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增订本）

一、为什么要从流派的角度研究现代小说史? 三、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哪些流派? 五、怎样估计各流派小说的现代化程度? 第一章 鲁迅、文学研究会影响下的乡土小说 第一节 一个令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问题小说的兴起和繁荣 第二节 乡土文学的倡导、鲁迅创作的示范与乡土小说流派的形成 第三节 鲁迅以外的乡土小说主要作家 许杰——鲁彦——彭家煌——台静农 第四节 初期乡土小说流派的贡献 第二章 创造社影响下的自我小说及其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特征 第一节 前期创造社小说的主导面——浪漫主义辨析 第二节 弗洛伊德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对创造社小说的影响 第三节 表现主义对创造社的影响 第四节 创造社小说中的现代主义技巧 第三章 太阳社与后期创造社的“革命小说 第一节 蒋光慈与“革命小说”的兴盛 第二节 “革命小说”派的功绩和特色 第三节 “革命小说”的弱点和不健康倾向 第四章 新感觉派与心理分析小说 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叶灵凤 第三节 新感觉派小说的创作特色 在快速的节奏中表现半殖民地都市的病态生 活——主观感觉印象的刻意追求与小说形式 技巧的花样翻新——潜意识、隐意识的开掘 第四节 新感觉派小说的某些倾向性问题 第五节 心理分析小说的发展和张爱玲的出现 第一节 《子夜》的出现和社会剖析派的形成 《子夜》及其作者茅盾——吴组缃——沙汀 第二节 小说家的艺术，社会科学家的气质 第三节 横断面的结构，客观化的描述 第四节 复杂化的性格，悲剧性的命运 第二节 京派小说的形成、发展与主要作家 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汪曾祺 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扬抒情 写意小说的长处，熔写实、记“梦”、象征于 炉——总体风格上的平和淡远隽永——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 第五节 再析京派小说中的现代主义 第一节 胡风的文学活动、理论主张与“七月”小说流派的形成 第三节 七月派小说的风貌和特征 小说审美内容的异常复杂性——心理刻画的丰 富与独到的深度——热情的重体验的现实主义 色调——总体风格上的沉郁、浓重、激越、悲凉 第四节 关于七月派作品的争议与评价 第三节 后期浪漫派小说的艺术特色 走出百慕大三角区——谈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教训 近二十年国内外评论《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和《新感觉派小说选》的部分文章目录 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日《严家炎全集》出版，引起学界特别是现代文学界普遍关注。翻阅全集，大部分文章以前都读过，有些不止读一遍，如今再展读这沉甸甸的十卷本全集，回顾严老师六十多年治学的经历与成就，一种亲切而崇仰之情油然而生。

1961年我在广东紫金中学上高中，就知道严老师的大名，当时严老师发表关于《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评论，影响挺大的，连我这个普通的中学生也隐约感觉到严老师说得有道理，梁三老汉写得比主人公梁生宝还要真实。上大学后（1964年），就有意识找些严老师的文章来读。不过那时不敢去拜访严老师。到1978年春天，报考北大研究生，是奔着王瑶先生来的，写了一封信给王先生，寄了两篇论文习作，算是投石问路。很快收到回信，是严家炎老师代表王先生写的，是一些鼓励的话，欢迎报考。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志愿，王先生和严老师最后录取了我。读研究生几年，虽然没有完整上过严老师的课（那时他正紧张地编写文学史），但从严老师这里受教很多。我那时研究鲁迅，也研究郁达夫，编过郁达夫年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办伊始，严老师和樊骏老师主持，我的一篇关于郁达夫小说的论文就发表在《丛刊》第二辑，严老师还替我仔细修改过有些不当的词句。那时师生关系很密切。记得严老师上文学史课，我们几个研究生实习，我准备的讲稿很长（讲曹禺，两节课，二三万字），严老师手把手教我如何突出主要内容。后来我留校任教，严老师当过教研室主任、系主任，都给与我很多具体切要的帮助。我算是严老师的及门弟子，对老师始终是非常景仰和感谢的。

学问做得好的人不少，现当代文学界有眼界、有观点、有项目、有威望的学者不少，但称得上“有境界”的比较罕见。所谓境界，很微妙，难于度量明说，但可以意会，从修为、格局与气度等方面去理解。在现当代文学界，严老师是处在很高的难于模仿取代的水平与位置。我愿意用四个字来理解严老师作为一个文学史家的学问境界——“清正宏放”。

