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古代中医，因为做人体解剖，被同行斥为“邪人”

中国传统医学对于人体构造的了解，深受《黄帝内经》等秦汉时期著作的影响。此后两千年间，除极个别医生因做过人体解剖，对脏腑位置有直接观察外，绝大多数古代医生坚持《黄帝内经》中那种阴阳五行和五脏六腑相对应的身体观，并不深究脏腑在人体内的真实情况。

在所有曾做过人体解剖实验的古代医生中，以王清任（1768~1831）最为著名。

王相信“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但在阅读中医典籍时发现，古书对脏腑的记述“处处自相矛盾”。 他于是将古人对脾、肺、肾、心、胃、小肠等器官的错误观点一一列举，如：

意即，有的书说两肾间的“动气”是命门，有的书又说右肾是命门，全无依据。

嘉庆二年（1797年）发生在滦州稻地镇的一场瘟疫，为王清任观察人体构造提供了机会。

当地很多草草掩埋的病故儿童，遭野狗撕咬，遍地“破腹露脏”。王清任每天去观察这些尸体：

唯一让王清任遗憾的是，因为尸体都曾遭野狗啃食，他没能观察到脏腑间的“隔膜”。

后来，王清任又三次到刑场观察死尸，也没能如愿看到“隔膜”。直至他的一位病人——曾镇守哈密、见惯死者的某官员，向王清任解释了有关“隔膜”的问题。

前后历时42年，王清任终于大体弄清楚了脏腑在人体内的情况。

他将自己所知的脏腑情况绘制成图，附在《医林改错》一书中，刊行于世。他自言：

他希望以后的医生能够参照脏腑图，更好地治病救人：

通过亲自解剖和研究，王清任纠正了《黄帝内经》《难经》等中医典籍里的很多错误。

他绘制的脏腑图，胃、肝等画的都比过去更加准确；脾由竖置改为横卧；隔膜被正确画出；肺上不再有“孔窍”；胰腺更是第一次出现……③

对于传统医学理论，王清任多有驳斥。

他否认所谓“三焦”的存在，第一次系统研究了“经络”的实质。通过解剖，他发现中医传统上所说“灵机在心”“心主神明”都是错的，真正产生意识、感觉的是“脑髓”，即大脑。

因条件所限，《医林改错》中也有很多失误。

比如，书中认为心中无血；将动脉当作气管；观察吸气、吐气、吐痰等和肺无关；把精道、血管、溺孔等绘为互通；把大肠（结肠）画的有如小肠（空回肠）等。④

王清任的研究方法，及《医林改错》中鲜明的正误共存，导致其人其书，在中国传统医学界饱受争议。

在抨击者看来，王清任可谓道德沦丧，嘉庆年间的名医陆九芝说他是：

清代儒医陈年祖也指责他“不仁”，乃“狂徒”“邪人”。⑤

当代中医，多认为王清任“越改越错，错中加错”，如名医蒲辅周说他：

中国传统医学，长期以来仅关注脏腑功能，而不在意脏腑形态；研究人体，依靠的是阴阳五行学说，而非实体观察。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很多古代儒医认为，并不需要借助解剖实验来认知人体；王清任的努力，也因此在他们眼里变得全无意义。

王清任通过解剖观察脏腑，并敢于质疑《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传世经典，使 《医林改错》成为中医学突破阴阳五行哲学体系，走向现代化的先声

最早汇通中西医学的陈定泰，正是在王清任及《医林改错》的启发下，参考西方的解剖图谱，才绘制出较为精确的“脏腑全图”。

时至今日，学术界对王清任的肯定，已更多地集中在其科学实证精神，而非苛责其《医林改错》本身也存在不少错误。如谓王清任：

可惜的是，王清任的科学实证精神，并没有能够被后来的中国传统医学所继承。

一是如前文所说，当时主流中医从伦理上鄙夷王清任的解剖实验，且坚信《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不认为中医发展要借助解剖。

