我市著名书法家桑凡在《雅韵清标 卓立不群》中评价：“先生书法似唐，似魏，兼具隶意”。“武慕姚先生的书法，继承了清代碑学的传统，而又把这个传统推向新的高度，这就是世人无不推崇他的隶书的原因”。桑凡说。武慕姚用笔变化多端，藏锋、露锋、中锋、侧锋、逆锋交替互用。笔尖、笔肚、笔根随机变换。书“左撇”时，状如行书。多样的用笔和笔画形态，又能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堪称一绝。武慕姚的隶书结构独特。他的字形方整，有时还略长，且做了多种调整。方整的字形，看起来方整，其实是寓不方整于方整之中。左右结构的字体，他注重长短不同，宽窄不同，正斜不同的变化；左右结构的字，追求字形宽窄、高低的对比，使的他的字既稳健又精巧。

退休后，武慕姚专心治学，对自己的书法创作进行总结，写成《书法韵语三十六首》，其包含了临帖，用笔，结构，章法构成等。作为一部由书家写的理论著作，它不同于传统长篇书学理论，言简意赅，意义深远，且可操作性极强。

除擅长书法外，他精通版本目录、诗词等。据《武慕姚书法选集》记载：“上海与北京的碑帖专家来汴交流时说：‘北京的名家是张彦生，过了黄河，就是武慕姚’”桑凡评论武慕姚“诗崇李义山”，读他的诗能感受到唐风遗韵。他的诗有的清雅，有的豪迈。“雨后凉生病体轻，闲拖拄杖出门行。槐花落尽桐荫薄，时有残蝉一两声。”便是清静雅致之作。诗和他的书法一样，具有浓浓的“书卷气”。

中国当代书坛圣手张源达

张源达,字键鸿，号锴浚，籍贯广东。中国大草书法领军人物，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会员。工业经济学博士，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现任上海长源书画艺术馆馆长、中国众创大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华夏百强企业书画院院长、北大新世纪未名书院副院长

张源达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2002年晋升为企业管理学教授，自幼酷爱书法，7岁即开始习帖临画，13岁参加省美展，由于勤奋好学，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独创了“三悬”的创作手法，即悬纸、悬腕、悬笔，不需要案台和毛毡，将宣纸垂直悬起，书者在悬起的宣纸上进行创作。

张源达长期坚持草书创作，其作品多次被收入《人民功勋艺术家》、《中国当代书坛圣手》、《人民喜爱的书画家》、《中国书画40年》、《中国当代书画名家》等典籍。

2013年初春，张源达先生的作品开始进入拍卖市场，雅昌艺术品拍卖网查询的数据显示，在由冉东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组织的2013年秋季拍卖会上，张源达先生的作品有10多幅成交，拍卖成交价格从3万元到9万元不等，尽管张源达先生将这些拍卖所得基本上都做了公益，而自此张源达先生却走上了他人生道路的新征程和艺术人生的新起点。

2017年10月，《中国书画40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展示了改革开放40年40位书画大师的艺术人生和经典作品，前10位艺术大师分别是欧阳中石，马海初，刘大为，杨晓阳，张源达，沈鹏，冯远，王镛，殷国梁，林岫。

2017年12月19日，在深圳“遇见未来”普惠金融论坛上，张源达先生现场用“三悬”手法创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节选)并拍卖，最终拍出60万元人民币并将拍卖款全额捐出，用以扶贫并资助贫困大学生。

2018年9月，由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题写书名的《中国当代书画名家》（苏士澍、张源达作品合辑）上线面市，广为传播。《中国当代书画名家》收录了孙其峰，沈鹏，何家英，苏士澍，欧阳中石，范曾，靳尚谊，张海，李铎和张源达等艺术大师的作品。

2021年6月5日，汇集有沈鹏、张海、苏士澍、孙晓云、张源达等五人优秀代表作品的《中国当代书坛圣手》面市上线。

张源达将中华传统文化与书法艺术合而为一，细观其作品，深刻诠释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又不乏鲜明的时代特色。开创了中国“草书”之新成，被誉为“中国大草书法”。

“入古”与“出新”，曾熙书法对当代书坛的启示

曾熙是张大千的老师，曾与吴昌硕、黄宾虹等齐名，可谓名噪一时，然而如今，甚至不少书法专业的学生都不知其名，这种境况与百年前形成了鲜明反差。事实上，曾熙在书法艺术上“入古”的毅力和“出新”的魄力值得当代人敬畏和深思。

今年适逢曾熙诞辰160周年，《曾熙书法研究》近日出版，可算作国内第一本曾熙书法的研究专著，《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经作者授权节选刊发。

在研究曾熙书法之初，面对着尚待解读的大量曾熙书作，我一直在思索：曾熙曾与吴昌硕、黄宾虹等书画大师一道被誉为“海上四妖”，可谓名噪一时，而如今不仅未受到大众和市场的追捧，甚至不少书法专业的学生均不知其名，这种境况与百年前形成了鲜明反差。那么，他的书法艺术是否真有摄人心魄的魅力呢？他的书法艺术是否能给当代学界带来有益思考和研究价值呢？

