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帝王病”“贵族疾病”

“（痛风）是所有关节感觉中最暴力的，它可持续很久，而且会变为慢性......疼痛可能长期发生在大脚趾的固定位置......（但）它不是致命的” （希波克拉底，格言第四卷，关于痛苦的部分）

这也是痛风历史上最早的临床描述。

这样的疼痛不致命，但也无法治愈，总是反复出现，在历史上似乎像恶魔一样折磨着富亨，名士，音乐家，皇帝，诗人

「足疾无加亦不瘳，绵春历夏复经秋。」

白居易所患的足疾就是痛风，一年四季都受其困扰 也不妨碍他活到七十五岁，这在古代已是长寿。

也有因为痛风死了的，痛风不致死，但疼起来要命。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就因为痛风太过严重，无法再忍受投河自尽。

维多利亚时期痛风十分常见，在当时作家笔下留下了深刻 痕迹。英国早期的神秘小说大师威尔基 ·柯林斯是史上著名的痛风患者，从1853年至1889年长达36年，柯斯特一直在与痛风做斗争，直到最后死于痛风。他的作品如《白衣女子》《阿马达尔》中的人物也患有类似痛风的病，书中不时表露患病的痛苦愁绪。痛风也因为作家反复提及成了一种英国文风。

罹患痛风的名人不计其数，莫泊桑、牛顿、达尔文、伽利略、达 ·芬奇、米开朗琪罗、马丁·路德、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均曾为痛风所苦。

——患上痛风是上层人物的标识，是人们所向往的一种疾病。

“遍身疼痛，昼减夜甚。痛彻筋骨．有若虎咬之状。”痛风不仅从身体上折磨着患者，还衰弱其神经，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对于有才能的人是一种打压，假想没有痛风，他们又能为人类带来多少的文化，科学上的财富。

——痛风认识的萌芽。医家首提“痹”之名。《足臂十一脉灸经》云：“足跗肿．畀(痹)”。《阴阳十一脉灸经》记载“足小趾痹”“节尽痛……足中止痹”。《老官山医简》云：“凡痹者，其为痛也”。均指出足趾关节有肿痛症状，可见痛风性关节炎可归属于“痹”范畴。

《黄帝内经》最早对痹的病因病机进行了论述．这也是首次有了关于痹的思想理论，但无相应药物治疗的记载。其指出外感风寒湿邪是痹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也与季节气候，居住环境的变化有关，而机体气血失调营卫失和则是痹的内在原因，饮食不节，嗜食膏粱厚味则易诱发痹。首次出现 “秦廖”的记载，现今仍是治疗痛风的常用中药。《素问·痹论篇》记载“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提示痹的迁延可引起其他脏腑损害。

“痛风”“历节…‘白虎”“脚气”病名。“痛风”一词最早出现在《名医别录》云：“百节痛风无久新者。”其描述痛风症状为关节疼痛。

金匮要略设立历节病专篇详细阐述其病因病机。此外，医家还提出体虚致痹及热毒致痹。

治疗上出现了单味药如柏叶治湿痹，松节治脚痹疼痛，露蜂房治历节肿，说明这一时期已明确认识到应根据病因病机选择相应的除痹药物。同时，《食疗本草》《千金食治》《饮膳正要》提出大豆黄卷、粟米、牛酥、鳝鱼等食物可治疗痹痛，开拓以食治痹的思路。古籍中也记载了许多成方制剂，即详细规定剂量药方。

治疗上不止内服，《肘后备急方》《针灸甲乙经》《刘涓子鬼遗方》等古籍中记载了大量关于痹痛的外治法，如灸、烟熏、膏摩等。

医家提出更多痛风致病的病因，大大深入中医痛风理论。对于治痹的方法更丰富多样。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鉴别诊断，证候分型有了更加细致的区分，对于痛风各阶段的记录也十分详尽。此阶段医家还认识饮食禁忌的重要性。

虽然无法像西医一样科学具体呈现发病机制，但其治疗手段的多样性， 创造力，其中众多疗养的方法沿用至今，一定程度上缓解痛风患者的痛苦。

“不能步行的病”，并指出痛风是富者的关节炎，在他的《格言》(Aphorisms)中，他对痛风下了以下的结论：“太监不会得到痛风，女人在更年期以后才会得到痛风，男性在有性生活后才会得到痛风，痛风的发炎在发生后40天内就会消退，痛风在春秋两季较会发生”。他认为，丰富的食物和葡萄酒与发病有关，并提出“体液论”，为后来探索出痛风的病因属高尿酸血症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元3世纪，罗马医师盖伦首次描述痛风石（尿酸盐），他认为，由于淫乱、遗传和体液在体内的蓄积而造成痛风发病，强调节食、戒酒、禁欲。公元12世纪，一位名为Randolphus of Bocking的修士首先使用英文字“gout”代表痛风，gout由拉丁文Gutta而来，是一滴的意思。以当时中世纪的医学概念“四体液说”而言，痛风是被认为是关节部位被魔鬼放了恶毒液体 。

