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专访王蒙：热烈不减文心常新，“这一两年还是要写作”

作家王蒙今年91岁了。“这一两年肯定还是要写作，”王蒙说，“人变老就会慢慢不行了，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

7月，在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之家，被温润海风过滤过的阳光穿过会客厅的大窗，洒在王蒙的脸上。91岁的他，目光依然锐利。

19岁创作《青春万岁》崭露头角，29岁远赴新疆，52岁出任文化部部长，81岁摘得茅盾文学奖，85岁荣膺“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如今的王蒙，对写作，赤忱不渝；对生命，拳拳依然。

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初夏5月，王蒙重返生活了16年的热土，探望当年老友。

时间回溯至1963年底，彼时29岁的王蒙远赴新疆，在乌鲁木齐、伊犁等地扎根生活。聊到新疆，王蒙脱口而出一句维吾尔谚语：“男孩子的头顶上应该遭遇一切。”

新疆成了王蒙孕育文学创作的沃土。

在伊犁，王蒙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曾在扬场地，抄起木锨，看金色的麦粒如虹似瀑般落下；也曾装卸货物，最多时扛起上百公斤麻袋，上肩、直腰、踩着跳板，将麻袋稳稳摔入车厢。

王蒙身上至今带有伊犁人特有的风趣。他笑道：“每天不放两个炮（吹牛），我怎么做王蒙！”

他说，自己在新疆并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把这个地方视作出生地。

他这样描述16载新疆岁月：“新疆扩大了我的视野、增进了我的生活经验。”

在王蒙眼中，新疆各族同胞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共享着诸多优秀精神特质：崇尚节约、勤劳、敬老，深怀对家乡、祖国与生活的热爱与希望。

他深感：“能够把新疆各民族同胞的生活写出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于是，就有了《这边风景》和《在伊犁》等系列描写新疆的作品。2024年12月，王蒙荣获新疆首届 “天山文学奖·杰出贡献奖”。

王蒙坦言，“新疆”这两个字已经内化为他个人的精神底色，深刻烙印在他的作品内核和人生姿态之中。

采访当日，王蒙与妻子特意准备了一桌新疆饭：抓饭、羊排、肉馕……91岁的他依然能尽情享用这些美食。席间的羊肉和肉馕，是新疆朋友特意送来的。

王蒙用维吾尔语幽默地说：“王蒙在，馕在。”他最怀念的，是房东阿卜都热合曼的妻子赫里倩姆打的馕，他形容那馕是“牛奶欻地倒进去”做的，十分有营养。在生活拮据、以粗粮为主的年代，那里的老百姓也坚持用珍贵的“白面馕”和淡茶款待他。

采访中，王蒙两次提到“热烈”。一次是谈及新疆的岁月，而另一次是新中国的成立。王蒙的创作突出表现在对时代热烈气息的捕捉和定格。

王蒙回忆，1949年，在北京，青年人在工作之余，“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唱歌跳舞。”

“这种热烈在人生当中是很难得的，并非每日可寻。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种新生活的开始写下来。”他说。

正是独属于他的这份体验与观察，催生了王蒙的第一部小说《青春万岁》。那年，王蒙19岁。

他曾说：“我的少年、青年时代赶上革命成功和新中国成立，这给我的人生奠定了光明的底色，即使我日后遇到了一些曲折和挑战，也始终热情澎湃地书写时代、书写生活。”

随着一部部饱含强烈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王蒙的文学创作横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各个时期。他与共和国发展历史相伴、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文学作品，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时至今日，王蒙创作了百余部（篇）小说，以及散文、诗歌、传记、文艺评论等各类作品，总计达2000多万字，被译成30余种文字在各国和地区出版。

王蒙曾自陈：“我喜欢语言，也喜欢文字。在语言和文字中间，我如鱼得水。”这份热爱驱动他在创作上不断创新求变。

他大胆借鉴西方现代文学技巧，作品中可见 “意识流”“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戏剧” 等的影响。在长篇新作《猴儿与少年》中，他更是大量将现代词汇甚至网络用语，直接植入1950年代的劳动场景。

如今，网络文学盛行、碎片化阅读成为常态，AI写作引发人机关系思辨。在王蒙看来，文学依旧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文学最强调的是个性，个体在创作中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

他自身便是文学个性价值的生动注脚。躬身践行此道，笔耕不辍，2025年上半年，王蒙出版新书《诗词中国》，发表中篇小说《夏天的念想》，他的《品读聊斋》也将出版。最令他欣慰的是，作家出版社再版了《在伊犁》，掀起了构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讨论。

