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的名词解释
公安派是明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袁中道，袁宗道又次之。
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①反对抄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
(1560～1600)明代文学家。字伯修，号石浦。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27岁时会试第一，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曾向焦□及李贽弟子僧深有问学。公元1589年(万历十七年)归里，钻研学术，以禅宗思想研究儒学,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后复入京，官右庶子，任东宫讲席。
他钦慕白居易、苏轼，书斋取名为“白苏斋”。认为文章要旨在于辞达。古文遗达，学古应学其达，“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辞达，须先有“理”，“从学生理，从理生文”，如先秦及汉唐宋诸名家,“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其次要有真情实感，“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从这种观点出发，他的诗文创作不事模拟，率真自然。
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运笔端，真切感人。论说文如《读大学》、《读论语》中某些章节，浅显通达，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数散文以士大夫的闲情逸兴、说理谈禅为主要内容,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又逊于散文,少有佳作。著有《白苏斋类集》22卷。
(1568～161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袁宗道二弟。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今属湖北)人。生性直爽，喜游山水。公元1588年(万历十六年)中举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乡后曾问学李贽，引以为师，自此颇受李贽思想影响。
公元1592年(万历二十年)进士。不仕，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遍游楚中。公元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选为吴县令，饶有政绩。不久解官去，游览江南名胜。后又授顺天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两年后又辞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潜学著文，并作庐山、桃源之游。公元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入京补仪曹主事，不久又辞去。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其后成为定制。
公元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次年春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同年九月初六因病去世。传世的有诗歌1700多首，游记、书札、序跋、碑记、传状、日记、杂文等近600篇。成就最大的是山水游记，清新秀俊，自成一家。后人将其全部诗文编为《袁中郎全集》行世，近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袁宏道集笺校》本。[2]
(1570～1626)明代文学家，“公安派”领袖之一，袁宗道、宏道胞弟。字小修。荆州公安人。16岁中秀才，以豪杰自命，性格豪爽，喜交游，好读老庄及佛家之书。成年后科场考试，几经落第，至34岁时才考中举人。考进士又多次名落孙山，从此更加纵情山水，学禅悟道，以诗酒自娱。宏道病逝，他悲恸过度而隐居玉泉山读书学佛、修身养性，但未移昔日处世之志。
公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考中进士，次年朝廷授徽州府教授，后升国子监博士。此间他系统地整理、校对、出版了两胞兄及自己的著作，使“三袁”的作品及其文风发扬光大。公元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升南京吏部主事。公元1624年(天启四年)升南京吏部郎中。两年后病逝于南京，终年57岁。他的文学主张基本与两胞兄相同，反对模拟剽窃，崇尚个性。著作有《珂雪斋集》、《游居柿录》等。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
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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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文学的名词解释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是人文主义文学。人文主义文学是表达人文主义思想的世俗文学。它以人的尘世生活为中心，以市民生活为重要描写对象。人文主义文学摒弃中世纪梦幻、象征的创作方法，自觉地运用现实主义方法，真实描写现实生活。人文主义文学常常采用方言俗语进行写作，为各国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的形成树立了典范。
人文主义文学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潮。它的基本特征有：
首先，在思想内容上，以人文主义为武器，反封建反教会，揭露封建贵族和教士的恶德败行，嘲讽教会禁欲主义和封建道德，抨击封建割据，歌颂国家民族统一，表现人文主义理想。
