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师长被调离，给四野首长干两个月副手，南下当团长、师长等职

1949年，随着平津战役的落幕，王明贵作为四野47军160师的师长，便告别了野战部队，开始了他职业生涯中新的篇章。此后的任职安排却显得十分临时和随机，他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频繁更换多个职务，仿佛命运的齿轮在不断转动。

王明贵的抗战经历始于东北，他在1934年便投身于革命事业，从那时起几乎未曾离开过东北这片土地。若说他有过离开，那也不过是跟随抗联队伍撤退到苏联进行休整。直到苏联出兵东北时，他在周保中将军的指挥下再次迈入故土，参与嫩江地区的工作。他担任军区负责人，致力于剿匪和巩固根据地建设，同时也为前线输送兵力，充分展现了他在这片土地上锤炼出的坚定意志和军事才能。

原本王明贵作为一名军区司令，与纵队司令的级别相当，但1948年骑兵纵队组建时，他的职务发生了调整，转变成了师长，并后续担任了独立师的师长。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军区的多个独立师被重新编入12个野战纵队中，王明贵所指挥的师则成为了47师160师的一部分。这支部队的构成颇具优势，乃是高素质的翻身老百姓组成，尽管在战斗力上可能稍逊一筹，但忠诚度极高。因此，在平津战役后，考虑到这支部队的纯洁性，决定将其留驻京津地区，负责保卫中央领导的安全，编号也随之改为207师，原45军的师长吴烈被任命为新师长。而王明贵身为重要干部则被调离，其他干部几乎未有变动。

对于王明贵的职务安排，时局复杂，各部队并不缺乏军事主官，因此他被临时指定为四野上干大队的副队长，领导则是林总。上干大队自东北时期便已成立，首任大队长为陈伯钧，第二任则是洪学智。上干大队的职能主要是对师团干部进行短期培训。随着辽沈战役的升级，该大队的学员也顺利毕业。如今，上干大队的工作繁重，具体事宜由副队长负责。在这个角度来看，王明贵虽然在职级上是师长，但实际上也可以视作林总的重要助手。他在此岗位上工作了两个多月，随后随着四野主力部队南下，组建南下工作团，该团下辖三个分团，每个团人数均超过3000人，王明贵被任命为第三分团的团长。在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后，他搭乘火车向南出发，途中经历了走走停停，最终在10月份抵达了汉口。

随着广西的解放，王明贵所率领的第三分团来到了广西，参与了中南军政大学广西第一分校的组建，校长由张云逸兼任，而王明贵被任命为副校长。因为先前在上干大队培养师团干部的经验，他在军事教育领域颇具资历，能够胜任这一职务。在军政大学分校工作了近一年后，王明贵被调任中南铁道运输司令部副司令员，负责铁路运输的相关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又调任公安19师担任师长，1954年，他入读公安部速成中学进行为期三年的学习，完成学业后并未重返到19师，而是被调往黑龙江军区担任副司令员。

黑龙江是王明贵的故乡，也是他长期奋斗的战斗之地。究竟是他主动申请调任，还是组织的安排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接下来的几十年他一直扎根于黑龙江。直到1966年，他因健康原因辞职休养，而在11年后的1977年，他被安排到二线职务，1978年转为省军区顾问。最终，他于1983年正式离休，这一年的他正值高龄，带着历史的沧桑与风霜，退出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四野首长想从地方调他当兵团政委，聂老总：剿匪需要他！无缘南下

1949年4月，在长期的围困之后，大同迎来了和平解放。王平作为前线负责人，前往华北军区司令部汇报工作。恰巧，他遇到了四野政委罗荣桓。经过一番交谈后，罗荣桓希望王平加入四野，担任兵团政委。换句话说，这就像是现在的“挖墙脚”了。

