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史景迁去世：他在幽微之处展现中国历史的深刻

据新京报报道，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辞世，享年85岁。

史景迁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时，从导师、明清史学家房兆楹那里收获了自己的中文名字，意为“学习历史、景仰司马迁”。他也许不会想到，这个寓意深远的名字将会在多年后誉满全球。而他，也被视为费正清之后第二代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与孔飞力、魏斐德并称“美国汉学三杰”。

▲2005年11月15日，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下午结束行程，上飞机前参加妻子金安平的新书发表会。图/IC photo

史景迁1936年生于伦敦北郊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曾先后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上世纪60年代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他完成了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转向。

他有两个导师，一个是费正清最得意的学生芮玛丽，另一个是明清史学家房兆楹。至于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景迁曾表示:“因为中国历史非常复杂。我热爱历史，喜欢人物，喜欢研究人物之间的关系。”

他的史学研究领域颇为宽广，集人物、社会、政治和跨文化交流研究于一体，从不同角度展示中国历史纵横交错的方方面面。他擅长用聚焦个体命运的叙述方式，揭开宏大中国历史变迁的一角，并且文笔优美。这使得他的著述读起来充满人情味与故事性。

我们知道，由于史学界致力于将历史学上升为一门科学，因而严格遵守史料的准确性和叙述历史的客观性，致使大部分史学著作都艰涩难懂，读者仅限于专业的研究者。

在这种学术写作背景下，史景迁在史料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合理想象，采用文学的叙事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历史背景，生动地刻画了人物内心，使之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物，大大增强了其史学著作的可读性。这是非常难得的。

在史景迁的笔下，既有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帝王——康熙，亦有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王氏——山东一个不知名小县城郯城的无名农妇；既有来华西方人记录的中国经历——《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也有用国际眼光考察中华文明的作品——《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可以看出，无论是选题还是历史书写，史景迁都在努力通过对细小史料的挖掘与描写来建构或揭示其主旨。从小的选题环节切入，一步步铺陈编织渲染，最终形成宏大的历史架构，这是史景迁著史的一大特色。

▲史景迁作品《前朝梦忆》封面图。

史景迁的想象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整合断裂的资料，这一类想象多以可靠的史料为根基，串联起史料中的“空白区域”；移情重演，以人类经验的相通性，对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勾画；叙述手法上的添枝加叶、烘托气氛，增加作品的可读性，史景迁作品中的想象主要是这一种，也是其作品最易引发争议的地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史景迁的叙事历史就是一种历史小说，因为这与历史小说的“想象”并不相同：其一，讲述的人物信而有征，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而不是虚构人物；其二，主要故事情节有资料支撑，既没有张冠李戴，也没有天马行空地肆意虚构。

这些想象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充分考虑读者接受因素而加上的，其主要效果便是，拉近了读者与所述之事的距离，甚至还可产生共鸣，即使抽掉所有这些想象的细节，也并不影响其对历史的主要学术观点。他运用历史想象，只是为了在历史学法度允许的范围内更好地描述事实。

在研究与写作中，史景迁亦倾力讲述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作为一个在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英国人，史景迁本就处于跨文化的语境中，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英语之外，他还通晓汉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等多种语言，这使得他的历史作品充满了跨文化交流的张力。

在史景迁的妻子、同为历史学家的金安平看来，丈夫的书之所以在西方受到欢迎，是因为“用美妙的文体提供了一种西方读者读得懂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不难理解，史景迁在传播中国历史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对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的描写，构成了一个丰满真实、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国。

新京报特约撰稿人 |赵清源（媒体人）

人间仙境数烟台

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人类古老文明里，唯有中华文明千年不辍，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字从未断绝。而一百二十多年前的一天，一片甲骨文的出现则重塑了中国信史的开端，指引着后人在黄土之中寻找祖先们曾走过的路。

如果没有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中国人或许至今都不能认清自己的文明得以传承的源头。正因甲骨文的发现，“甲骨文之父”王懿荣的名字，也会永远地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

提起烟台福山古现村的王氏家族，可谓是当地名门。自明朝初年，一世祖王忠因出任山东登宁场盐大使而定居古现村，至王懿荣已是第十六代，数百年间英才辈出。然而，就在王懿荣五岁那年，祖父王兆琛于山西巡抚任上获罪，贬戍新疆，家产被抄，以致家道中落。可这一切并没有动摇王家书香门第的本色，在母亲谢氏的悉心教导下，王懿荣不但熟读经史，科考入仕，更继承了其父王祖源的志趣，痴迷于金石文字之学，自称“好古成魔”。