其次，在创作方法上，主要采用现实主义，提倡“模仿自然”，摒弃中古梦幻、寓意和象征的手法，表现出生动活泼的写实精神。
第三，在文学发展上，形成民族文学，各民族采用本民族语言写作，强调反映民族生活，使文学富有民族特色。
人文主义文学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自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鲜明的新质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文学品格。
第一，就文学的文化主旨精神而言，人文主义文学与当时的哲学、科学、艺术等领域一样，对人的关注成为这一文学文化精神的核心。
它反对中世纪封建教会鼓吹的以“神”为本，主张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中世纪的封建教会和反动僧侣，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利用文学艺术形式，大肆鼓吹神学观念，推崇上帝的绝对权威，文学成了宣传神学思想的工具。而人文主义者则利用自己的创作，通过对艺术形象的描绘，颂扬人的理性和力量、价值与尊严。他们曾鲜明地提出“人不认识自己，就不能认识上帝”的口号，坚信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很多人文主义作家着力塑造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体力上均具有“巨人”风采的崭新形象，并以此与僧侣们鼓吹的神学权威相抗衡。当然，这种崭新的文学精神并非是人文主义作家凭空独创的结果。古希腊、古罗马文学的强大传统、中世纪文学中的英雄形象、传说中的巨人风貌以及但丁创作中的崭新意识，均为之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文化启迪。
第二，着力描写现世生活，肯定人的权力，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这是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题材与主题。
封建教会从上帝万能论出发，认为人是上帝的羔羊，人必须无条件地信仰上帝，思考即罪恶。同样，封建僧侣亦宣扬人不仅先天就是有罪的，而且人的欲望也会产生各种罪恶，所以人必须克制情欲，禁欲苦修，才能在死后升入天国。因此，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文学中，对来世生活的描写和宣扬禁欲主义、蒙昧主义成了这一文学的基本题材与主题。而人文主义者则针锋相对，他们赞美理性，认为理性是人和谐发展、追求进步与幸福的重要条件。人之所以高贵就在于理性的力量。他们还认为，人的个性欲望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人的天性。幸福在今世而非来世，因此人有追求幸福与个人自由快乐的权利。
这样，人文主义者在文学创作中便把描写现世生活作为首选题材，让现世生活场景中上演的一部部现实人生的悲喜剧进入文学创作。许多作家创作出性格丰满、妙趣横生的形象，如快乐的青年、聪明的少女、机智的寡妇、阴险的野心家、邪恶的君主，乃至作为上帝使者的修士、女修道院院长等，他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智慧以及狡黠等张扬着人的本能的欲望。这种题材与作品主题的根本性改变，既是与教会思想体系针锋相对的结果，同时也是对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民间文学和骑士文学乃至市民文学某些题材和内容弘扬和继承的结果。
第三，由于文学精神的根本性变更和题材与主题的根本性转换，使得人文主义文学的艺术风貌也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首先，展示人的精神世界、情感特征、欲望要求等成为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艺术追求。在中世纪的宗教文学中，神的意志排挤人的活生生情感，干瘪、僵化、苍白和死气沉沉是其艺术的主要特色。而人文主义文学所描写的形象大多充满“情”和“欲”，生机勃勃。它或充满着昂扬乐观的进取精神，或展示着令人愉快的生活情趣，或蕴涵着人的困惑、渴望及其激情。其次，与展示人的精神风貌相适应，中世纪宗教文学中以“寓意”和“象征”为特点的基本创作方法，已被一种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新方法所取代。
人文主义文学所采取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写实主义的，是把文学作为社会的镜子和“时代的缩影”来加以认同的。它继承了欧洲古代优秀的文学传统，广泛地描写了欧洲历史大变动时期的社会生活，展示了社会转型时期人性觉醒的现实。同时，这一文学也十分注重对古希腊罗马乃至中世纪民间文学、骑士文学中浪漫的、幻想的艺术手法的继承，但在具体创作中又进一步剔除了中世纪文学中的“玄学”和“神秘”的成分。正是这种写实的(欧洲早期现实主义的)方法与浪漫幻想的创作方法的有机结合，使得文艺复兴时期成为欧洲文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
再者，人文主义文学也扩大了传统文学的体裁领域。原有的一些体裁，如抒情诗、叙事诗、戏剧等，从形式到技巧进一步走向成熟(如将个人欲望、世俗生活、普通人物引进作品，打破悲剧、喜剧的界限等)。同时，作为近现代文学主要形式之一的十四行诗、框架式短篇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等艺术样式，都发端于这一时期，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种体裁上的鲜明特征，既是人文主义作家继承和借鉴传统体裁形式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导致人们视野开阔和个人意识增强的产物。人文主义文学也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此外当时一些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一般均是本民族语言的奠基者和文学语言的大师，他们摈弃了当时的官方语言——拉丁语，采用普通老百姓所通晓的俗语、俚语或口语进行创作，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