尽管平津战役已经结束，华北的战事也基本平息，但地方上仍有许多事务需要处理。那么，罗荣桓为何偏偏看中王平呢？四野兵员众多，难道就不能找到其他合适的政工将领来担任兵团政委吗？

王平的背景可不简单，他是政工出身。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已经在红三军担任过职务。后来，随着红军进入陕北，王平被派到当地红军工作。抗战爆发后，他被派往晋察冀敌后展开工作。此时，正是作为115师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带领着政治部在当地进行政治宣传。王平此行是独自前往，需要一些骨干力量的协助，罗荣桓便抽调了几十名干部来支援。罗荣桓离开后，曾希望这些干部归建，但王平因当地干部稀缺，没有按计划将他们送走，反而选择留了下来。自那时起，王平便一直驻扎在晋察冀，直到新中国成立。

在晋察冀军区成立后，王平担任了军分区政委以及二级军区政委等职务。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在地方军区担任政委、司令等重要职务。他的职责主要是发展和巩固根据地，保证后勤保障，协助主力作战。例如，在清风店战役中，主力部队在保定北部，他奉命从阜平赶到前线，利用地方部队的力量迟滞敌人北上，争取时间让主力部队及时抵达战场。

1948年，大同周边被解放，军事上采取了“围而不打”的策略，因当地文物古迹众多，一旦交战，损毁严重。因此，采取了政治攻势，使敌人从内部瓦解，最终实现了和平解放大同。考虑到王平在政治工作中的突出能力和丰富经验，他完全有资格担任兵团级职务。

实际上，在东野改编为四野后，四个兵团的领导层已经确定，罗荣桓决定让王平担任13兵团政委，因为原来的政委肖华需要去参加国际会议。那时，四野正在南下解放中南，部队急需干部，而华北军区也抽调了萧克、赵尔陆等作为参谋长南下。尽管王平有机会担任这个职位，但聂荣臻最终并未批准。这是因为平津战役结束后，华北军区的部队已成为战略预备队，根据战局需要调动，因此许多干部被外调。尽管战事已平，但剿匪、土改等事务仍需大量人力，因此未能批准王平南下。

1952年，王平在军队评级时被评为副兵团级。从他的资历和职务来看，本应被评为正兵团级。然而，军队的评级不仅仅取决于资历和职务，还需要考虑战绩。王平长期在地方部队任职，虽然他的贡献不可小觑，但与一直在前线作战的政委相比，战绩相对较浅。

像韦国清、莫文骅、李天焕等人，尽管曾担任兵团政委，最终被评为副兵团级，其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并非始终在前线工作。如果王平被调到四野担任兵团政委，日后的评级也许不会有太大差异。四野南下后，虽然打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战斗，如衡宝战役，但总体来说，13兵团的任务主要是解放广西。最终，王平并未调去四野，而是14兵团的政委莫文骅调任了13兵团。

新中国成立后，王平在抗美援朝战争后期，被调任担任兵团政委、志愿军副政委等职务，并且在这些岗位上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野首长亲传秘法：什么是四快一慢，一点两面？指挥员的必修课

1947年年底，东野部队正在执行严峻的冬季战役任务，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野司突然下达了一个指令，要求调派260多名军事干部，尤其是一些营团长，前往哈尔滨军大学参加集训。这一命令立刻引发了不少老战士的不满。许多人自认为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深厚的资历，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再去学什么战术指挥，尤其是战斗一线的经验早已让他们对这些理论产生了轻视。有的战士甚至抱怨道：“我又不是司令员，学那些有什么用？”这些言辞无疑显示出他们对上级命令的抵触。

此时，东北的解放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多。尽管野司不断强调“四快一慢”和“两点一面”等战术原则，但对于这些战术的具体内容，许多中级指挥员其实并不完全理解。他们虽然嘴上常挂这些术语，甚至能背出一些简略的解释，却很难准确说明这些战术背后的精髓。一些人只能模糊地说：“这些东西是不断变化的，现在的‘四快一慢’以后或许会有不同的变化。”由于战场情况复杂多变，他们对此并不具备深入的认知。不过，得益于军政大学的老师们的严格教导，大家终于开始认真投入到学习之中。就在这时，许多原本自认为掌握的战术要点，竟然变得陌生且难以理解——这让他们深刻感受到，原来自己之前对这些知识的理解不过是皮毛罢了。