二是王清任出版《医林改错》后不久，西医著作就大规模传入中国，学习解剖及脏腑的相关知识，直接阅读水平更高的外国著作即可。⑩

于是，在《医林改错》中，只有居于次要地位的“逐淤活血方药”，因为切合中国传统医学的气血理论，仍被中医沿用至今，王清任其他更重要的学术遗产，反被长期湮没。

王清任万万不会想到，在他过世一百余年后，《黄帝内经》及其荒唐的“阴阳五行”理论，依旧被中国传统医学界奉为圭臬。

古代结婚，用被有什么讲究？

东方网-东方头条消息，在寒冷的冬天，夜里上床睡觉，拥有一床大大的暖暖的被子，是再舒服不过的事情了。

被子在现代人看来是很普通、也不值钱的睡眠用具，但在古人眼里却是重要的“家当”，是财富象征之一，被子大小也显示一个人的家庭地位如何，受不受尊重。

《梁书·裴之横传》（卷二十八）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曾任吴兴太守的裴之横，少年时不学好，用今天的话来说，整天不做正业，鬼混。其兄裴之高为了激励他，有意做了一床不宽的小被子给他盖，并且只给他吃蔬食。裴之横发誓：“大丈夫富贵，必作百幅被！”后来，裴之横果然发达了，真的做了一床百幅宽的被子。

如此大的被子可谓“古代第一被”，放在今天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只是不知道这么大的被子怎么盖？但被子的功能是保暖，有条件的尽量做大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在实际中也是这么做的。

在大小上，古人结婚用被便很讲究，除了用料好外，被幅都不小。古人为什么要将婚被做得大一点？因为是双人用啊。过去小夫妻都睡一被筒里，而不像现代，不少新婚男女同床分被窝，说是卫生，还不影响对方休息。但即使各睡各的被窝，在双方需要做那种活时，还得钻到一个被窝里，被子过烛身子会露出来的，不只尴尬，还容易受凉，所以，现代的婚被也不小的。

古人结婚少不了要陪婚被的，新娘嫁妆中陪被子，新郎婚床上置被子，即便在夏天结婚，也要准备好秋天要用的被子。

有条件的人家，被子用绫罗绸缎来做，所谓“锦被”、“绮被”、“罗被”都属于这类高级被子。据宋李昉《太平御览·服用部九》（卷七百零七）引《东宫旧事》，晋太子便有“七彩文绮被，又有绛文罗被”。

太子结婚时要准备：“彩柸文绮被一、绛具文罗一幅被一、绛罗文绣四五幅被一。”（另据《太平御览·皇亲部》（卷一百四十九）“太忆妃”条引《东宫旧事》，晋朝太子纳妃结婚时要准备被子：“绛真文罗一幅被子一，绛罗绣四幅被一。”）

结婚用被因为都是双人被，又叫“鸳鸯被”、“合欢被”，文雅一点的称为“鸳衾”。东汉《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首《客从远方来》这样写道：“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从古诗中可以知道，被子在古代男女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记载，赵飞燕在当上汉成帝刘骜第二任皇后，她的妹妹送了一批高档用品，其中就有“鸳鸯被”、“鸳鸯褥”。

古代最著名的一床鸳鸯被，大概是后蜀主孟昶的。

据元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卷七）：“鸳衾，孟蜀主一锦被，其阔犹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织成。”陶宗仪之所以记下孟昶这床鸳鸯被，是因为这被子制作特别，古今仅见：“被头作二穴，若云版样，盖以叩于项下。如盘领状，两侧余锦则拥覆于肩。”

把被头挖成衣领样，盖身上时刚好露出两头，这种夫妻双人被设计，很符合人体工程结构，既特别，又温情，是不是很有意思。

（原标题：古代结婚用被有什么讲究？）

被排斥与被神化的中国古代外科手术

“越人救虢太子于既殒，胡医活绝气之苏武，淳于能解颅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浣胃，文挚愆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纳赤饼。”

不妨尝试揣摩葛洪写下这些文字时候的心态：他是以这些医术为医道高妙之象征，以上六条医家奇能中涉及外科术的有四条，足可见葛洪心目中医家以外科为神奇。

外科之神奇来源于其神秘和高难度，在六朝隋唐时期，外科术已经变得体表化、小型化，并且被排除在主流医道之外，但是上古时期并非如此。

有关外科手术的发展历史，李建民《华佗隐藏的手术——外科的中国医学史》及笔者《被怀疑的华佗——中国古代外科手术的历史轨迹》已经有所阐述。

２００１ 年在山东广饶傅家村大汶口文化遗址３９２ 号墓发现的一个颅骨，证明５０００ 年前我国已有开颅手术；在新疆鄯善县苏贝希村曾出土２５００年前男性干尸，腹部有刀口，以粗毛线缝合，很有可能是腹腔手术；至于华佗外科术，更是家喻户晓。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解剖学的极度不发达和初期阶段外科手术的高风险性，导致外科手术逐渐被中国主流医学所抛弃，至少自南朝开始，医界就开始将华佗外科术排除在“正道”之外。