严老师做学问是公认的严谨扎实。他碰到可疑的问题，就从原始材料或者作品的分析入手去研究。比如关于《创业史》梁三老汉的分析，对《李自成》的肯定，对“萧军思想批判”以及丁玲《在医院中》的翻案式研究，以及对五四是否有“打倒孔家店”的质疑，等等，全都靠扎实的史料支撑，或者有细致的作品分析。严老师很多观点的提出，都是突破性、反潮流的。这需要勇气，需要史识，并非为标新立异而游谈无根。严老师总是能提出让人佩服的学术新论。即使你不赞同他的某些具体观点，也不能不赞叹他扎实的治学功底。比如，我不太赞成严老师把晚清陈季同用法文写的《黄衫客传奇》当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开端，但读了严老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相关论述，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他是下了材料功夫的。

严老师的扎实严谨，跟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参加现代文学史统编教材的编写（周扬主持，唐弢主编）有关。他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这部文学史现在看来有些观点比较老旧，但毫无疑问，那种对于史料的极端重视，那种基于史事阐述的厚重感，可以说是所有现代文学史（包括我们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未曾达到的。

学风的严谨扎实，也跟严老师的个性脾气有关，他本来就是一个认真严谨的人，是“严加严”。严老师为人做事很认真，他真正信服并实践“实事求是”的原则，平时生活中也是随时都有独立判断，很少随波逐流。他身上有鲁迅的遗风。严老师的为人直接影响到他的为文，他的品格与脾气融汇到学问之中，成就了“清正”的格调与境界。所谓“清源正本”，严老师的文章总是与浮躁的学风拉开距离。

严老师的学问又是“宏放”的。他的选题几乎都是“大题目”，或以小见大，牵动学界的思考，引发学术生长点。他往往对某些惰性、八股、人云亦云提出质疑与反叛，打破成说，有真正的独立思考与卓识。从最初讨论《创业史》开始，这种敢于质疑和打破成说的习惯，就贯彻到他的学问选题和论证方法之中，推动学术的进展。尤其是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24万字，写了8年，论述了8个流派，他是通过史料发掘、文学分析去确定文学流派，给予恰当的命名。如“社会剖析派”“新感觉派”等，后来都得到普遍的认可，成为一种知识。

严老师的“宏放”还表现在他的跨界研究。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成为两个学科分支，北大是始作俑者，在上世纪70年代未把现代与当代分为两个教研室。其实两者很难分开，本来就是一个学科。如今全国很多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往往分工也很细，做现代或当代彼此不越界。学界早就呼唤现当代打通，而严家炎先生早就打通了。他晚年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就“通”了。他甚至尝试把所谓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也打通，他研究并推崇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有这种打通的意图。严老师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宏阔，并不受学科壁垒的限制。这与严老师的理论学养可能有关。严老师最初进入北大中文系，跟随杨晦先生读副博士，主要学文艺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后来他主要做文学史。理论和史在严老师那里得到完善的统一。严老师属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第二代学者，具有标志性。我曾在《第二代现代文学学者自述》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评价严老师他们那一代学者：“这一代学人有些共同的特点，是其他世代所没有的。他们求学的青春年代，经历了频繁的政治运动，生活艰难而动荡，命运把他们抛到严酷的时代大潮中，他们身上的学院气和贵族气少一些，使命感却很强，是比较富于理想的一代，又是贴近现实关注社会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从一开始就支撑着他们的治学。他们的文章一般不拘泥，较大气，善于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炼问题，把握文学的精神现象与时代内涵，给予明快的论说。90年代之后他们纷纷反思自己的理路，方法上不无变通，每个人形成不同的风格，但过去积淀下来的那种明快、大气与贴近现实的特点，还是保留与贯通在许多人的文章中。”这个评价，对于严老师也是合适的。

严老师做文学史研究，那种大气，善于从复杂的文学历史现象中提炼问题，把握文学的精神现象与时代内涵，主要还是根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也许还有别、车、杜的影响。当然，这种“宏放”的文品也出自于严老师的人品。严老师给人的印象是很精审、严肃，甚至有些拘谨，其实严老师又有跳脱、放达甚至浪漫的一面。所谓“清正宏放”，是严老师的人品，也是他的文品，是他作为文学史家的境界之高格。

王国维讲“大事业”“大学问”必经三种境界，严老师是经过并达到了。严老师六十多年的学术之路，经过许多风雨坎坷，他能做到知人论世，独立思考，称得上“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了。而他对学术的使命感与执着的追求，有说不尽的辛劳，却无怨无悔，学术已经化为他的人生方式，而不是“两张皮”。这也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了。王国维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最高境界，不只是有所发现，填补空白，而是豁然贯通，进入了比较通达自由的天地。《严家炎全集》的出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若严老师回顾自己一生学术，一定会有这种“蓦然回首”的成就感吧。

严家炎：为学和做人都需要一点“傻子精神”