曾熙（前排中）与张大千（后排右一）、王个簃（后排中）等友人合影

随着研究的展开，之前一直困扰我的疑云也逐渐散去，一个明晰而立体的书法家形象逐渐浮现在我的面前。并且，笔者通过研究觉察到曾熙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书法家，还集传统士人、近代教育家、书法理论家、画家等多重身份于一体。我们从曾熙的书法研究中，能窥探到那个时代的书法价值观和审美风尚，甚至能透视到当时艺术家群体创作的心理动态，进而复原那个时代真实的艺术生态。那么，曾熙的书法研究对于当代又有多大意义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曾熙在书法艺术上“入古”的毅力和“出新”的魄力值得当代人敬畏和深思。这种“入古”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入古”之方向。在曾熙在碑学风气笼罩且每况愈下的时代背景下，对“循古”和“入古”有着准确的定位，他直接以三代两汉篆隶为源头，对当时碑学书法特崇北碑的风气进行批评和修正，体现了独到眼光。进而，他提出 “以篆笔为分，则分古；以分笔作真，则真雅；以真笔作行，则行劲。物有本末，此之谓也” 的学书思想，体现了一个成熟书家的系统意识；二是“入古”之全面。曾熙为了破解贯通各体的艺术密码，对整个金文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创作实践，进而将大篆的审美意象和从中提炼出来的“颤笔”笔法融通到各体中去，既练就了屈铁断金般的笔墨功夫，又丰富了各体的艺术感染力，为书法创新打下了基础；三是“入古”之深入。曾熙并未在古篆分隶的笔墨畅游中浅尝辄止，而是深入其笔法和精神气质的内理，寻找出不同书体和风格间“一以贯之”的共性规律。在“出新”方面，曾熙以古篆笔法为源泉，将其改造成更加抒情写意的以“顿挫提转”为内核的“颤笔”形态，运用到篆、隶、楷、行、草等各体中，以“质”带“妍”，刚柔互动，因此其楷、行书也透着古雅清逸之气。尤其是他的行草书由于借鉴了大篆的线质，因此较之取资北碑的沈曾植、康有为等书家更加流畅，在流美、浮滑的行草书风盛行的当代语境下，极具借鉴意义。可以说，他的这种尝试既改变了碑学的传统面貌，又为碑帖融合的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曾熙笔法上的这种创造性实践，在今天的碑学书风中仍被广泛借鉴和演绎，但能像曾熙一样潜心“入古”的书者少了许多。著名画家李可染曾提出 “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虽然当代书坛仍在呼吁“入古”和“出新”，但是往往容易出现急于“出新”而“入古”不够和为“古”所缚而创新不足两个极端，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以曾熙为代表的民国书家们致敬。

其次，曾熙五体兼通的书法艺术素养值得当代书家学习。回顾百年历史，曾熙作为清代民国之交成长起来的书家，其全面的艺术素养无疑给市井气弥漫的上海书坛带了一股清气。他一生留下了大量的书法作品，涵盖篆、隶、楷、行、草五体。这些作品取法上溯秦汉，下取时人，跨度极大，表现形式也异常丰富，俨然一部生动的书法风格史。我们经常在曾熙书法中发现“四体书”这样的组合性作品，这一方面反映了市场需求的旺盛对书家兼涉多体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说明曾熙作为一个职业书家在技术上的敬业精神和执着追求。

反观当代书坛，不少学书者固守一家或沉溺于某种特定风格，稍有成绩便以书家自居，缺少了“博涉多优”的追求。与曾熙为代表的清末民国书家相比，当代书家普遍“博涉”不够，因此缺乏熔铸各体的实践基底，值得反思。

第三，以曾熙为代表的民国书家的传统文化修养值得当代书家借鉴和学习。曾熙原本不是一个职业书家，而是列居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批传统文人。他博览诗书，经学、史学、文字学、金石学等“字外功”无不涉猎，再加上详研碑帖和心慕手追，成功地转型为一个“文人型”书家。我们通过研读曾熙的书法理论，可以窥得他在传统文化上所下的深厚功夫，他总能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勾勒出深刻的义理，如 “篆隶贵委迆养气，分书在飞跃取神”“三代鼎彝，古朴奇奥，此三百篇，离骚也” 等，这种概括能力得益于其多年的诗文写作训练。此外，我们从曾熙的书画题跋中，不仅能读出他作为书法家对艺术的认识，还能读出哲人的深邃、诗人的旷远、学者的缜密，这些都是曾熙深厚传统文化基底的体现。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我们在读曾熙的书论和题跋时，能体会到其中透露的强烈学术自信。正因为民国以前的书法家多是传统文人，书法只是学养构成的一小部分，所以他们的书法带有天然的文人气质。当代与民国相比，书法的生存语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书法的实用性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对联、信札、寿帐、匾牌、墓志等昔日风行的书法载体已不再是今天的日常必需品。于是书法逐渐由民国的艺术与实用并存，走向今天的纯艺术化。这种深刻的变化，也必然导致书法作品的消费者、欣赏者结构发生重构，促使书法家群体不得不最终走向专业化。这种专业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书法家学术视野和修养格局的“窄化”，过于强调笔墨技术，而忽略了文学、哲学、史学等综合文化修养的全面提升。纵观当今书坛，能像曾熙等民国书家一样自撰诗联的人越来越少，更不用说将自己笔墨实践提炼为书法理论思想供后人学习了。因此，与曾熙等民国书家相比，如果说当代书家还缺少那么一点艺术自信和学术自信，其根源就是综合文化素养的缺失。

综上所述，在曾熙书法的解读和品赏中，我们总能不断发现这位民国艺术大家身上一个又一个难以掩盖的闪光点，他兼容并蓄的艺术实践和大胆创新的探索精神，他诗文书画兼修的深厚学养和德艺双馨的崇高追求，无不启迪着当代书法学人。

（本文原题为《曾熙书法的当代意义》，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美学博士，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