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生母是熹妃钮祜禄氏，还是地位低下的宫女？两道圣旨给出答案

清朝的皇帝中，乾隆皇帝的身世比较扑朔迷离。 按照官方说法，乾隆皇帝的生母是熹妃钮祜禄氏，出身世家大族。

但是在民间传说和野史中，乾隆是雍正皇帝一夜情的产物，雍正喝了鹿血酒，在热河行宫临幸了一个宫女李金桂。 可能是因为李金桂长得五大三粗，容貌上实在欠缺，雍正并不承认李金桂的身份，即便李金桂生了儿子弘历，也只是将这个儿子养在行宫里。

第三种说法则是乾隆的生母本是王府一个不受宠的格格钱氏生的，后来过继给钮祜禄氏，这才有了继承大统的资格。

在电视剧《甄嬛传》中，四阿哥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的身世，将民间野史的传闻和第三种说法结合了。弘历本是热河行宫里的宫女李金桂生的，一直低调地活在行宫里。后来甄嬛回宫需要更尊贵的身份，雍正便给甄嬛冠以钮祜禄氏，还将四阿哥弘历给甄嬛做养子。

有了甄嬛，再加上弘历本身就聪明伶俐，很快就受到雍正的重视。在斗倒了皇后和齐妃所生的三阿哥之后，四阿哥居长，本身又优秀，顺理成章地继承大统。

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一个宫女叫李金桂，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弘历登基是为乾隆皇帝，皇太后便是雍正皇帝的熹妃，这一点是公认的。

那么熹妃，究竟是格格钱氏，还是钮祜禄氏呢？

雍正皇帝还是王爷时，有嫡福晋乌拉那拉氏，侧福晋年氏和李氏，此时有记载钱氏的身份是格格。

雍正皇帝继位之初，颁布的圣旨如下：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谕旨：侧福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耿氏封为裕嫔，格格宋氏封为懋嫔。

嫡福晋乌拉那拉氏自然是皇后，通过圣旨我们可以知道，侧福晋年氏封为贵妃，李氏封为齐妃，

而在乾隆六年，整理的《清世宗宪皇帝实录》中，这道圣旨变成了：

【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尔部察例具奏。】

同一个封号不可能出现在两个妃子身上，所以只有一个解释， 便是格格钱氏和格格钮祜禄氏，是一个人。

这明显是个非常大的错误，妃位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后妃了，是有品级的。 那么清朝是怎么修复这个错误的呢？

雍正元年，雍正皇帝亲自下圣旨，封格格钱氏为熹妃；第二年，又下圣旨告诉大家，是允裪误写妃姓，所以圣旨错了，将允裪直降三级。

四阿哥弘历的生母，是母族强大，地位尊贵的钮祜禄氏，而不是钱氏。

但是，这道圣旨里不只有熹妃，还有贵妃和齐妃，更何况既然要册立为妃，就不只有一道圣旨，还会有分别的册宝，难道别的也都写错了？而且一道圣旨要经过重重部门的审核，难道没一个人看出来？

另外，我们还要再看雍正皇帝还是王爷时，几位福晋的身份。

除了嫡福晋乌拉那拉氏，侧福晋年氏、李氏都是汉人。

据《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列传第一·后妃》记载： “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四品典仪凌柱女。后年十三，事世宗潜邸，号格格”。

按清朝官方的说法，钮祜禄氏入府是格格，这就很不合理了 ，即便官方的解释是当时钮祜禄氏的父亲官职比较低。

钮祜禄氏毕竟是世家大族，是满族八大姓之一， 康熙一朝的一等公遏必隆、皇后、贵妃都出自钮祜禄氏家族。 钮祜禄氏在入雍亲王府时是康熙四十三年，即便钮祜禄氏父亲的官职低，也是八旗子弟，而且家族鼎盛。