1776年，瑞典化学家Scheele证实痛风患者尿结石中含有一种有机酸。1797年，英国化学家Wollaston从自己耳廓上取下了一个痛风结节，并从中分离出了尿酸，人们才认识到沉积在关节和组织内的这种毒物就是尿酸。

1798年，法国化学家Antoine Fourcroy发现上述有机酸是正常尿液中的成分，取名为尿酸。1824年，英国内科医生Garrod用化学分析法在痛风病人血液中测出了高浓度的尿酸，他指出痛风发生的关键是尿酸生成过多，从此，人们对痛风认识有了新概念。

1850年，英国医师Garrod Alfied（1819—1909年）确定痛风患者血液中尿酸浓度增高，并于1855年出版了第一部痛风专著，被誉为“现代痛风之父”。

1898年，德国人Emil Fischer发现尿酸来自嘌呤代谢；1913年Folin和Denis首次介绍了血尿酸的测定方法。

从此痛风的面纱被彻底揭开，由嘌呤代谢产生的尿酸过多在关节组织沉积尿酸盐或引发炎症导致疼痛，痛风患者必有高尿酸血症，其属于代谢类疾病。

——什么原因，使尿酸升高，导致痛风发生。那么只要控制或是降低尿酸水平，一切有关痛风的困扰都可迎刃而解了， 不然，尿酸对人类进化至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人类是唯一自发发生痛风的哺乳动物，容易受到饮食等众多因素影响。究其根本，是人类基因中缺少尿酸酶。较高的尿酸在一些学者眼中是进化的优势 ——尿酸具有抗氧化的能力，可以减少自由基生成有助于预防和修复氧化损伤，可能帮助人类长寿，保护神经组织，利于复杂的神经网的形成，提高智力。史上许多名人苦于痛风， 。不得不感叹痛风真是一个复杂又奇妙的疾病。

,胥亦,林志健,等. 痛风病中医认识源流考[J]. 世界中医药,2024,19(13):1875-1880,1888. DOI:10.3969/j.issn.1673-7202.2024.13.001.

. 论疾病与白居易诗歌的关系[J].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007(004):91-95.

3、“呜呼，我已经患上痛风了！”

本文为《医学与历史》课程作业选登

历史上用人名或地名命名的疾病

医学史上为了纪念在某个疾病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或重大牺牲的人或地区，我们经常会用他们命名那个疾病。

1910年，美国病理学副教授立克次在研究落基山斑疹热时不幸因感染斑疹伤寒身故。1916年罗恰·利马从斑疹伤寒病人的体虱中找到该病的病原体，并建议取名为普氏立克次体，以纪念从事斑疹伤寒研究而牺牲的立克次和捷克科学家普若瓦帅克。

1932年Crohn、Ginzterg和Oppenheime描述了一种特殊的肠炎。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医学科学国际组织委员会将这个病定名为Crohn病。

1935年，在黑龙江克山县发现以扩张性心肌病为特征的不明原因心脏病，命名为“克山病”。一般认为这个病可能与缺硒有关。时至今日，克山县人民对这个名字也没有什么意见。

1956年，日本熊本县水俣湾发现一种以神经系统受损为主要表现的怪病，后来发现这是有机汞中毒造成的。这个病被称为“水俣病”。

病毒溯源没那么简单！历史上很多疾病来源至今是谜

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每个人都想知道，这种病毒究竟从何而来？找到致病病毒源头的工作，就是所谓的“病毒溯源”。

“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更重要的是，病毒溯源对传染病防治意义重大。找到病毒源头，理解病原是如何发展成对人类致病的病毒，才能回答病毒会不会反复出现，也就是大家关心的是否会卷土重来的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赵国屏研究员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然而，尽管全球科学家都在苦苦探寻，目前看来，新冠病毒的起源依然扑朔迷离。“事实上，不只是新冠病毒，人类历史上很多疾病，如艾滋病、SARS等，对其源头的探索，虽然有了很大进展，但至今还在继续。病毒溯源本身就是个科学难题，很复杂，需要较长时间而且存在不确定性。”赵国屏说。

“对于未知病原病毒溯源，至少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找到致病的病原体，第二步确定到底是哪种动物被最先感染（或者就是天然携带者），即病毒的天然宿主；在这一步上，还需要探寻病毒从天然宿主到感染人，再在人间传播的过程及其机制。”赵国屏说。

赵国屏表示，病毒溯源需要证据，是“科学举证”的过程。其证据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生物学证据，包括病因学、临床医学和流行病学等证据，其优点是“真实世界”的显像，但也存在获取过程中人为因素干扰，以及实验过程的困难等；另一类是分子生物学证据，包括基因组测序、抗体检测等，它的优势是“确切”，但要与生物学证据建立联系，不那么容易。

以找病原体来说，需要满足科赫法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武桂珍研究员介绍，科赫法则由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提出，它是指确定一种病毒为致病的病原微生物需要4个标准：在每一病例中都出现相同的微生物，且在健康者体内不存在；要从宿主分离出这样的微生物并在培养基中得到纯培养；用这种微生物的纯培养物接种健康而敏感的宿主，同样的疾病会重复发生；从试验发病的宿主中能再度分离培养出这种微生物来。