那时的王懿荣，纵然是节衣缩食、典当家财，也要尽可能地收藏古代彝器，鉴赏研究，孜孜以求，是名满京都的金石学家。大概正是这样执着严谨的学术精神，终让王懿荣在一堆草药渣子里发现了足以改写中国历史的甲骨文。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的夏天，王懿荣感染风寒却百药无效，病症久久不得缓解。十分器重王懿荣的光绪皇帝闻得此信，遂派太医前去探视，而太医开出的药方上写着一味极为罕见的药材—龙骨。王懿荣的家人在北京城内几经寻找，才从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西鹤年堂买回了龙骨。王懿荣不知龙骨究竟是什么宝贝药物，便命人取来一看，发现都是些古旧的龟甲、骨头片。然而，就是王懿荣这不经意的一眼，穿越了中华历史三千年。

在那些甲骨碎片上，王懿荣发现了许多似篆非篆的奇异纹络，有着深厚金石学功底的他当即意识到，这些带有刻字纹样的甲骨碎片，绝不是单纯的药材。于是，王懿荣开始有心收购各种“龙骨”药材，对那些有着形似刻痕的甲骨片进行编号并拓片成册。与此同时，王懿荣对照《史记·龟策列传》《周礼·春官》的文字记载，开始研究、破译这些抽象而单调的文字符号，最终找到了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并由此抽丝剥茧，慢慢地整理出一段段尘埋泥土中的古老历史：这些甲骨文正是记录殷商王朝时君王祭天祈福、发布政令、征伐方国的史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也是现代汉字的鼻祖。

甲骨文的发现，将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那些甲骨文字刻下的，是中国文明的破晓时间：汉字的起源和发展，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疑问，都得到了崭新的研究方向。故此，王懿荣被后人尊为“甲骨文之父”，“甲骨学”也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三大显学之一。

这位潜心金石、埋首研究的文人王懿荣，也是一位铁骨铮铮的汉子。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王懿荣毅然投笔从戎，上书请命，要求回到故乡烟台操办团练，抵御日寇。在他的奔走呼吁下，登州军民很快组织起一支初具规模的抗日团练军。那时，莱阳友人徐桂宝将一把戚继光用过的宝刀赠送给王懿荣。王懿荣如获至宝，当即写下《宝刀歌》一首以明心志，勉励自己成为戚继光那样的抗倭英豪。

可惜王懿荣尚未出征，腐败的清政府便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哀痛无比的王懿荣只得望着案头的戚家宝刀，悲吟出“归来整旅虾夷散，五夜犹闻匣剑鸣”的诗句。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上至慈禧太后、光绪帝，下至文武官员，纷纷敛财逃命。王懿荣一肩担起京师团练大臣之责，带领老弱残兵守卫京城。8月14日，北京城破，王懿荣以巷为战，拒不投降，坚持到最后一刻，以身殉国，投井自尽。

据说，今天的北京锡拉胡同21号院便是王懿荣旧时故居。从烟台归来后，我曾特意去寻访，却只见一片红墙小楼，再无半点百年前的形貌，而王懿荣殉节的古井也早没了踪迹。至于他在福山古现村的旧时家园也不复当初模样，到处都是城市开发的欣欣向荣。但我却以为，纵然与王懿荣有关的遗迹再难寻觅，他的治学品格、爱国情怀却是永存的，他敢于铁肩担道义的不朽精神更可以超越时空、贯通古今。这种精神，也一直积淀在烟台人的血液里，筑造了一代又一代烟台人的骨格。而我也始终坚信，烟台的山川沧海会永远铭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还有那些从这里走出去的人。

图/张鹿、王庆华、吕静波、吴金洋

原标题：《【人间仙境数烟台】王懿荣，甲骨文之父》

原创司马迁所写的史记，被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字子长，是西汉朝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被后世人誉为“历史之父”。他毕其一生功力撰写的《史记》，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中下层官吏，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他把做一名历史学家，写一部有价值史书的理想，寄托到了儿子身上。

在司马谈的精心培育下，司马迁十岁时，就能把《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经典史籍流畅地诵读。

司马谈升任朝廷掌管天文历算等的太史令后，全家迁移到了京城长安。司马迁在长安，有了机会向当时的古文大家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今文大家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由于有父亲和名师大家的教育，加之本人自幼聪慧，学习刻苦，不到二十岁就成为了一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之人。