王蒙的妻子单三娅笑称他是掐着秒表度日的人，每天阅读、写作、锻炼，甚至坚持游泳。

“我觉得人活着一辈子没有比学习更好的事，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个快乐和满足的过程，比吃饭和喝酒还快乐。”王蒙爽朗的笑声在屋内回荡。

9岁读雨果的《悲惨世界》；青年时期饱览大量苏俄小说，其中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对他影响至深；老年深研古典文学与哲学，称红楼梦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还撰写了《我的人生哲学》《中国天机》等作品。

语言的魅力始终深深吸引着他。在新疆生活期间，他掌握了维吾尔语。此后，又学习英语与德语。一次访德期间，他在6个星期里坚持每晚参加德语学习班。虽以“未能精通”自谦，但在采访现场，他饶有兴致地向记者演示如何用德语打车，不同语言之间发音的区别。深厚的语言功底帮助他翻译了多篇英文与维吾尔文小说，收录于《王蒙文集》中。

“学习有什么用？”王蒙说，“如果不学习，用的时候现学就来不及了。”

面对年龄的增长，王蒙说，他既不悲观也不恐惧。他在《我的人生哲学》一书中就谈到“黄昏哲学”：老年是享受的季节，享受生活也享受思想。

他说，多接触、注意、欣赏、流连大自然；多欣赏艺术，特别是音乐；幽默一点，要允许旁人开自己的玩笑，要懂得自嘲解嘲；要多几个“世界”，可以读书，可以打牌 ,可以清雅，可以不避俗……

他借用一句维吾尔谚语表达心境——

“出生之后，除了死亡，都是寻求快乐的过程。”

王蒙与祖国共同前进着，与人民共同快乐着。

知识点共读

当代文学发展到90年代,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这变化在80年代中后期就初露端倪,但是到了90年代,这变化更是以剧烈的方式显现,甚至超出了人们惯常的思维模式之外。 年代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历史转折点 与以往时代不同,90年代出现了市场经济、全球化、大众文化、消费、传媒、资本等一系列对文学的发展造成影响的新因素,这些新因素颠覆了封闭、僵化的旧文学场,而形成了一个 也正是这些新因素以合力的方式共同导致了90年代文学的转型。

新写实小说，是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既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

在社会转型时期，和“先锋小说”同时或稍后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品有刘震云《一地鸡毛》、《单位》，刘恒《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池莉《烦恼人生》等； 般被认为是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先声。

关注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 ，虽然仍归于现实主义范畴，但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

方方、刘震云、刘恒、叶兆言等作家创作了一大批新写实小说，形成了80年代中国文学的最后一个高潮与热点。

进入90年代，新写实小说由80年代较典型的悲剧形态喜剧的形态转化，具有了 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解构、消解和反讽的特征 。表明了新写实小说正在走向成熟

余秋雨的历史散文取材广泛，从敦煌石窟到渤海古城，从魏晋风流到科举制度，但始终围绕山水古迹和历史文化。

他笔下的山水不是自然山水，而是指涉文化内涵的人文山水，文章大多因山水景观起兴发语，以文化情怀曲终奏雅。这种对历史文化题材的选择很容易吸引具有共同文化积淀的海内外华人。

。余秋雨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具有较高的语言驾驭能力。

他能在散文创作中把“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转化成活泼生动而又清新流畅的语言表述，从而一改学者文章“端肃板正”的写作姿态。

②余秋雨在写作“文化散文”时并没有隐匿主体“我”，而始终裸露出“我”的所思所感，从而使他的

③余秋雨在散文创作中也充分发挥了他 。他能通过自己的想象“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从而使散文叙事具有了小说一般的虚构性、细节性及现场感。

“文化”的有效糅合虽然使余秋雨的散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也在很多方面限制了他的艺术成就。

①“文化散文”借人文山水抒发文化情怀面临着重复与雷同的困境；

②余秋雨文化散文经常被人诟病的是文中许多知识性的“硬伤”；

③余秋雨的理性眼光对历史的审视虽然被人赞赏，但这种温柔敦厚的姿态远远达不到鲁迅冷峻的目光所能看到的深度。

在文化散文中注入作者的主体感情虽然是其特点，但有时他却过于放纵，而使之沦为矫揉造作的煽情、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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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何以称为“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指出：“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在此提出了实录的两条标准。其一，其文直，其事核，即文字要质朴，说事要真实。其二，不虚美，不隐恶，即善与恶都要说，不为尊者讳，秉笔直书，全面真实地呈现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原貌。凡是读过《史记》的都知道，《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的巨著，体大思精，既有历史的记录，又有文学的描述，何以称为“实录”呢？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文直事核是实录的最基本精神，也是历史著述最基本的方法。它要求史家作史有据，要全面地占有材料，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全面而系统地直书史事，不做任何曲笔或漏略。司马迁写历史，全方位地展现社会生活，他写了各色人物的传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这是实录精神的一种反映。