到了1948年2月中旬，冬季战役即将接近尾声之际，四野首长亲自从双城赶到哈尔滨，专门为军政大学的中级指挥员们授课，时间虽然只有一天，但内容却非常关键。四野首长讲授的主题非常简明扼要——解释什么是“四快一慢”。

四野首长首先指出：“‘四快一慢’并非是我们独创的东西，它自从战争存在以来，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战术原则。”他进一步强调，“当我们面对弱小敌人时，像遭遇战和追击战，我们可以不去过度强调‘四快一慢’，但如果我们要进行正面的大规模兵团对抗，这一战术原则就显得至关重要，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外国也同样适用。”换句话说，过去的游击战和机动战强调灵活性，而如今我们正面交战的规模越来越大，忽视“四快一慢”的原则，很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是血的代价。

“四快一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这一战术的核心包括：进攻时的速度要快；敌人被包围后的准备工作要快；突破敌人阵地后，扩大战果的速度要快；敌人溃败后，追击的速度要快；而唯一需要慢的是，发起总攻的时机要经过充分的准备，不能匆忙行事。

对于这些字面上的解释，所有人都能理解，但四野首长强调，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掌握这些原则的内涵和相互间的联系。他进一步讲解：“‘四快一慢’的最重要原则，不是‘四快’，而是‘一慢’。什么时候需要‘一慢’呢？就是在准备充分之后再发动攻击。”他指出，这才是战术中最难把握的部分。在准备充分之前，无论上级如何催促、如何批评，指挥员都必须保持冷静，确保准备工作完成后再打，不可以因外界压力而急于行动。指挥员如果能够在关键时刻沉着应对，甚至能“慢”下来，以确保战斗的成功，反而能减少损失。

“四快一慢”中的“慢”是非常核心的部分，因为很多指挥员在面对战斗时，往往容易被热血冲昏头脑，急于发动进攻，而忽略了战争背后的理性和准备。事实上，战斗不仅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智慧和战略。若未能对敌人的实力、地形、战术等有充分把握，盲目进攻只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战场上的决策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做好充足准备才是赢得胜利的关键。

在完成准备工作，做好战术部署之后，“慢”就不再适用，接下来要迅速执行“快”。四野首长解释道，向敌人进军时要迅猛，决不允许敌人有任何逃脱的机会；在敌人阵地上抢占时，要迅速了解地形、选择突破口，做好所有准备；突破后，部队必须迅速扩大战果，巩固优势并扩展自己的战果；而在敌人溃败后，追击时要紧紧跟随，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确保全歼敌人。

总而言之，“四快一慢”的核心是如何在适当的时候选择“慢”并进行精心准备，而后再迅速执行“快”。这一原则犹如在运动员的起跑阶段，必须深蹲积蓄力量，才能一跃而起，达到最高的效果。

最后，四野首长再次强调：“如果不能理解并正确运用‘四快一慢’，就无法实施‘一点两面’的战术。”那么，所谓的“一点两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点”强调在进攻时要集中兵力，集中优势力量攻击敌人的一个薄弱点，而“两面”则指在集中兵力攻击敌人主阵地的同时，要部署兵力对敌人的侧面和后方进行牵制，形成双重打击，令敌人无从应对。这种战略让敌人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既要应对正面的进攻，又要顾忌背后的威胁。

“四快一慢”和“一点两面”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辩证法，结合实际战场需求，完美地诠释了如何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调整战术。这不仅考验着指挥员的决策能力，更加考验他们的智慧和军事素养。