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宛西自治”善终副司令陈重华回忆别廷芳
民国初年，宛西地区盗匪猖獗，据1926年的统计，仅河南省南阳镇平县内，土匪的数量就达到一万多人。土匪的活动方式，由过去的夜聚明散、暗偷明抢、勒索富豪，发展到了明火执仗、贫富不分，甚至攻城掠寨。民无安宁之日。社会混乱，广大人民不堪其苦。另一方面，军阀混战，频繁更换驻军，或收编土匪扩充实力，或勾结土匪而分其利，或以“剿匪”为名抄家抄村，造成了河南民国史上兵匪不分的现象。很多土匪也把“拉竿做匪”当做升官的途径。拉的土匪越多，官府收编你的时候给的官职就越大，地方政权特别是贪官，变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已经无力履行对社会起码的功能和职责。1930年编修的《内乡县志》载“从古乱局，未有如此之甚者”，普通民众对现状极端地不满，那么对军队和地方政权彻底失望。
在这种背景下，宛西各县的地方精英包括内乡（含今西峡县）的别廷芳、邓县的宁洗古、淅川的陈重华与镇平的彭禹廷，这些“内为良心所驱迫，外受民众之请求”，挺身而出，凭借民间自发的武装从应付土匪开始拨乱求治。1930年9月27日，他们齐集内乡县杨集举行会议，成立自治指导委员会，制定了“十条公约”和“五不法则”，明确了自治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目标，以及“三自”方针。
宛西四县联防发起人之一，淅川县民团司令陈重华，1979年6月25日在台北接见外国学者时，对此事作了详述：
宛西四县未联防前，地方既受匪害又遭官军骚扰。民国十六年后，各路官军你来我往，在那个有枪就是王的时代，驻军可随意委任地方官员。这年内乡县半年时间六易县长，闹的地方不得安生，白日怕官军，夜间怕土匪。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联防，大家联成一片，过路官军就不敢轻易骚扰，土匪来了还可合力共剿。
1929 年秋，镇平县自治学者彭禹廷先生，到百泉村治学院任院长。聘请一批著名的村治派学者任教，学生达数百人。次年，内战又起，宛西一带匪乱尤烈。彭受地方人士力请归里，8月辞去院长职务，9月14日只身返回镇平，意欲四县联防。他知道我同别廷芳是朋友，先写信于我征求意见。信中曰： “目前中原战事又起，匪患遍地，动则千万，决非一县之力所能清剿，官府既不保民，军队多不剿匪，弟有意与兄和香斋联合，使宛西四县联防，有匪合剿，以保宛西之安宁，兄如赞同请速与香斋商议。” 别廷芳亦表示赞同。鉴于镇平县长反对自治，我们建议会议在内乡召开为宜，遂集会杨集，共商大计。
淅川人陈重华开封师院毕业，在匪盗横行时，受乡绅杨树芳等人之邀，公推为县民团团总，率众剿匪保境救黎民于水火。1923年他与内乡别廷芳因联合剿匪而一见如故。1949年7月，政权即将更迭，陈重华一个地方的土司令，竟然凭着读书人的敏感，离开淅川到了汉口，从汉口坐飞机到了广州，最后坐飞机朝东到了台湾。他带走了不少金条，在台湾日子过得还算是富足。1982年去世，活了92岁。1982年过春节，陈重华感到自己生命到了尽头，对自己的儿子说：“咱们老家有个西峡口，西峡口有个别廷芳，1933年彭禹廷死了，别廷芳说我的命大，朝东还有几十年的寿命。别廷芳读书不多，我的命却让他算中了。他是司令，活了58岁，得病而死，算是善终。宁洗古是副司令，活了24岁。彭禹廷也是副司令，活了41岁。都是被暗杀的，不能算善终。三个副司令里，我排在最后一个，我也死在最后一个，也算是善终。别司令说，都是命啊，一辈子都在自己命的圈子里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还死在命的圈子里。我命的圈子有个豁口，今年就圆了，我今年就要死了。”1982年9月，陈重华在台北家中去世。最后几分钟，他看见别廷芳拿着一个毛笔，把一个圈子的豁口涂抹的很圆很圆。然后，吐出最后一口气，死了。
此文章为中原子曰（入驻一点号的媒体名称）原创，特此声明！
民国“宛西自治”善终副司令陈重华回忆别廷芳
民国初年，宛西地区盗匪猖獗，据1926年的统计，仅河南省南阳镇平县内，土匪的数量就达到一万多人。土匪的活动方式，由过去的夜聚明散、暗偷明抢、勒索富豪，发展到了明火执仗、贫富不分，甚至攻城掠寨。民无安宁之日。社会混乱，广大人民不堪其苦。另一方面，军阀混战，频繁更换驻军，或收编土匪扩充实力，或勾结土匪而分其利，或以“剿匪”为名抄家抄村，造成了河南民国史上兵匪不分的现象。很多土匪也把“拉竿做匪”当做升官的途径。拉的土匪越多，官府收编你的时候给的官职就越大，地方政权特别是贪官，变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已经无力履行对社会起码的功能和职责。1930年编修的《内乡县志》载“从古乱局，未有如此之甚者”，普通民众对现状极端地不满，那么对军队和地方政权彻底失望。