再说侧妃李氏，康熙四十五年的玉牒内关于李氏的记载为：“侍妾李氏，李文璧之女”，这说明李氏不仅是汉人，还是没入旗的汉人，并且父亲连官职都没有。

如果熹妃真的是钮祜禄氏，她不应该久居李氏之下。

熹妃真实的身份，应当是钱氏，只是在雍正一朝，为了提高四阿哥弘历的身份，才冠以钮祜禄氏。

也只有这个说法，才能解释为何熹妃在王府时只是格格，而雍正登基后变成了熹妃。

钱氏十三岁入王府，但始终不受宠，直到当时还是王爷的雍正得了一种传染病，满府的姬妾都没有人敢前去照料，只有钱氏站了出来，悉心照料，最终得以康复。

之后，钱氏就在康熙五十年生下了儿子弘历。

康熙四十三年入府，康熙五十年才生子，这说明自她入府，起码六年无宠。

即便生下了弘历，钱氏依旧不得宠，因为这个时候大家熟悉的年氏入府了。

自年氏入府便是专宠，她是康熙亲自指婚，康熙五十四年首次生育，之后包揽了雍正皇帝十一年间所有子嗣，其它嫔妃在这十一年里都没有生育，足可见雍正对年氏的宠爱。

在这种情况下，钱氏还能被封妃，还能冠以满族大姓钮祜禄氏，就不得不感慨钱氏生了个好儿子。

弘历十岁时，康熙在圆明园宴会上见他聪明伶俐，举止有礼，对他大加赞赏。又见了弘历的生母钱氏，连说三句“有福之人”。 ，可以说雍正能登基，还是沾了这个儿子的光。

雍正自然不傻，看到儿子得康熙喜爱，他自然不会亏待钱氏。但是由于对年氏的喜爱，钱氏依旧没有宠爱。

等到雍正登基后，弘历几乎已经是内定的下一任继承人了。下一任皇帝，必然要有高贵的血统，钱氏的身份显然还不够。于是便给钱氏一个钮祜禄氏的身份，弘历的外家便成了钮祜禄家族。

乾隆皇帝登基后的做法也是太后本身是钱氏女子的佐证。

我们也都知道，乾隆登基后，奉生母钮祜禄氏为太后，对太后极尽孝顺，六次南巡，前四次都有太后，对外说法则是太后喜爱江南美景。

乾隆登基后，大肆封上皇太后的母族，其中提到：太后的母亲，是京畿宝坻县的汉人彭秀才之女；高祖母龙氏，早佩女箴，夙咸内则；曾祖母乔氏，赋性柔嘉。

如果太后真是钮祜禄氏，当时满汉不能通婚，钮祜禄氏这样的世家大族没有理由世代都娶汉家女子。

因此，乾隆的生母，应当就是那个不受宠的格格钱氏，后来为了提高身份才冠以钮祜禄氏。

不过不得不说，这女子确实是有福气的人，她生了乾隆，自己在八十六岁高龄上寿终正寝，享了四十多年清福。 而且据记载，钮祜禄氏的父母享年都在八十岁以上，乾隆皇帝也享年八十九岁，在古代都是寿数相当高的人，不得不说也是家族基因强大。

探秘李氏砭法：提升刮痧技巧的五天课程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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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常说，面临的挑战不论多大，我们都需在白天努力工作，晚上认真学习。这种教诲让我在每次听到时，都似乎要泪目。倘若没有老师的引导，我这样愚钝的人，怎能领悟到这些。我发誓，定将在传统文化的学习中深入探索功法、心法与技法的结合。在这条执砭的路上，我们共同成长，逐渐实现自身的提升。

李氏砭法的弘扬是我为实现老师愿景努力的一部分——“让李氏砭法走进千家万户”。

正如我在《童子谒青城》中所吟咏的：“手握铜砭柄，问痧青城峰。”五天学习的重温，每个清晨都伴随师长们的指导，穿山破石法的阐释让我明白了意念与心态是刮痧过程中的关键。助教的演示让我深刻反思，解决复杂问题需用简化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李氏虎符铜砭是打开健康大门的钥匙，而我们是何其幸运。

李氏砭法在持续创新中不断传承经典，注入新的活力，令我们倍觉责任重大。“刮痧易学难精”，这条真理在每次的实战中都被反复强调。只有按照老师的教诲去实践，才能真正领会砭法的奥义。通过此次课程，我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不足，回去后我会不遗余力地提升自己，践行“白天干活，晚上读书”的理念。

我期望能为李氏砭法的推广贡献力量，帮助更多人实现“藏医于民，民不疾困”的美好愿景。

高阳李氏家族（六）

遭此挫折，李霨深感恩威不测，却又不敢为自己强辩，只得上疏谢罪，杜门引咎。过了三月，他又奉旨官复原职，仍入阁内事。

清政权入主中原后，其在关外时期简陋的旧律已明显不适应新的形势。为此，摄政王多尔衮在顺治初年下令制定较为完备的法律，颁布了《大清律集解附例》。但是， 《大清律集解附例》沿袭了大明律的全部形式和内容，不啻为大明律的翻版，与清初的现实情况仍相去甚远。顺治在亲政后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试图再行纠正。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四月，李霨受命和大学士觉罗巴哈纳等校订律例。他们对外关时期的定例、上谕中的指示、各部院衙门条例历加分析，将应入律各条款录成满、汉文册，进呈与顺治。