SARS暴发时，荷兰Erasmus 大学的两个团队正是用这一法则确定了SARS-CoV是SARS的病原。他们用SARS-CoV感染食蟹猕猴，出现了与人感染SARS-CoV相类似的症状，从感染的猴子体内分离到的病毒与当初接种时的病毒相同，感染的猴子体内能够检测到SARS-CoV特异的血清转化。

然而，武桂珍表示，找到病原体只是溯源的第一步。中华菊头蝠到底是不是SARS的唯一自然宿主，它携带的病毒是如何变异成果子狸携带的病毒，还需进一步研究。

“完全按照科赫法则去寻找病原体需要较长时间，在当今时代需要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如血清转化和基因测序，加快对疑似‘病原’验明正身：属于什么物种，是否是一种未被认识的新物种等。从溯源的全过程看，最终要由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两大技术所获信息‘证据’，汇聚成链，相互印证，才算是真正完成了任务。”赵国屏补充说。

“一般来讲，病毒溯源有两条路径，一是流行病学调查，二是动物和环境中的病毒分布调查。”南方医科大学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主任赵卫说。

赵卫表示，一般传染病溯源的流行病学调查是从第一位被发现的患者的接触史开始，即要找到“零号病人”，但这项寻找工作可谓难上加难。

以艾滋病为例，1980年10月到1981年5月，在美国洛杉矶有5位以往很健康的年轻人患上了卡氏肺孢子菌肺炎，这是一种非常罕见又严重的感染，通常只会出现在免疫功能严重低下者身上。5位年轻人病情迅速恶化，被报道时，已有2人死亡，这是最早发现的艾滋病人，但当时即推测这种疾病已在世界上传播了较长时间。

8年后即1988年的一项研究找到了更早的美国病人，研究人员检测一名叫Robert Rayford的15岁青少年1968年留下的组织样本时，结果呈HIV阳性。之后又过去10年，1998年，科学家又在刚果首都金沙萨找到了一份来自1959年的血液样本，发现这份血液样本中就含有HIV-1。目前，这是人类能够确切追溯到的最早的“零号病人”了。但他真的是“零号”吗，至今无法说清。

其次，动物和环境中的病毒分布调查是最直接、最重要的手段。赵卫介绍，如科学家发现非洲喀麦隆南部灵长类动物身上带有与HIV极为相像的病毒SIV，也即猴免疫缺陷病毒。所以，有科学家提出了“受伤猎人”理论，即一位受伤猎人接触到灵长类身上的病毒，最先被感染。现代最凶险的传染病之一埃博拉出血热，目前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其来源于果蝠，因为整个撒哈拉中部和南部的非洲地区有不同种类的果蝠可以携带这种病毒。

近年来，生物信息学技术进展迅速，科学家可以通过基因同源性比对确定不同病毒株间的亲缘关系和传播过程，甚至可以通过“分子钟理论”推算出某种病毒的起源时间。但在溯源方面，这些都无法替代传统的流行病学调查。

在赵国屏看来，对自然来源新病毒的溯源，就像刑警破案。刑警到作案现场，首先收集证据，然后多方调查，形成各种假说；顺藤摸瓜，排除并查找新证据、新线索，最后找到作案嫌犯。同时，嫌犯供述犯罪过程，并指认作案第一现场及作案工具藏匿地点，与获得的证据互相印证。其中任意环节出问题都可能没有结果。

病毒很狡猾，尤其是基因由核糖核酸（RNA）而不是脱氧核糖核酸（DNA）构成的病毒，更容易发生变异，而且变异的程度更高，速度更快。

赵国屏介绍，冠状病毒就是更为狡猾的RNA病毒。其基因组比较大（是HIV病毒基因组的3倍），也容易出现包括缺失、重组之类大片段的变异；当然，绝大部分变异对于病毒的生长繁殖都是不利的，因此，在病毒复制的过程中就被自然淘汰了。

赵国屏认为，病毒在跨种传播过程中，需要积累适应新宿主（人类）的那些变异，形成在人群中扩散的“传播性的克隆”，那就是现在反复检测测序的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毒株。可是，在这个早期的积累过程中的绝大部分变异，并没有明显的对人感染的“表型”，被发现的机率自然是很低的；但这正是溯源所需要的“科学证据”。

以SARS为例，其暴发后科学家就一直在寻找源头。2005年，科学家在三种蝙蝠中发现了SARS样冠状病毒，但基因组序列都与SARS冠状病毒基因组差异过大。直到2015年，在中华菊头蝠中发现SARS样冠状病毒，与人SARS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有96%的相似性，才算基本揭示SARS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

“病毒溯源极其困难，包含了很多不可控因素。有些证据丢掉了，可能永远找不到了。很多情况下，把链条完全连起来是不可能的。有些是长期研究也未必能搞清楚的，只能形成推论，更多的还是找到节点证据。对此，大家要有一个合理的预期。”赵国屏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