在这种背景下，宛西各县的地方精英包括内乡（含今西峡县）的别廷芳、邓县的宁洗古、淅川的陈重华与镇平的彭禹廷，这些“内为良心所驱迫，外受民众之请求”，挺身而出，凭借民间自发的武装从应付土匪开始拨乱求治。1930年9月27日，他们齐集内乡县杨集举行会议，成立自治指导委员会，制定了“十条公约”和“五不法则”，明确了自治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目标，以及“三自”方针。
宛西四县联防发起人之一，淅川县民团司令陈重华，1979年6月25日在台北接见外国学者时，对此事作了详述：
宛西四县未联防前，地方既受匪害又遭官军骚扰。民国十六年后，各路官军你来我往，在那个有枪就是王的时代，驻军可随意委任地方官员。这年内乡县半年时间六易县长，闹的地方不得安生，白日怕官军，夜间怕土匪。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联防，大家联成一片，过路官军就不敢轻易骚扰，土匪来了还可合力共剿。
1929 年秋，镇平县自治学者彭禹廷先生，到百泉村治学院任院长。聘请一批著名的村治派学者任教，学生达数百人。次年，内战又起，宛西一带匪乱尤烈。彭受地方人士力请归里，8月辞去院长职务，9月14日只身返回镇平，意欲四县联防。他知道我同别廷芳是朋友，先写信于我征求意见。信中曰： “目前中原战事又起，匪患遍地，动则千万，决非一县之力所能清剿，官府既不保民，军队多不剿匪，弟有意与兄和香斋联合，使宛西四县联防，有匪合剿，以保宛西之安宁，兄如赞同请速与香斋商议。” 别廷芳亦表示赞同。鉴于镇平县长反对自治，我们建议会议在内乡召开为宜，遂集会杨集，共商大计。
淅川人陈重华开封师院毕业，在匪盗横行时，受乡绅杨树芳等人之邀，公推为县民团团总，率众剿匪保境救黎民于水火。1923年他与内乡别廷芳因联合剿匪而一见如故。1949年7月，政权即将更迭，陈重华一个地方的土司令，竟然凭着读书人的敏感，离开淅川到了汉口，从汉口坐飞机到了广州，最后坐飞机朝东到了台湾。他带走了不少金条，在台湾日子过得还算是富足。1982年去世，活了92岁。1982年过春节，陈重华感到自己生命到了尽头，对自己的儿子说：“咱们老家有个西峡口，西峡口有个别廷芳，1933年彭禹廷死了，别廷芳说我的命大，朝东还有几十年的寿命。别廷芳读书不多，我的命却让他算中了。他是司令，活了58岁，得病而死，算是善终。宁洗古是副司令，活了24岁。彭禹廷也是副司令，活了41岁。都是被暗杀的，不能算善终。三个副司令里，我排在最后一个，我也死在最后一个，也算是善终。别司令说，都是命啊，一辈子都在自己命的圈子里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还死在命的圈子里。我命的圈子有个豁口，今年就圆了，我今年就要死了。”1982年9月，陈重华在台北家中去世。最后几分钟，他看见别廷芳拿着一个毛笔，把一个圈子的豁口涂抹的很圆很圆。然后，吐出最后一口气，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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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珊：气质太出众，半个文坛为她争风吃醋，追求者几乎皆不得善终
你可能不知道，有这样一位民国美女，她既是才华横溢的话剧演员，又成为那个时代男性文人竞相追逐的对象。她的名字叫俞珊，她的一生如同民国风云的大戏，极具戏剧性。但令人震惊的是，与她纠缠的男人们，大多结局凄凉：徐志摩坠机、闻一多遇刺、田汉死于狱中，连她的丈夫都因她自尽。这究竟是命运的偶然，还是美貌的诅咒？俞珊的故事，既令当时人疯狂，也让后人深思。到底是这些男性难以自持，还是她游走暧昧的选择酿下悲剧？今天我们从头说起，看这场悲剧背后的真相。