“春秋以前及和缓之书蔑闻，道经略载扁鹊数法，其用药犹是本草家意，至汉淳于意及华佗等方，今之所存者，亦皆备药性，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诊脉，明气候以（意）消息之耳。至于刳肠剖臆，刮骨续筋之法，乃别术所得，非神农家事。”

陶弘景之语耐人寻味，“非神农家事”一句将华佗以及传说中的扁鹊等人外科术排除于医道之外，“别术所得”似暗指此乃巫觋之术，占卜施法常被称作“方术”，医药往往也在其中，但是陶弘景将两者并列，故可排除医道，似专指巫觋，亦即非人力所能致。

此后古医家对待华佗的态度基本上是承认其医药神效，但基本不承认其外科术真实性。例如唐代孙思邈对于华佗外科术采取的态度是不置一词，《千金方》中虽然大量引用华佗方，但是却不涉及外科术，

《千金方·序》中如此概括华佗：

“汉有仲景仓公，魏有华佗，并昏探赜索隐，穷幽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炷不逾七八，而疾无不愈者。”

此话有意回避了外科术，但是由此博得了北宋校正医书局馆臣们的一致好评，

“我道纯正，不述刳腹易心之异；世务径省，我书浩博，不可道听途说而知。”

孙思邈在这个问题上的价值观代表了隋唐医学家，观此时医书引用华佗及其弟子医方者甚多，但是却均对外科术失声，可见在医家心目中此事近乎荒谬。

但是这并不妨碍唐代民间对华佗的崇拜，张雷指出：“大约在唐开元中，亳州就已经建造了祭祀华佗的庙宇，神小而庙微，又以尼姑主持，故名‘华祖庵’。宋代，地方开始有华佗庙的修建。”这种崇拜当属于民间淫祀，但却依托于佛教框架内，是中国本土信仰功利性和多元化的体现。

对华佗的怀疑，除了不信之外还有神化。例如

梁萧绎《金楼子》卷五《志怪篇》：

“夫耳目之外，无有怪者，余以为不然也。水至寒而有温泉之热，火至热而有萧丘之寒。重者应沉而有浮石之山，轻者当浮而有沉羽之水。淳于能剖胪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浣胃。”

“（华）佗之熊经鸱顾，固亦导引家之一术，至于刳腹背、湔肠胃而去疾，则涉于神怪矣。”

亦有将华佗技能看作是天赋异禀者，

“华元化医如庖丁解牛，挥刀而肯綮无碍，其造诣自当有神，虽欲师之而不可得。”

“世传华佗神目，置人裸形于日中，洞见其脏腑，是以象图，俾后人准之，为论治规范。”

华佗何以能“刳肠剖臆”？因为华佗“造诣自当有神”或有“神目”——这就是二文对于华佗的“能”与后世的“不能”之原因的解释。应该说对华佗外科手术的“神化”过程本身是一个“去人化”的过程，即将曾经实际存在的腹腔外科手术看作是非人力所能致，将华佗这个实际存在的人物涂抹上神异色彩，究其根本，这是对胸腹腔外科手术的另一种怀疑。

对外科术的神化就是这样，它出自对外科术的惊奇，夹杂着主流医家的否定和民间的崇拜，但归根结底是外科术没落的体现。

（摘自《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于赓哲著，中华书局2020年6月出版）

十年磨一剑，于赓哲教授医学史研究新著。

跳出线性进步主义史观，还原传统医学真正样貌。

历史学家的探索和思考，是否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

《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

978-7-101-14525-0

古人如何面对瘟疫？瘴气是真实存在抑或只是出自人心的幻想？古时候的医患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也有医患矛盾吗？于赓哲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中古时期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认为“疾病比很多因素更能长远影响人类历史”，“在摸索人与社会甚至人性的基本规律的时候，医疗与疾病是一个绝佳的窗口”，本书通过对海内外大量史料的爬梳整理，剖析实际案例，探索疾病与人心、医疗与社会、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关系，尝试发掘文字背后隐藏的史实，并提供一种思路，试图将传统医学从“科学还是迷信”的窠臼中拉回来，还原中国古代医学本来面貌。其切入点既有医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医者形象的模塑、医患关系的探讨，亦有对古代的卫生体系、瘟疫致与治的思维模式、性病对青楼文化的影响、宋代墓葬壁画背后的医药文化等问题的思考。

原标题：《被排斥与被神化的中国古代外科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