顺治去世后，康熙帝玄烨即位，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引用顺治遗诏中自责之语，强调行事要遵循清太祖、太宗时期的旧制。于是，内阁又改为内三院，李霨改任弘文院大学士。因康熙即位时年龄尚小，所以康熙初年朝廷机务都由辅政大臣秉持。在辅政大臣中，索尼年老多病，遏必隆性情庸儒，鳌拜则意气骄横，与苏克萨哈政见多有不合。李霨身为阁臣，既要与辅政诸臣商议政务，又不愿卷入他们之间斗争的漩涡，委实要费些心思。他自有一套应付之规：每当鳌拜与苏克哈萨议政时发生了冲突，李霨总会先在一边默然静观。待一番争辩将息，他才缓缓谈出自己的简要观点，谋定是非。若见到票拟有所不当，他不会直接去要求改正，而是于谈笑间旁引曲喻，使他人渐渐醒悟，然后再慎重指出不当之处，提出更正之策，这样辅政诸臣每每能听取李霨的意见。

康熙六年（公元1667），康熙亲政，但鳌拜等人继续佐理政务。次年十二月，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劾奏钦天监监正杨光先、监副吴明恒推算的历法中有明显错误，请求举行实地测验，明辨是非。康熙并不保守，派李霨等人主持测验。李霨博学多识，对天文、历算并不陌生，因而主持测验胸有成竹。各项测验结果表明，南怀仁推算准确，杨光先、吴明恒则几乎一无是处。康熙得到 杨光先、吴明恒的职务，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 副。此后，康熙对西方自然科学一直保持着浓厚兴趣。

康熙八年（公元1669），康熙以果断的行动摧垮了鳌拜集团，将朝廷大权揽在自己手中。翌年，内三院再次改为内阁， 李霨改任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这年三月，由于康熙的命令， 李霨等人取得了与满族大学士相同的品级。至此， 李霨已算是一个较有资历的阁臣了。他熟悉朝中各种典章掌故。有时，内阁中遇事要检索案牍， 李霨吩咐属员取来某年某月的某份文卷，查之便得，令阁僚不能不叹服。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十月，“三藩”之乱爆发，清王朝的统治面临严峻考验。不久，漠南蒙古察哈尔部的布尔尼趁清军主力南下之机，起兵反叛，威胁京师。康熙心急如焚，急调兵马北上御敌。一时，李霨等阁臣煞是忙碌。李霨为康熙起草谕令，谋划时务，常常忙到深夜才退出就食，有事就留宿于内阁。间或有人向他提及机要，他要么回称不知，要么默然不应。康熙对他这种勤慎表现深表满意。布尔尼被击垮后，李霨对平定“三藩”亦陆续提出了一些主张。

在平定“三藩”的进程中，康熙于康熙十三年（公园1674）诏令臣员荐举素有情操者。李霨响应号召，推荐了元布政使王舜年、原参议道俞之炎、副贡生杨始亭。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朝廷征召博学鸿儒，吸引明朝遗老和各种人在参政，李霨又和大学士杜立等八人。第二年，各地应征博学鸿儒的人员到京参加御试，李霨奉命担任阅卷大臣，从中把握优劣。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正月，“三藩”之乱已然荡平，康熙在乾清宫大宴群臣，李霨受赐座于殿上，君臣赋诗酬唱。在康熙朝，李霨还曾两次任会试正考官，先后充任纂修《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世祖实录》、《明史》、《大清会典》、《平顶三逆方略》等典籍的总裁官，得加太子太傅、太子太师衔。需要指出的是，清朝廷实行“首崇满洲”的政策，汉官地位比不上满人。比如，清代大学士例兼各部尚书或管理某部事物，而六部实权长期操纵在满族尚书之手（六部长官设满、汉复职），委管部务的汉族大学士难以驾驭，在这种背景下，李霨自然无心亦不必终日沉溺政务。理正之暇，他和阁僚冯 溥、王熙等人一样，喜欢结交名士，竟尚诗文。不过，他在交际中胸襟磊落，严于自律，从不随便受他人馈赠，也无徇私废公之举。他居于相位多年，所获赏赐可谓优厚，但他向来生活简朴，不营货利，不置产业，亦不近声色之娱，倒是时常以个人俸禄周济族人和贫寒之士。在他的督导影响下，家人也都衣着朴素，不事张扬。时人礼部侍郎赵士麟非常推从李霨的言行风范，认为可以作世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