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二十四史证明希波战争是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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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了解那场波斯帝国派出500多万大军对希腊城邦实施进攻的希波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被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详尽地记载在他的著作《历史》（又名《希腊波斯战争史》）中。

根据西方的历史记录，希罗多德是一位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作家和历史学家，约在公元前484年至公元前425年之间。他在旅行过程中，将自己所见所闻，以及波斯帝国的历史进行整理，最终成就了《历史》这部伟大的作品。这本书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全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并且在希腊史学发展史中，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自古罗马时代起，希罗多德就被称作“历史之父”，这一称号至今依旧保留。

据西方历史记载，公元前480年，为了实现已故父亲的遗愿，波斯国王薛西斯召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通过陆路和海路同时发动对希腊的进攻，这就是第二次希波战争的开端。

那么，这支军队规模究竟有多庞大呢？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巨著《历史》中对第二次希波战争中波斯军队的具体人数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根据他的个人估算，当时的军队人数可用以下数据来说明：从亚细亚出发的船只有1207艘，假设每船载有200人，这样就能计算出244,400人。与此同时，除了每艘船上的地方士兵，舰队中还有30名波斯人、美地亚人和撒卡依人，这意味着再加上36210人。而另外，还有50艘桡船，假设每艘有80人，这个数量可能多也可能少。前述的船只总共为3000艘，因此，他们总共的人员总数可达到245,000名。这些人都是从亚细亚乘船而来，总数为517,610人。步兵方面，有170万人，骑兵有8万人。此外，阿拉伯的骆驼兵和利比亚的战车兵也大约有2万人。因此，将海上和陆地的军队人数相加，他们的总人数可达231万人。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数据仅是来自亚细亚军队的数量，而军中随行的杂务人员、粮草运送船上人员等则并未计算在内。

此外，若加上从欧罗巴地区调派过来的大军，仍需根据希罗多德自身的估算来做计算。希腊地区，尤其是色雷斯及其周边的一些海岛，提供了120艘船。通过这些船只所载人数应该可以估算为24,000人。而来自各个民族，例如色雷斯人、派欧尼亚人、埃欧尔地亚人等，假设这些人总人数为30万人。将这些数字结合，士兵的总人数应该是264,610人。

至于随军的杂务和后勤人员，估计其人数不仅会等于士兵，甚至可能还要更多。如果按照士兵人数的规模进行计算，他们的人数总计也会达到几百万。因此，克谢尔克谢斯所统帅的军队，总人数可以达到528万3220人。

根据《历史》的描述，波斯帝国从亚细亚出发的战船共1207艘，还有3000多艘其他类型的支持船只。波斯帝国的军队人数达到了260多万人，加上同样数量的后勤保障人员，波斯帝国在这一战役中的总兵力超过了520万人（5283220人）。而在这场战争中，希腊城邦仅有几千士兵，却成功击败了波斯帝国那庞大的军队。

其中，著名的斯巴达300勇士抵挡了10万波斯陆军，温泉关战役中以300人击溃波斯十万之军的故事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他详细记录了三次希波战争的过程，每一次波斯帝国的军队人数均远超希腊城邦，但最终却总是以希腊的胜利而告终。

据西方历史传记，希罗多德正是生活在希波战争背景下的作家，他的出生日期为公元前484年，生活于公元前484年至公元前425年，而希波战争的历史则发生于公元前499年至公元前449年，第二次希波战争结束于公元前480年。

作为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他对希腊和波斯双方军队人数的详细记录令人震惊。每个兵种甚至精确到十位数字，舰船数量也到个位数字，故数据记录上应该不会存在太大偏差。

在公元前5世纪这样一个以农业和游牧为主要经济基础的庞大帝国，竟然能动员超过500万的大军来对抗对方仅数千人的军队，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匪夷所思的事实！如今的希腊国的人口尚不足1000万，想象一下，当时500万的波斯军队要如何在那狭小的希腊半岛上安营扎寨，实在是难以想象！