实录精神要求对具体史实的载述，要符合事实的本来面目，不能随从流俗和习惯，要对讹传的史事作细致的调查和考证。史料真实是史书可信的基本前提，凡是严肃的史家都会广泛地搜集史料，并加以审慎地考订和选择，写出真实的历史，揭示历史的真相。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司马迁作《史记》，以继《春秋》为己任，从学术思想、撰述方法和著史实践上全面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原则，创立了“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考信标准和考订方法，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楷模。司马迁在许多篇章作出交代，说明所引据的史籍或其他根据。如《五帝本纪》：“予读《春秋》《国语》。”《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的甲骨文所证实，为此，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

“不虚美，不隐恶”，就是记叙态度严谨，反映事实准确，不仅善恶必书，而且恰如其分：对“善”不虚张，对“恶”不隐讳。司马迁记叙历史事件和人物，一般不做全盘肯定或否定，而是原原本本讲清人物言谈行事，以及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依据事实，给予客观的评价。例如，司马迁反对秦朝的暴政，却肯定秦朝的统一之功和制度体系；司马迁颂扬汉家一统，却又深刻地揭露了汉家帝王的一些隐私和弊政；司马迁肯定项羽灭秦之功，把他塑造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但也批判了他的残暴不仁。特别是对高祖刘邦的记述堪称典范。刘邦是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是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是位有远见卓识、智谋过人、善于用人、从谏如流的布衣皇帝，但是司马迁没有完全写他的丰功伟绩，没有一味地歌功颂德，而是写了他流氓无赖的一面，写了他性格上的缺点，如好酒好色、言行粗鲁、奸诈圆滑等等。司马迁力求做到尊重客观的历史实际，写出实录的历史，还历史真实的面貌。

“不虚美，不隐恶”，不仅要求史家作史要有根有据，全面系统地直书史事，而且要求史家具有求是、求真的高尚史德。不仅需要眼光，而且需要胆量和气魄。唐代的刘知几特别肯定了司马迁的“述汉非”，指出史家直笔，贵在对现实生活不合理部分的批判。“述汉非”，从高祖一直到汉武帝，下到各级官吏，无论儒生还是酷吏，对百年汉史的整个面貌，都做了深刻的“微文刺讥”。难怪东汉的王允把《史记》斥为“谤书”，足见司马迁批判的力度之大。试想，如果一个史家没有批判现实的勇气、没有爱憎分明的立场、没有直言不讳的精神，那么史家就丧失了史德，也就没有史家的地位和历史的价值。

也许许多朋友会有疑问，如果说《史记》中有实录的部分可以承认，但是《史记》中还有许多对话、独白以及场景、细节描写，具有想象的成分，怎么能称为“实录”呢？这个疑问自《史记》问世以来，存在了两千余年，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了探讨。当代的钱钟书在《管锥篇》中进行了概括：“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钱钟书认为历史学家撰写史书，不能像文学家一样随心所欲虚构情景，而要立足实际，潜心研究，仔细思考，要合情合理，尊重历史事实。他所概括的这种“遥情想象”的方法，对于认识《史记》中具有想象特征的内容，有拨云见日般的指导意义。《史记》中这部分具有想象特征的内容，都是司马迁基于史料及民间素材，据人物性格和生活逻辑，加以自己的经验，经合理遥体揣摩而形成的。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史记》主干实，枝叶虚，只有细节的虚构，是合理的遥情想象。

司马迁记载“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为的是传之久远，深恐“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所以要着意刻画人物形象，“面目活现”，故在他所写的史事中添加某些细节的补充和想象，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事实的真实，只是说明发生了什么事，历史的真实是要揭示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所以合情入理的想象与评析补充是合乎逻辑的。以“鸿门宴”为例，按史笔写：“某年某月某日，刘邦与项羽会于鸿门，嫌隙稍解。”几十字足矣，而司马迁却铺陈了1000余字的大块文章，补充了许多史事和细节，展示了两大集团君臣的智略与斗争艺术。整个情节惊心动魄，有对话、有神态、有起伏、有高潮，扣人心弦，故事性强。细节揭示了人物性格与处事风格，道出了成败的原因，从而反映了最大的真实。这就是运用“遥情想象”的生动事例。《史记》通过“遥情想象”的独特方法，把历史写活了，使后人读之，犹如身临其境。因此，《史记》中这些“遥情想象”的内容，虽不是实录，但合情入理、合乎逻辑，是对实录有益的补充。

黑格尔说过：“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了的……尤其使人惊叹的，便是他们历史著作的精细正确。”《史记》作为中国正史的第一部，以“实录”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为后世史书作出了表率。（作者：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