司迁笃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在他二十岁那年，就开始远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布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收集传说故事，考察民俗风情，实地考察古代和近代的历史。

他在长沙汩罗县，凭吊了屈原和贾谊，将搜集到的两人材料揉在一起写了篇“合传”。来到浙江，他登上会稽山，探“禹穴”，详细考察了夏禹治水的事迹，为以后写“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作了初步准备。

游历了江南之后渡江北上，到江苏淮阴，搜集韩信的遗闻遗事，以后这些都将被写进《淮阴侯列传》。来到鲁国都城曲阜，搜集了孔子的材料，随后到附近的峄山、薛县，搜集了有关孟尝君的丰富材料，以后在他写的《孟尝君列传》里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

此后他转向南游，先后到了彭城、沛县、丰县等地，听当地父老讲了不少他前所未闻的故事，使他对刘邦和汉初朝廷的不少重臣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这些以后成了《史记》中的精华部分。尔后，他还到了睢阳、大梁，搜集了魏公子信陵君的不少故事。

一句话，通过这次长途漫游，他的收获是丰富而宝贵的，对他后来撰写《史记》无疑有巨大的帮助。

回到长安不久，司马迁正式进入仕途，当上了郎中。郎中是皇帝的侍从官，职责包括护卫、陪从、顾问及差遣等，属于朝廷的高级官员。由于不断侍从汉武帝出巡和奉命出使，司马迁先后游历了汾阴、空峒、巴蜀以南、昆明、内蒙及长城以北等更多的地方，结交了朝廷和地方的许多人物，开阔了视野，增加了不少的见闻，丰富了自己的阅历。

泰山封禅，源于古代君王封禅祭祀，封禅是古来已有的礼仪。简单地说，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就称为封；在泰山下小山除地，报地之功，就称为禅。

随侍皇帝泰山封禅，就朝廷的官员们来说，是个头等苦差事。在汉武帝元丰元年春正月的泰山封禅中随侍的司马谈病倒了，很快就病入膏肓进入了弥留。司马谈把毕身未遂的大事托付给了司马迁。司马迁含泪接受了父亲的临终遗命。

元封八年（前108年），司马迁正式作了太史令，掌管皇家图籍和国家的天文历法。他博览了皇家珍藏的大量图书和档案文献，极大了丰富了自己的知识。

在汉武帝朝时，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司马迁和天文学家落下闳、邓平、唐都一起，编制了《太初历》。《太初历》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历法，它以孟春正月为岁首。经汉武帝批准，从公元前101年开始执行，它运行了188年后才被新的历法所取代。

李陵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以善于骑射著称。前89年，他主动请缨，率领五千步兵出征匈奴。在浚稽山与匈奴单于的主力部队遭遇。李陵指挥将士英勇作战，初期取得了胜利。但随后被增援来的匈奴大军围困，深入敌后的汉军矢尽粮绝，陷入了绝境。在无法继续战斗的情况下，李陵被迫放下武器，投降了匈奴。这一消息传回长安，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汉武帝是个性格刚强的人，李陵失败后壮烈战死，他可以给予嘉奖，但失败后去投降，他就感到愤怒且无法容忍，必须严惩。在廷议时，心直口快的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被获罪下狱。

李陵的母亲、兄弟、妻子、子女被处死，家产被全部没收充公。李陵最初很可能是诈降，但后来由于全家被杀，断绝了回归汉朝的念头。他娶了匈奴单于的女儿为妻，并成为匈奴的贵族。

在李陵投降匈奴事件发生前，司马迁已进行了六年的《史记》著述工作，处于“草创未就”阶段。司马迁获罪下狱后，根据当时的规矩，一是伏法被杀，二是甘受“腐刑”。司马迁千思万虑，想起了历史上西伯、仲尼、孙膑......等一系列人物，他们都是在遭遇苦难后发愤著书，以鸣其不平于后世天下的。为此，司马迁决定接受“腐刑”，忍辱含垢，将生命保留下来，实现自己完成撰写《史记》的计划。

太始元年六月，汉武帝大赦天下，50岁的司马迁获释，出狱后作中书令，以宦官的身份侍奉汉武帝。司马迁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和无比的愤恨，以坚强的毅力坚持著述。

从作太史令开始准备工作，到太始四年全部写作计划基本完成，司马迁共用了十六年时间，实现了父亲的愿望和理想。

司马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对不幸生活选择的勇气和忍辱负重的坚强毅力，比取得的成就本身更为重要。

《史记》成为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象征。《史记》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也是文学艺术的瑰宝，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