波斯帝国出动了4000多艘船只，加上希腊的舰队，真是能把爱琴海都挤满了吧？这一切，究竟是真实的历史吗？

更令人费解的是，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历史》中，竟频繁提及“波斯人”（Persians）的称谓。根据中国二十四史的记载，在汉朝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对波斯的称呼是“安息”，那时并不存在“波斯”这一称谓。汉武帝时代，张骞还曾派遣使者前往“安息国”，并且“安息王”还特别派出2万骑兵来迎接汉朝的使者。

《史记·七十列传·大宛列传》提及：“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于妫水北，其南则是大夏，西去是安息，北有康居......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该地区耕种，田间水稻品种丰富...人众甚多，有多个小君长，而安息国则为外族所统治。”此外，《汉书》中也多处提到了来自安息的使者。

显然，从公元220年以后才出现“波斯”这一称谓的情况下，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为何会在《历史》中大量使用“波斯人”这一称呼？

倘若希罗多德的《历史》所述内容属实，那么这些事情的发生应该是在公元220年之后。如果真的存在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这个人，他也不可能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至少也得在公元220年之后才对。因此，公元前五世纪的希波战争、波斯帝国、居鲁士、大流士、希腊城邦、斯巴达勇士以及希罗多德等一切历史背景，似乎都让人对其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因此，古希腊的希波战争很可能便是后来的杜撰，而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或许只是假想中的人物。

通过对中国史料关于波斯的起源进行调查，不难发现，波斯人实际上起源于华夏。证据链如下：波斯王种乃波斯匿王后裔——波斯匿王是大月氏的分支——大月氏的祖先则是生活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区的游牧民族，他们在被匈奴打败后向西迁移，最终成为了大月氏。而月支则是羌族的一个分支，羌族直接出自三苗，而三苗则是华夏民族的部分。

《历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

微信公众号“西史辨伪”，《第二届“西史辨伪与中华文化复兴”学术论坛综述》，2021-12-17，董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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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智慧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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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未凉，秋已至，秋天是农民丰收的季节。 身为以种植为生，农业起家的华夏子民，我们身上总是带点“种菜天赋”，这是流淌在民族血液里的耕种基因。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事任何生产都离不开工具，农具在农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古人的智慧耕种，一起探讨一下耕种与农具的发展史

大家知道吗，我国最早出现的耕具是耒耜(lěi sì)。

在当时所用的工具中占主导地位的材质是青铜。而使用铁农具和畜力耕作是从春秋时期才开始的。到了战国至魏晋时期，铁犁牛耕才从黄河、长江流域向全国范围推广。在汉代时期铁犁有了更新，装上了犁壁。

到了唐代，套索驾辕的曲辕犁代替了两牛抬杠的直辕犁。在宋代时期则出现了软套和挂钩，并有多种不同形式的犁，更适用于旱地或水田里耕作、播种、灌溉，而且采收和加工的各种农具也渐渐的配套齐全。

耒耜是我国古代神农发明的农具, 形如木叉，上有曲柄，下面是犁头，用以松土，可看作犁的前身，用于农业生产中的翻整土地、播种庄稼。耒是耒耜的柄, 耜是耒耜下端的起土部分。耒耜的发明开创了中国的农耕文化。

传说，炎帝和大家一起围猪，来到一片林地。林地里，凶猛的野猪正在拱土，长长的嘴巴伸进泥土，一撅一撅地把土供起，一路供过，留下一片被翻过的松土。

野猪拱土的情形，给炎帝留下很深的印象，想着能不能做成一件工具，依照这个方法翻松土地呢？经过反复琢磨，炎帝用尖木棒下部横着绑上一段短木，先将尖木棒插在地上。再用脚踩在横木上加力，让木尖插入泥土，然后将木柄往身边板，尖木随之将土块撬起。这样连续操作，便耕翻出一片松土。

