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炯《从军行》古诗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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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

唐初，突厥等少数民族军事集团对边境地区的不断骚扰，成为我国西北部安全的最大威胁。许多爱国志士为国分忧踊跃从军，加入保疆卫国的战斗行列。

据《旧唐书·高宗纪》载：“永隆二年（681），突厥寇原庆等州（今甘肃固原、庆阳一带地区）遣礼部尚书裴行俭率师讨突厥温傅部落。”当时正值杨炯充崇文馆学士，升迁太子詹事司直不久，《从军行》一诗借此抒发了他对温傅部落疯狂进唐犯边疆的愤慨之情，显示出诗人杀敌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畏的英雄气概。

这首诗歌在艺术上突出了感情奔腾激越的特色，然而诗情却把握得颇有分寸，整体艺术画面热烈奔放而不失之“散漫”，洋溢着一种跌宕婉转、起伏有致的含蓄美感。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战争烽火传报边疆遭劫而点燃诗人心中的愤慨之火，从而点明唐军挥师出兵是正义的自卫。长安与原庆诸州远隔千里，“烽火”之光焰无论怎样也不可能“照”到长安，但是，诗歌却运用强烈的夸张手法，囊四海于胸，笼千里于咫尺，形象逼真地写出了战火逼近的急迫。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危难之际，诗人义愤填膺投笔从戎、杀敌报国，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了。这两句将主观感受和客观的画面巧妙地联缀起来，既揭示了感情激荡的渊源所在，也为下文诗情的起伏“跌宕”做好了道义上的铺垫。

次联“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描绘了唐军出发的威武英姿和直捣敌巢的压顶气势，“牙璋”指代携皇帝“牙璋”之令出征的部队，同时，也包含着此次兵发西北，负有保家卫国之重任的意味。一个“辞”字，简洁精当地把将士慷慨激昂的出师阵容再现出来。“铁骑”两字，不仅显示了唐军军力的强大，锐不可挡，而且隐含了必胜的自信和藐视敌人所向披靡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一个“绕”字则形象地刻画了唐军迅猛抄袭顽敌的气势，使人顿觉雄兵有如从天而降，伏兵四起，敌人插翅也难飞越金刚铁桶。这两句看起来，好象“景语”，但实际上却饱含感情，读后让人豪气荡然满胸。

第三联“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重点勾勒的是唐军将士不畏苦寒鏖战疆场的图画。长风急雪的环境中战斗激烈的进行着。大雪飞扬，遮天蔽日，旗帜上的彩画在风雪交加中变得模糊难辨，但是，将士们尽管冰雪凝甲，仍然顶着呼啸的北风擂响战鼓奋力拼杀，勇往直前。诗歌从视听感官两方面来渲染血洒疆场的困苦，来烘托战士高昂的斗志和其激越难抑的报国热情。浅层次来看，这一联的画面似乎有些冰冷，其实，如果拂去外表景色的遮盖物反复咀嚼，我们就会感触到诗人炽烈的赤子之心，凸显出诗人借景喻情的高超手段。

末联“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首尾遥相呼应，言志抒怀。本来，诗人少年得志，仕途青云，生活优裕无忧，可是他不以功名利禄之事为己念，而欲展鸿鹄之志，报效国家，脚踏实地干一番保国安邦的赤诚事业，诗人觉得假如真能从戎报国，御险杀敌，即使只让担任一名低级军官，也胜过埋首于故纸之中、老死于蓬窗之下的愚腐儒士。在这个选择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杨炯的人生观比之那些一味偷机取巧、舍义逐利置国家民族利益于己之下的人来说，的确有天壤之别，不可相提并论。末联是诗人胸臆抒怀的点睛之作，也将全诗感情的高潮推向了极致。至此，在全诗感情洪流的奔泻之中，一个充满血肉富于立体感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随即呼之欲出。

除此以外，该首诗歌风骨雄健，在形式上也独有建树。《从军行》原来是乐府旧题，以叙述军旅战争为本色，杨炯却创造性地把它移花接木，借旧题而抒心意，并且写得对仗工整，明快简练，浑然一体。故王夫之高度赞赏杨炯“裁乐府作律，以自意起止，泯合入化。”这一评语不愧是中肯之谈。

古诗词鉴赏《从军行》唐

为乐府《相和歌·平调曲》旧题，多写军旅生活。

古代发兵所用之兵符，分为两块，相合处呈牙状，朝廷和主帅各执其半。指代奉命出征的将帅

阙名。汉建章宫的圆阙上有金凤，故以凤阙指皇宫。

又称龙庭，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的东岸。汉时匈奴的要地。汉武帝派卫青出击匈奴，曾在此获胜。这里指塞外敌方据点。

原意指草木枯败凋零，此指失去了鲜艳的色彩

一百个士兵的头目，泛指下级军官。

杨炯（650年－692年），汉族，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排行第七；唐朝诗人，初唐四杰之一。显庆六年（公元661年），年仅11岁的杨炯被举为神童，上元三年（676年）应制举及第，授校书郎。后又任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垂拱元年（685年），降官为梓州司法参军。天授元年（690年），任教于洛阳宫中习艺馆。如意元年（692年）秋后改任盈川县令，吏治以严酷著称，卒于任所。因此后人称他为“杨盈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