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名状完全解析晚清三巨头的真实面目
在晚清时期，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这个时代，有三个人物被誉为晚清三巨头，他们的地位显赫，但却又让人捉摸不透。他们分别是狄大人和陈大人在内的三位大人。
狄大人，位高权重，他的影响力遍布全国。然而，他的面孔却显得严肃而冷漠，仿佛一副死人的面孔。这种表情让人不禁怀疑他究竟是人是鬼。
陈大人的面容同样令人费解。尽管他的脸上带着微笑，但这种笑容却显得僵硬而不自然，仿佛是在强装笑脸。这种笑容让人联想到一具死去的尸体，面无表情地笑着。
姜大人则相对较为低调，但他的地位依然不容小视。他的脸庞虽然还有血色，但与狄和陈两位大人的表情相比，显得格外正常。然而，这种正常似乎也是一种伪装，让人们更加好奇这三位大人的真实身份和目的。
总的来说，晚清三巨头，他们是人还是鬼？这个问题至今仍然让人难以解答。而他们所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在慈禧太后活着的时候，竟然敢闹出东南互保、刺马案这样的反叛举动，更是让人瞠目结舌。这些谜团，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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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三巨头，为什么不少人更喜欢左宗棠？
镇压农民起义，对于一个封建官僚来说不是啥问题。双方立场不同，要是靠谈判就解决了，多少沾那么点玄幻，打几仗甚至打个你死我活是难免的。
但是，镇压手段的区别划出了人和畜牲的分界。
这还是曾国藩自己的幕僚赵烈文写的比较委婉的说法。
李鸿章在苏州杀降，同时纵兵劫掠，“士卒乘势劫掠，满城大乱”。
程学启还趁机搞了一番惺惺作态的表演。
不过，杀降的罪行要比屠杀普通老百姓次一等，李鸿章手下这帮人以劫财劫色为主，而非特意组织大屠杀，是普通的军阀水平。虽然还是应该先崩后问，但是和湘军那帮纯牲口比起来，还是有资格五十步笑百步的。
湘军和淮军对江南经济破坏到什么程度呢？大清肯定不会闲着没事记录自己到底杀了多少人，我们看看有洋人帮忙统计的数据。1852年的时候，上海海关输出的生丝总共是2.5万包，经过太平天国十年经营，到1863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万包，而到了太平天国失败的1864年，变成了4万包。
清朝最大的刻书中心原本就是江南，以江宁和苏州尤为重镇，而到了19世纪后期，刻书中心却变成了长沙、宝庆、茶陵，猜猜是因为啥？
再看左宗棠呢？他说自己的兵“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完善如初”，这个其实是多少有点夸张的，光是有记载的左宗棠惩治犯错误的部下的例子就不少，徐占彪就曾经因为军纪差被撤回了巴里坤。但是，犯了错误还处罚，这一点就吊打曾国藩、李鸿章了。
总体来看，左宗棠在新疆的军纪在封建军队中绝对是优秀水平，虽说也经常有人违反军纪，但有约束有处罚，总体上维持着纪律稳定，能把清军带成这样，没法要求更多了。更何况，左宗棠在新疆还实实在在搞了种地、植树等经济建设。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时候曾经告诫手下： “大军规复旧疆，是吊伐之师，与寻常讨贼有异。”那么，“寻常讨贼”的时候是什么作风可想而知。
但即便是“寻常讨贼”的时候，左宗棠部队的表现也是封建军队正常水平。祸害老百姓肯定是有的，但左宗棠一没带头抢，二来又一直在做约束，在那个时代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是正常官僚的水平。
杀降的事，左宗棠就比李鸿章要脸得多，他对想杀的人压根不接受投降，在谈判的时候就动手，对马化龙、马文禄都是如此。何况这俩人算啥农民起义，马化龙是门宦，马文禄是绿营的都司，正四品武官，都是吸底层回民的血养肥的，就是乱世军阀而已。回变从农村械斗变成大规模杀戮，就是这帮人和清朝的贪官污吏一起挑唆的。
杀人过多的时候也有，但是在这会儿，冲进敌营后见男人就是杀实在是惯常操作，哪怕戚继光剿倭寇的时候也不可能每次都先问一句“你是不是被掳来的胁从”。封建时代那些被评价为军纪良好的军队，其实大多也或多或少都这么干过，有的时候特别注意甄别，有的时候就不问首恶胁从，一律死刑起步。如果把这个也算进屠杀，那就洪洞县内无好人了。
可以对比一下李鸿章苏州之役和左宗棠肃州之役，看看其中的区别。
苏州之役，太平军仍有一战之力，清军难以轻易破城。郜永宽等人与清军事先密谋，戈登做担保，然后他们才杀害谭绍光，开城投降清军。接着，李鸿章设宴诱杀降将，屠杀降卒，顺手祸害百姓，在苏州城内“无门不破，无处不搜”。
肃州之役，马文禄已经弹尽粮绝，穷途末路。而且，人口密集的苏州不同，肃州已经被马文禄屠杀过了，除了马文禄的嫡系人马和被掳来的胁从，共计六七千人，老幼妇孺则只剩千余人。马文禄想向左宗棠投降，左宗棠只答应老幼妇孺免死，让马文禄回去等消息，然后就突袭了马文禄。虽然用了诡计，但清军的确是自己攻进肃州的。