87岁的他，被作家宗璞称为北京大学里的“大侠”，率先把金庸的武侠小说搬进北大课堂，秉笔直书为丁玲、萧军等人“翻案”，把鲁迅小说《铸剑》归为武侠小说而与一位学者发生激烈笔战……在一次次文学论战中，他坚守着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他说：“无论为学还是做人，都需要一点‘傻子精神’，即不计利害，脚踏实地，坚守良知，只讲真话。”

初冬的北京阴雨绵绵，别有一番历史感。在养老院的文化室里，87岁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家炎已静候多时。见到记者，他上前一步，热情而有力地和记者握手。落座，耳边传来悠扬的钢琴声，身后是老人们的书画作品。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严家炎娓娓而谈。

他目光坚定且专注，语速缓慢而清晰，似一株饱经风霜的不老松。忆起幼时读过的《孟子》，老人张口便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谈起当年的种种文学争论，他不疾不徐地讲述前因后果；说到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成熟，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1933年出生于上海的严家炎，从小喜欢文学，高二时在上海的《淞声报》上发表两篇短篇小说，由此一生与文学结缘。195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文艺理论方向副博士研究生。然而，当时的形势打断了这个求知若渴的青年人的学习梦想。入校不到两年，由于缺乏教师，系领导找严家炎谈话，让他给留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就这样，他提前走上了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道路。

作家宗璞称严家炎为北京大学的“大侠”；学术圈里，严家炎是人如其名的“严上加严”；在夫人卢晓蓉眼中，他是“一名纯粹的学者”。听到这些评价，严家炎淡然一笑，说起一段往事。20世纪60年代初，严家炎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时，主编唐弢一再强调，要读原始材料，翻阅期刊，以便了解时代面貌和历史背景，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两年多时间里，严家炎先后阅读了近二十种文学和文化期刊，留下了至今还保存着的十几万字笔记，弄明白了许多纠缠不清的疑难问题。“这对年轻学者的成长极有好处，我后来在教学和研究中也一直坚持这个习惯。”

认真研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北大，严家炎一边研究，一边学习，在现代文学领域有了不少新的发现和开拓：重新发掘了“新感觉派”和“后期浪漫派”；著作《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填补了小说史研究的空白；发现鲁迅小说以多声部的复调为特点；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不是“五四”时期，而是晚清时期。

严家炎认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于它是有思想的艺术。真正的文学，总是能通过自己的思想艺术去吸引人、打动人。在他眼里，一些有思想的通俗文学也值得关注和研究。

20世纪80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刚传到大陆就广受欢迎，而当时很多人认为武侠小说“犹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1992年，严家炎到香港中文大学做研究期间与金庸结识。初次见面后，金庸就邀请严家炎去他家里小聚，二人无话不谈，从少年时的兴趣爱好到武侠小说再到围棋，聊得格外投机。临别时，金庸送给严家炎36册第二版金庸小说。深入阅读金庸作品后，严家炎发现，“金庸小说包含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精神，体现了过去武侠小说从未有过的相当高的文化品位”。

1994年10月24日，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当日，严家炎发表了题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讲话，指出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1995年春，严家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第一次把金庸武侠小说搬进北大课堂。

这样的评价和实践引起了当时文学界的论争。“但事实胜于雄辩，现在，大学课堂研究金庸武侠小说已不是新鲜事，各地的武侠小说研究会也已遍地开花。”严家炎说。

在一个甲子的学术生涯里，严家炎没少和人争论：他把鲁迅小说《铸剑》归为武侠小说而与一位学者发生激烈笔战，他撰文指出《创业史》中写得最丰满深厚的人物形象是梁三老汉而引起反对者无数，他秉笔直书为丁玲、萧军等人“翻案”……严家炎一次次参与论战，犀利之中坚守着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责任。

往事如烟。回首那些在跌宕起伏的文学浪潮里摸爬滚打的日子，年近米寿的严家炎这样总结自己：撰写了近400篇文章，出版了22本书，独立或与他人编撰了多本研究文集和教材。前不久，他挑选了自己有代表性的文章和书籍整理后交给出版社，十卷本、230万字的《严家炎全集》将在明年春节前后出版。

如今，严家炎依然有着一副侠肝义胆，面对文学界的乱象不吐不快。听到记者说起当前很多文艺批评变成了“夸夸团”，有些人甚至没有读原作就说好，他顿了顿，说：“文艺批评，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无论为学还是做人，都需要一点‘傻子精神’，即不计利害，脚踏实地，坚守良知，只讲真话。”最近，严家炎为北大中文系建系110周年如此题词，这是他毕生努力的方向，也是对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们的期望。（记者 方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