俞珊，一位天生具备明星潜力的贵族姑娘。她的祖父曾教导过鲁迅，父亲是铁路局局长，优渥的家庭加之西洋文化的熏陶，让她不仅美貌出众，性格还开朗洒脱。这样独特的光环，无疑为她引来大批仰慕者，包括那些在文坛叱咤风云的才子。但她的生命，如同一部莎剧中的女主角带有一种宿命般的悲剧感。戏剧生涯的开始，也成为俞珊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南国社的舞台上，她凭借美貌与演技脱颖而出，而一场吻戏让她一夜成名。但也正是从这一刻起，她的生活多了几分混乱的色彩。徐志摩是她众多追求者中的一位，这个民国时期最具争议的浪漫诗人沉迷于她的美丽。徐志摩此时已经与陆小曼结婚，后者为了保住这段婚姻，与俞珊展开了一场暗潮涌动的“战争”。陆小曼的怒火是否点燃了徐志摩的婚姻倒计时？徐志摩为何频频深夜独坐，手捧俞珊的衣物发呆？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互动逐渐变成令人遗憾的悲剧。
徐志摩和俞珊的暧昧关系，很快让徐志摩的好友梁秋实也对她产生浓厚兴趣。梁秋实在一次聚会中初见俞珊后，甚至私下称她是“蛇蝎美人”，但这句评价并非带有贬义，更多是一种近乎敬畏的感叹。我们再看看俞珊的婚姻她的丈夫赵太侔为她如此痴迷，甚至与原配离婚。可谁又能想到，这段“以死相逼”换来的婚姻不过是另一场悲剧的开始。赵太侔的婚后生活无法承受俞珊与其他男子的若即若离，他选择投海自尽作为终结。与俞珊纠缠的男子越多，似乎越没有一个得善终。俞珊究竟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她的魅力超越了理性，还是这些男子本就习惯于“不理智”？每个人都有不同解读。历史并没有为俞珊“定罪”，但也没有完全为她辩护。落入她眼中的人似乎都像飞蛾扑火，结果不是被灼烧，就是因爱疯魔。闻一多年长俞珊许多，但在《奇迹》一书中，他对她展露出的情感却胜过许多年轻人的炽热。这种复杂感情让闻一多妻子心寒，一个普通家庭妇女，如何面对一个才气横溢的丈夫感情外泄的干涸？而闻一多的朋友却对他提出忠告：“该止了。”闻一多最终选择结束这段不伦之情，但他的内心是否真正平静无波，我们不得而知。许多人认为，民国文人对才女的痴迷是一种文化现象，与其说是俞珊的“过错”，不如说是这些文人对美的追求和权力的不平等塑造了这样的悲剧。
到了田汉这里，又是一场戏剧冲突。作为南国社的核心人物，田汉不仅欣赏俞珊的话剧能力，还陷入了情感漩涡。他对俞珊的女主角角色有着绝对的偏爱，甚至暗暗表示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田汉的一生确实如他所愿，以悲剧收尾。曾认定俞珊是唯一撒哈拉玫瑰的他，也没能逃过命运的捉弄。这是不是俞珊的“诅咒”呢？不只是民国的男子对她痴迷，甚至连梁秋实这样的观察者，最终也被美色所俘获。俞珊的婚姻持续动荡，她的家庭已经濒临崩溃，而她选择面对这些男性的态度却显得从容甚至冷淡。难道美丽的代价，就是她注定要毁灭身边的热爱者？美人关能让英雄失足，但也让她自己的人生增添了无限的疮痍。随着俞珊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位民国时期的明星除了成为文人的“梦中情人”，似乎也被时代抛弃了。那些曾经热爱并追逐她的人，最终的结局都令人心痛。有人评价她是民国文坛的黑暗之花，可这种指控真的公平吗？徐志摩的滥情本就是命中注定，闻一多的浪漫无法填满现实落差，而赵太侔的最新悲剧则是个人心理无法承受的极端表现。俞珊是否真的要为这些人的不幸负责？后来她的职业生涯逐渐走下坡路，社会对她的态度也开始变化，她从耀眼的舞台上逐渐沉寂。那些曾经与她有关的风波并未消散。她的人生如同一场将故事都凝结在一起的话剧，表面平静但始终暗藏波澜。
俞珊的一生，既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缩影，也是一场浪漫与悲剧交织的生命旅程。若从反方角度俞珊的美和才华早就注定她站在聚光灯下，但她与众多男性的纠葛，却也暴露了民国时代对女性权力的苛刻限定。当这些男性被俞珊吸引时，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非俞珊的“邀请”。试问，美貌真的是唯一“罪责”，还是那些文人的难以自持才酿成了这些悲剧？或许，用美人关来解释这些故事并不全面，美貌本身并不带原罪，只不过它恰好成为一些人不幸的人生缩影。俞珊的故事难免让人唏嘘，但这背后反映的民国文人对爱情的执念更值得探讨。如果徐志摩、闻一多、田汉等人学会“收敛”自己的感情，与她保持舒适距离，是否能规避一些悲剧？又或者，这场风潮恰恰说明了人类无法抗拒美的吸引力？追逐美是本能，但如何赋予美以责任，你怎么看呢？欢迎留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