这一改进，不仅深翻了土地，改善了地力，而且将种植方式由穴播变为条播，使谷物产量大大增加。这种加上横木的工具，史籍上称之为“耒”。 在翻土过程中，炎帝发现弯曲的耒柄，比直直的耒柄用起来更省力，于是他将“耒”的木柄用火烤弯，成为曲柄，使劳动强度大大的减轻了。

有了耒耜，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耕”和耕播农业。炎帝部落开始大面积耕播粟谷，并将一些野生植物驯化为农作物，如稷、小麦、大麦、稻、麻等。后人将这些作物统称为“五谷”或“百谷”，并留下许多“神农创五谷”的美好传说。

其实，生产工具的发明和改进以及野生动植物的驯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实现的。后人把这些成果归于炎帝，表现了人们对他的尊崇和对先祖的怀念。

在春秋战国时，铁犁牛耕是我国古代农业的最主要生产方式，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井田制的解体。通过广泛的推广和试用使得农业迅速的发展，在黄河流域乃至甘肃、新疆地区，铁犁牛耕已普遍使用。

关于这一情况不仅在文献中有记载，在一些敦煌、榆林石窟的壁画“牛耕图”中，都有反映。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这时的边疆地区也在推广使用铁犁牛耕。

曲辕犁是唐代中国劳动人民发明的耕犁。其辕曲，因以名，区别于直辕犁。因其首先在苏州等地推广应用，又称为江东犁。以前笨重的长直辕犁，回转困难，耕地费力，江南地区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改进了前人的发明，创造出了曲辕犁。

曲辕犁和以前的耕犁相比，有几处改进。先将直辕、长辕改为曲辕、短辕，并在辕头安装可以自由转动的犁盘，这样不仅使犁架变小变轻，而且便于调头和转弯，操作灵活，节省人力和牲畜。

(唐)陆龟蒙《耒耜经》中详细记载了江东(今江南)所用曲辕犁的结构和使用功效，这是古代步犁中最先进的类型。

赵柔，字元顺，北魏人，年轻时就以德行才学闻名河西，他为人宽厚仁爱，很有信用。历任著作郎、河内太守。赵柔曾经在路上捡到别人掉的一贯金珠，价值数百缣，赵柔立即叫回失主，把金珠还给了他。

后来，有人赠送给赵柔数百枚铧（指的是犁，翻土的农具），赵柔于是同儿子善明去集市上卖。有人要买赵柔的犁，赵柔要价二十匹绢。另一人见他要价太低，于是出三十匹绢来买，可善明不打算卖给后来的这个商人。

因为赵柔说：“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岂可以利动心？”随即便以二十匹绢卖给了原来那个人，当地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对赵柔感到非常的佩服。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定类型的生产工具标志着一定发展水平的生产力。

农具的改进以及广泛采用，对唐朝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铁器的应用是我国农业技术上划时代的重大变革；牛耕的应用也是农业动力的一次革命。

两者的结合形成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土地利用率和农作物产量显著提高。

我国古代的农具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从简单的石制农具发展到金属农具，从单一的工具发展成为系统化，体系化的农业装备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

在封建王朝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下，农业在我国古代是绝对的经济支柱。农具的发展体现了古代社会的发展也包含着古人的智慧。从无到有，从简到繁，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力令人惊叹。

图片来源：摄图网、千图网（已购买版权）

状元之父墓曾被认定为状元墓，而真正状元墓就在离此不远处

清代广州著名的状元庄，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地标，其背后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故事。庄有恭的父亲庄存斋的墓地，位于广州市黄埔区文冲街道的文冲社区，坐落在一个名为飞鹅岭的地方。这一带又被当地居民亲切地称为龙窟冈或状元山。这里的墓葬始建于1745年，至今已有超过250年的历史。然而，由于长时间的风雨侵蚀以及人为的盗掘和破坏，这座古老的墓冢一度被误认为是状元庄有恭的安息之地。直至后来在不远的地方发现的一块石碑，终于揭示了这里其实是其父亲庄存斋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