左宗棠破城之后下令“拨出老幼”，总共找出九百多人，但是“昏夜乱刃交加，有不及辨者”。事后左宗棠在给金和甫的书信中说：“弟自办军务以来，于发、捻投诚时，皆力主‘不妄杀，不搜赃’之禁令，弁丁犯者不赦。而于安插降众一事，万为尽心。即如克复肃州时，尚有不能尽行其志者。”承认自己在肃州确实误杀了不该杀的人，这书信后来还公开出版了。
而李鸿章对于苏州杀降则洋洋得意。梁启超《李鸿章传》中记载，李鸿章丢人都丢到国外去了。
这段话我没找到别的出处，可靠性存疑。但可以肯定，李鸿章从来没像左宗棠那样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然而，李鸿章是实实在在地背信弃义屠杀降兵，顺便劫掠百姓，而左宗棠只是以假装谈判作为计策掩护突袭，在破城后没控制好军队，波及了百姓。结果李鸿章拿这事当功绩来吹，左宗棠觉得这是自己的污点。
在和马化龙谈判的时候，左宗棠事先和马化龙签了生死状：“洋枪、军火实无藏匿，如经搜获，心甘坐罪，并取具切结。”他确实是想借着这事整死马化龙没错，因为他知道马化龙这样的军阀不可能放弃武装。但马化龙自认为能对付得了左宗棠，既然签了这个文书，那最后斗法失败，“官军复掘出洋枪、洋炮至千二百余杆之多”，也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而且在借着此事杀掉了马化龙的嫡系人马后，左宗棠给胁从和老弱都安排地方种地。“其贸易侨寓之客民及被掳、被胁之甘回三千余名，解赴平凉安插。金积堡老弱妇女一万二千余名口，解赴固原州附城数十里地方，分拨荒地安插。”在封建官僚中，这种施政已经算顶尖了。
这件事左宗棠确实也挺得意的，因为按照他和马化龙的约定，得官军搜查之后确认马化龙没有私藏武器，才算招安完成。既然搜出了武器，那就根本没有招安这码事了，自然就不算杀降。而且这次他进行了准确的甄别，没有伤及胁从和平民。
所以最终结论是：论人品，左宗棠不错，李鸿章不咋地，曾国藩没有。
然后论对抗外敌，保卫国家，这就不用我细说了吧。
孝义晋商三巨头的发迹史
司马镇张登阶一族，发迹于前清时代，因张的后人张风诏、张熊诏、张映昌3人，先后于乾隆、嘉庆皇帝在位的百余年间，一直在朝中充任工部侍郎一职，官职不大，但在朝中有位，又与京都地方官员有密切来往，因而张氏族人仅在京城一地经营两种商品，即形成垄断企业，大发其财。一种是制作营销白酒（即后来取名的“羊羔酒”）。他家在北京前门大街酿酒卖酒，位置有利，且白酒味浓、劲大，不仅京城市民，就连朝中文武官员也大加赞赏。嘉庆皇帝曾赏赐其“黄马褂”，并令北京城中只能卖张氏白酒。当年在北京就有“山西商人，火烧前门”之说，指的就是张家在前门大开烧坊一事。另一项是开设在京城大栅栏地方的“戏装花汗春商店”，这是和朝中宦官合伙经营的。当年朝中常年调津、京、沪3大城市的剧社进朝演出，其上演节目所需的一切设备、道具、服装、化妆品必须更新，由朝中拨款到“花汗春”取货。张家在发迹之后，于司马镇故乡修建7所豪华住处，还在当地置田，并开设十多处商号营业，成为孝义一邑的大富商。
李元晋，大孝堡人，清末举人，是孝义县清末民初首富。早在李元晋读书之际，其父李映湘已在本村占地千亩，李元晋中举后，又向周边村庄购置土地，面积达到2000亩以上。李元晋依托农业产品，在孝义先后开设了“德兴厚”、“义裕恒”、“玉和成”粮店，“荣发厚”、“崇庆祥”油店，“丰庆当”当铺。李元晋后来成为晋中一带大富豪，主要是依托两项他与官员合办的工商企业。一项是他与晋北镇守使张剑南、山西省银行副经理傅鉴西3人合股，在孝义城开设了“百逢源”商号。由于资金庞大，商店百货堆集如山，批发商品垄断了孝义城乡市场，汾阳、介休、灵石3个边邻县域的物价亦受到李家控制。另外在其“百逢源”商号内开设钱庄，又开辟了一条放贷、汇兑的商行业务，使李家收入剧增。另外一项是李元晋当选为北洋政府京议员后，常驻天津，结识了日本川畸造船公司经理，引进外资，于民国8年，合伙在孝义贤者村、胡家窑一带开设使用现代设备采煤的煤矿，取名“华兴煤矿有限公司”，使李家资产成为集工农商一体的省内巨富。 杜有桂，原孝义张家庄人，走西口发财后，欲在原籍大兴土木修建宅院，因张家庄没有宽敞地基，遂迁往樊家庄修建宅院3处、祠堂院1处，围场建畜棚、场房、磨房、工房一处，在樊家庄及本邑十多个村庄置良田2400亩，养畜100余头，另在古城内购置豪华宅院一处，开设钱庄，成为民国年间孝义有名的富商。 杜有桂的父亲杜风舞原是农民，为樊家庄人拉骆驼，常跑西口外运货，在内蒙阿拉善左旗发现有个王爷府在当地有钱有势，仅骆驼就养着上万头，便将自己的4个儿子有桂、有梅、有楠、有桐陆续引到这家王爷府喂畜当差。杜家四兄弟兄友弟恭、和睦团结、勤奋敬业。二子有梅，机灵有才干，很受王爷赏识，在王爷支持下，杜家开始养驼上千头为他人跑足赚钱。数年之后，有了资金，杜氏兄弟在阿拉善左旗修建成杜家府宅，在蒙人中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开始投资经商，在包头城、宁夏城两地设货场，以往天津口岸发皮毛货，又从天津购回蒙人所需生活用品的营业行商，到民国20年杜家的骆驼商队发展到8000余头，牧场上万亩，沿途客栈20余处，成为口外汉人驼队寄托的一支劲族，当地人称是“没底子财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